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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十数万徐州无辜百姓，一时间“泗水为之不流”。《三国志》卷八《陶谦传》。曹操征战，凡遇顽强抵抗，就残酷地整座整座地屠城。建安三年“九月，公东征（吕）布。冬十月，屠彭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河北平定后，曹仁率军包围壶关，“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曹操部将夏侯渊”攻兴国，屠之“同②……曹操还下令”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建安十三年，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征讨江夏太守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曹操、孙权如此野蛮，如此滥杀无辜，这大大有悖于汉族的高度文明，然而这种现象为何在汉魏之际竟频频出现，我认为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关，凉州军阀是始作俑者，其罪不可逭也。
东汉时已经用纸，但造纸术还不发达，不知书的凉州兵又把珍贵的简策帛书付之一炬，使两汉灿烂文化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凉州将领的另一特点就是性多疑忌。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员大将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很快攻克了长安，诛杀了王允，重新掌控了朝廷中枢。但为时不久，即遭覆灭。其败亡之因颇值得研究。前文已述，凉州兵极具战斗力，靠外部力量是很难将其打垮的。李傕、郭汜统率的凉州兵团主要毁之于持续不断的内讧。其因乃凉州将领性多猜忌，李傕在把持朝政后，很快就与樊稠发生冲突。马腾、韩遂攻长安不克，败退，樊稠在追赶中，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放走了韩遂。然而此事被李傕之侄李利获知，“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意，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与坐杀稠”。《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樊稠被杀后，四大将中的张济驻军于弘农。朝中执掌大权的唯有李傕与郭汜。但不久，“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李傕与郭汜为何会“相疑”呢？《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典略》曰：“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傕与汜婢妾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间之。会傕送馈，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倘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于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李、郭两人，一人劫持天子，一人劫持公卿，大战长安城中，直杀得凉州兵团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最后，郭汜为部将所杀，张济出关攻穰城，战死。建安三年，段煨奉朝命讨灭李傕。自此，董卓、李傕这一派系的凉州兵团遂告覆灭。
马腾、韩遂属于另一派系的凉州兵团，但其内部亦是矛盾重重。马腾与韩遂先是“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建安之初，在司隶校尉钟繇的调解下，双方的冲突方才告一段落。
建安十三年，朝廷征马腾入京师，拜为卫尉。马超之弟马休与马铁分别被封为奉车都尉和铁骑都尉，其家属全部迁徙邺城。马超被拜为偏将军，统率留在关西的马腾部众。然而在建安十六年，马超竟然置老父马腾及亲兄弟马休、马铁等家属的生死安危于不顾，悍然起兵作反。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当然是导致“腾坐夷三族”，且不说君主专制社会株连制度和夷三族的做法对不对，只是就当时情况而论，曹操为了避免诸侯豪强割据，要各地诸侯抵押人质的措施显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而马超在曹操没有做任何对他不利举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疑（钟）繇欲自袭”这样子虚乌有的事，就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实在是极不明智的举动。
曹操能够击败马超，并非操军实力强于西凉军，而是曹操利用了马超性格多疑的弱点，用了离间妙计。《三国志·武帝纪》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曹操用计的情节：“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这时曹操突然发起总攻。由于马超、韩遂有了隔阂，互相防范，不能合力形成拳头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
在三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轻狡反覆”的人物当然是吕布。《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斥其为“三姓家奴”，然而，凉州兵团中也不乏反复无常之徒。其中以马超、张绣最为突出。
