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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级、科级，到处级的太多了。他对徒弟的态度不是根据对方的职务、身分，而是看他们的做人准则、武德和吃苦精神。
许继春是郯城城关人，四方脸，个子长得墩墩实实的。他十五岁开始打铁，一干就是十年。练拳浑身是劲，能一只手举起八十多斤的铁砧子，就是大杠铃平车轱碌也能连举四十次，面不改色、喉不带喘。他一九七五年就跟高宗藩磕头认师了。他先练的是长拳类的套路，洪拳、查拳、少林拳、螳螂拳、劈挂拳、王子平二十法等，后来又练太极拳。在器械上，他练过青龙剑、扭丝棍、四门枪、哪吒枪、拦马刀、绳镖等。
学拳、练拳是要吃苦的，他和他的师兄弟们都是肯吃苦的“主儿”。王新建、朱建国都在食品公司工作，许继春总是四点钟起床，先自己练一阵，然后再把他俩喊起来练。为了练弹跳力，他们用砖头垒起来往上跳，逐渐加高，后来就往食品站装猪的台子上跳，再后来就在腿上绑了沙袋子跳，许继春在练四路华拳中飞天卧伏，后接乌龙绞柱再接鱼跃前滚翻时，被跌得遍体鳞伤；在练绳镖时，头被打破出了许多血，自己还以为是淌的汗；练青龙剑时，两条裤子被扎破、鼻子也被削破了；杜其善在练大花枪时，一个败势子接旋风脚，没过来摔了个大放墙；练刀时，一个右手缠头刀，左手拍脚的动作没做好，一刀削在脚上；马德江和骆建练大花时，抛枪，腾空二起脚，一枪扎在脚面上，硬是咬着牙拔了出来。
高宗藩的弟子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极强的毅力，所以个个都练出了一身好功夫。
第三节
原红花埠食品站站长李明礼，是个老同志。虽然，高宗藩跟他是属上下级关系，但高宗藩从来就没看低过李明礼。同样，李明礼也很尊重高宗藩。确切的说，他们俩是同志加朋友的关系。
一场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不少人的嘴脸和灵魂，并由此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阴差阳错之事。有些事，当时令人发指，事后也叫人啼笑皆非。
文革运动之初，革命是革资产阶级路线的命；造反是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先从建国十七年来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这些大事大非上作文章。革着、造着就要上挂下连，要顺藤摸瓜，找出他们的代理人，再找出代理人的黑干将，黑干将的小喽罗、小爬虫，运动也就越来越向纵深发展、越来越波澜壮阔。于是以线划人，分出红和黑来。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朋友绝交，不知世间情为何物了。
从颜色上，大家争一个红字。所有颜色中红色最好嘛！红色新政权、红色根据地、红色种子等等，红色就是革命、就是正义，其它颜色就是其反面。江苏某县化肥厂突发奇想，认为长期以来的安全指示信号有问题。绿灯表示正常，红灯表示故障，这怎么可以？先是贴大字报，批判原设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物，后作出规定纠正过来。结果由于工人一时没适应，一见红灯立即按停了机器，造成一次全厂突然停机的大事故。
从个头上，大家争一个大字。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连等等，沾了大字边就是气势恢弘嘛！于是造反组织的名称越来越大了，你是造反队，我就是兵团，他就拉起了司令部。公章当然也是越来越大，你的直径四公分，我就刻个五公分的，他索兴就不讲规格，刻个碗口大的了。
人们哪，疯狂了。
造反派组织之间，当然谁都说自己一方是在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方则是十恶不赦的保皇派，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为了搞倒对立面，就得整对方的材料、抓对方的辫子。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只好凭道听途说和想当然了。为了显示本组织的革命性，最有力的做法就是打倒一个走资派。各单位的当权派又成了造反组织的抢手货，大家都想在他们身上捞点油水，因此当权派又成了大造资产阶级反的众矢之的。
造反派们实在抓不到高宗藩什么现行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从他的历史上打主意。经过排找线索、内查外调，有个别人反应，此人会拳，就是不本分的迹象。据了解，过去就有领导说他踢腿弄拳的就不是好农民。又有人反映，他年轻时在武术馆学拳时，跟国民党军队有过来往。善于捕风捉影的造反小将们无风都能掀起三尺浪来，何况有点风而且这个风还不小啊！这条消息经过三传四传，就成了高宗藩当过国民党的兵，还杀过共产党。
