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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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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神宗锐予改变,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绾(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亶(与邓绾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雱(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惇(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
  文彦伯(老好人)
  张方平、范镇、欧阳修(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常(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国(王安石弟)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宋敏求、李大临(熙宁中三学士)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绾等诸人。他的强国梦破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神”宗这个谥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亶、邓绾。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霁月胸怀,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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