马超失败，被逐出凉州，即赴汉中依附张鲁。《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马超“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说明对马超来投，张鲁是重视的，并欲以女嫁之。但马超遭到张鲁手下的攻击，认为马超”不爱其亲，焉能爱人“，即暗示马超连自己家属的安危都不顾，也就完全有可能背叛张鲁。张鲁终于接受谏阻，不予重用。《典略》又说：”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马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这里用了一个”逃“字，说明马超并非光明正大地离开汉中，而是其背叛张鲁的阴谋已经败露，这才匆匆出逃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另一条史料佐证。”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超仓皇出逃时，连自己的小妾和儿子都来不及带走，可见当时形势之紧急。张鲁当时因考虑到马超可能的报复，故没有对马超的家属予以惩治。等到曹操攻下汉中，张鲁投靠曹操时，张鲁也就没有后顾之忧，故手刃超子马秋。为何张鲁对马超充满刻骨仇恨，不能报于其本人而报于其子呢？这只有一个可能，即马超企图或者阴谋消灭张鲁，夺取汉中，马超之仓皇出逃，正是这个阴谋暴露的结果。
马超入蜀，刘备处于一种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要利用马超“深得羌、胡心”的优势，作为夺取凉州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马超“勇而不仁”，“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故刘备对马超采取的是予以高官厚禄，而不予重用的策略。马超也深知自己的处境是“羁旅归国”，故“常怀危惧”。
然而马超以往反复无常的经历，仍然被人所利用。《三国志·彭羕传》说：“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于是收羕付有司。“所谓”老革荒悖“，裴松之注曰：”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从彭羕和马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二人都对刘备不满，彭羕甚至骂刘备为”老革“，同时也说明二人在背后议论，并不仅仅是这一次，而是经常的，”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直到彭羕提出谋反，让马超统兵在外作战，自己在内运筹帷幄，夺取刘备的天下。马超这才感到非同小可，不但当时”大惊，默然不答“，而且事后”具表羕辞“，抢先告了彭羕一状，为自己开脱。为何马超这次没有跟随彭羕反叛刘备呢？这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前两次反叛曹操、反叛张鲁，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除爱妾董氏被人霸占，幼子马秋被张鲁杀死外，其”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这个”背父叛君，强而无义“的西凉大将直至其晚年才表现出思维的清醒和理智，故最终得以善终。
董卓所部四大将领之中，残暴反复而疯狂的李傕、郭汜、樊稠一一败亡之后，剩下一个较“温和”的张济，为部队的就食问题战死于穰城，其侄张绣统率余部，并顺势依附于荆州的刘表。曹操伐刘表时，张绣降曹，但不久即叛，不仅重创曹军，且杀死了曹操的儿子、侄子和爱将典韦。张绣之所以叛变，是因为曹操好色，“纳济妻（张绣之婶）”，使张绣感到耻辱，故不惜与操翻脸。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的关键时刻，张绣竟然再次投降了曹操，而这次降曹是他手下谋士贾诩出的主意。贾诩的理由是“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而“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一番话说得张绣心悦诚服，于是“率众归太祖”。《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张绣、贾诩等人叛曹又降曹的举动虽然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但毕竟与他们身上固有的凉州羌胡习气有关。羌人的那种“叛服无常”的习性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然而，“叛服无常”者终究难有好的下场。张绣在官渡之战中力战有功，后又“破袁谭于南皮”《三国志》卷八《张绣传》……在当时财政极度困难、“诸将封未有满千户”的情况下，曹操独封张绣食邑两千户，算是对其最高的赏赐。然而，两年之后，在曹操率兵征讨乌桓途中，曹丕却对张绣言道：“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三国志》卷八《张绣传》注引《魏略》。张绣知道，此事的幕后指挥者是曹操，胜利后的曹操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他知趣地“自杀”了事。张绣死后，其子张泉继承爵位，然而因涉及魏讽的谋反案，“被诛，国除”。
最后要讨论的是，凉州军事集团为何有能力摧毁关洛京畿地区与东汉帝国的中枢，有强于其他军阀的战斗力，却没有能力建立政权或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我认为，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以马超等人为代表的凉州将领长期受羌胡习俗的影响，反复无常，多疑易叛。其军队内部亦是“莫相归服，军无适主”，缺乏凝聚力，故而暴起暴落，难以持久。其二，在中原士大夫的眼中，凉州军事集团在汉魏之际的活动，尤其是董卓进京后的暴行，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东立足，就变得愈加困难。其三，中原重礼乐，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凉州被当时人们视为“边鄙”。如李傕是凉州北地郡人，就被称为“边鄙之人”，含有轻蔑之意。至于轻蔑的原因是因为凉州人“习于夷风”，长期与羌胡杂居，与内地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关东人认为“凉州寡于学术”，即凉州文化属于低文化层次。由于凉州武将的文化较为浅薄，故而能“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正因为得不到关东乃至整个天下士大夫的有力支持，凉州军事集团最终灰飞烟灭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