李明礼与高宗藩共事多年又是朋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他根本就不动头脑去想想，高宗藩就是本地人，他如果当过国民党的兵，能瞒住谁？他要是真的杀过共产党，还能逍遥法外到今天？然而，李明礼却信了，而且义愤填膺。这还了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从苦海里救出来的，绝不能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一定要不念私情，坚决和高宗藩划清界线。
在批判高宗藩的大会上，李明礼挺身而出。他声色俱厉，慷慨陈词，把高宗藩狠狠地批了一通。会后，高宗藩找到他，问他说：“明礼同志，你批判我，我一点意见也没有。但说我是国民党的兵，还杀过共产党，许多群众不知底细跟着人云亦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有人在诬陷我呀！”
李明礼见高宗藩胆敢来找后账，把眼一翻说：“高宗藩，你的事我怎么能知道？人家都揭发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过去，你是国民党的兵，现在你是走资派。谁是你的同志？你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不然还得狠狠地批！”一席话，说得高宗藩从头凉到脚后跟。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戈培尔的“谎话说三遍，就会变成事实”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造反派的“内查外调”实际上就是公开的胡编乱造，鬼影子是见不得太阳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县革会专案组是严肃的，高宗藩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说实在话，这还得感谢那些谣言家。因为他们把谣言造大了，高宗藩的问题涉嫌杀害革命者，这在全县是大案能不尽快查处么？这一查，倒把高宗藩的问题都搞清了，所以作为“解放”干部站了起来，也就是结合到单位领导班子里去了。而李明礼却没被结合，还有一座炼狱在等着他。历史常开这类玩笑，人们把它叫作“十年河东转河西”。
高宗藩和李明礼的位置调了个个，没要十年只几个月的时间。
李明礼在高宗藩跟前是个兵，但在食品站就是个头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游戏，“游戏规则”是，凡头头都得过过堂。不管是大单位、小单位，大头头、小头头，都免不了站队、亮相、解放、结合这个固定的程式。当然第一步是打倒，“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嘛。李明礼虽然高举过造反大旗，支持过某一造反派组织，但“游戏”的全过程都得走，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得跳过去的。因为你是头头，就有可能是走资派；你参加过造反组织，说不定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大萝卜不是红皮白心的么？！
在被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揪斗中，在被发言者咄咄逼人的训斥下，李明礼才真正感到被冤屈、被污陷、被革命、被造反是个啥滋味儿。孤独、沮丧、苦闷、彷惶，纠缠着他。就像一口吞进了二十五个小老鼠，百爪挠心。
所好的是，公司革委会是高宗藩说了算，他不准公司本部和下属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乱来，否则李明礼可就受大罪了。社会上有些单位的当权派参加了某个造反组织，被另一个组织弄去批斗时，头被按得很低，脖子里挂个很重的牌子，面前放一只又骚又臭的尿桶。一场批斗会下来，五脏六腑得翻腾几天。而本派又不甘示弱，也得组织一场批斗会，还要在对方的基础上再加加码。这样当权派的罪就够受的了，可是据说你要是到世界革命的心脏北京一看，那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人步行赴京串连，一下子闯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巧看到电影演员赵丹在劳动改造。只见他脖子里挂了一块牌子，上写“混世魔王”四个字。那块牌子是用铁板制的，不知其重量，只见系牌子的细铁丝把“魔王”的脖子里勒出一条血红乌紫的沟。天子脚下的小将们介绍经验说，这样才能触及灵魂。
毕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红花埠食品站的个别职工也想到了请求外援。一批“路线斗争不分彼此”的“正义之师”向红花埠食品站、向这个站的走资派冲杀过来了。
外地造反派揪斗人的场面李明礼见过，所以他非常害怕，他要找人保护自己。
谁能保护他，谁又敢保护他呢？有的人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怎能保得了他？有的人别看来找他批点猪头下水时嘴里亲哥热弟的，一见他成了批斗对像，避之犹恐不及，还能肯保他？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高宗藩。
他清楚造反派并没把他当作什么大鱼，只不过是“有枣无枣打一杆”罢了，可是这一杆的眼前亏总是要吃的。高宗藩现在是公司的总头头，他对自己十分了解。只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就能遮风挡雨，就能让自己免了这场灾气。只是高宗藩能这样做吗？在他蒙冤负屈时自己是怎样对待人家的呢？他思前想后嘀咕了几天才下定决心去找高宗藩的。因为他十分了解高宗藩的秉性，知道他不是个鸡肚猴肠的人。
果然高宗藩没有嫌弃他，而是推心置腹地和他作了一次长谈。高宗藩对运动的形势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认为以前那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再干了。当然言语之间也不乏对李明礼的批评。指出他正是平时不注意学习，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前被人利用、被人左右，应很好地吸取教训，并答应把李明礼留在自己身边，避避风头。
没过几天，造反派找来了。他们要把李明礼带去批斗，高宗藩不同意。他说：“李站长正在生病，等病好了再说吧！”就这样，李明礼在高宗藩的保护下着着实实躲过几场批斗，度过了难关。
李明礼躲过了政治上的摧残，但没能躲过疾病的折磨，他突然患上了麻疯病。
这个病，是一种病毒性的疾病。据一些人传言，这种病毒叫滤过性病毒，它连瓷器都能渗透。而且潜伏期长达六十年之久，还有遗传性，很难控制。得病期间的人，面目狰狞，所以是隔离治疗的，谁要得了这个病，就算是判了死刑。大家对麻疯病真是到了闻之色变的程度。马陵北麓有个村庄里，发现几个麻疯病例，这个庄的鸡蛋都卖不出去，怕母鸡吃过病人吐的痰传染。
李明礼得了这个病，住进了麻疯病院，谁也不敢去看他，别人怕传染，他自己的心灵上也留下一抹阴影。高宗藩没有害怕，他要去看望李明礼。公司里的人都说他疯了。他却说：“老李是咱公司的职工，是个老同志。作为公司的领导，在同志生病时，不给以温暖，就是失职。”
他让人买了五斤白糖、五斤猪肉、十斤苹果，还带了六十块钱，直奔麻疯病院。他们的汽车离病院还有老远，司机和其他同志都不愿再靠近。高宗藩二话没说，下了车提起一大堆东西就向李明礼住的病房走去。
李明礼做梦也没想到公司里会有人来看他，更没想到高经理能亲自来。一个人和大家朝夕相处时，很少去体会这种温暖和相依相存的情感。一但离开了人群，那分孤独是十分难以忍受的。有时叫人痛苦莫名，有时叫人烦躁不安，有时叫人如疯如魔。李明礼一见高宗藩，那股子高兴和激动劲就没法提了。他一下子就扑了过来，可是当高宗藩向他伸出手时，他突然停在原地不动，目光呆滞、表情木然，像一只皮球被放了气，他跌坐到了床上。他怕高宗藩嫌自己的手上带有病毒，他不愿把自己的病传然给高宗藩。因此他把自己的双手一个劲地向后缩，那分尴尬、无奈、自卑和幽怨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把一张脸拉得变了形。
高宗藩却抢步上前，紧紧握住李明礼的双手，问寒问暖地和他聊了起来。他安慰老李说公司里的同志都很关心他的病情，鼓励老李要挺起胸来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要老李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养病，家里的事组织上会妥善安排的。老李不住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喉头被哭泣哽噎住了。
后来，李明礼的儿子去看他时，李明礼告诫儿子：“我欠你高大爷的情，一辈子也还不清。你们不要忘了，世世代代都要牢记。能做到这一点，我今后死了也就安心啦。”
知道这事的人都夸高宗藩，高宗藩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在高宗藩看来，一个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