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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作些补充检查。”他加了一句，还是似笑非笑的样子，隐隐透着不好的兆头。
“什么补充检查？”
“真的没什么，要勇敢一点！我现在就做，免得你再疑神疑鬼。跟护士去吧，她会帮你做好准备。”
我担心地问：“天，帮我‘做好准备’ ？什么检查？”
“就是取点骨髓样本而已……”
我一下子蹦了起来。医生和多夫把我拉住。护士很紧张，跑出去叫人。
“放开我，否则我揍你，我说话算话！我要出院！”
“我亲自来做。你相信我，对吧？听我说，只要做得好，一点事都没有！很快！”
“多夫，告诉他让我清静点，要不就没什么好结果！”
“你就不能让她平静一下，等会儿再做吗？我可不敢保证她的神经不出问题……”
“这非作不可。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好了鱼儿，勇敢点！我需要你的配合！来！我曾经给患癌症的孩子做过采样，他们都不抱怨，你反倒要和我扭扭捏捏吗？”
看样子，他是要以情动人。
“下流东西……你知道该用什么口气和我说话你。”
他点点头：“没错，我太知道了，我算是认识你了。来吧，我保证尽我所能，让你尽可能不感到难受。得让我搞清楚你究竟怎么回事，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是为了那些有可能遇上这类情形的人。”
一刻钟后，他开始了。多夫走到我旁边，使出浑身解数分散我的注意力。老天，时刻有人护着真是太舒服了。
医生告诉我：“快完事了。还好吗？不算难受吧？我听不及……”
“当然难受。不过这是表面的，所以没什么。”
“表面的？”
我试着解释给他听：“表面上的难受，比说不出来的难受好受得多。”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分析分析你的骨髓。还应该分析你的脑部，你有点迟钝。好了，你看，做完了！”
几秒钟后，我觉得从腰部开始，像是被放光了电的电池。又是那种灼烧的感觉，从脚到头漫过全身，和第一天的时候一摸一样。此时对噩梦重来的恐惧超过了身上实实在在的痛苦，我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
“你怎么了？我已经完事了，不会碰你了。”
“你让我虚脱了。”
“怎么会！你有什么感觉？哪里不舒服？告诉我们，说出来！”
这回，真的是疼痛让我大喊大叫了。剧痛卷土重来，还有那种窒息的感觉。说给他们听？我根本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拼命地寻找空气，就像个疯子似的在挣扎。我听到周围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在摁住我。我感觉到他们把传感器装到我身上了。痛的感觉越来越猛烈，变得无法抗拒。我不知道心脏和脑袋哪个会先爆裂。和从前几次一样，心脏首先放弃了，我又进到了那片熟悉的轻柔的白雾之中，那么舒服，那么愉悦。老样子，他们的声音变远了，可依然向我飘过来。
“她心肌梗塞了！”
“我跟你说了，为时过早！”是多夫。
“好了，心脏又起博了。她这东西真是结实，不可思议……”
“以她受过的训练，会熬过去的！”
“你知道我怎么看你的训练吗，你所谓的Schmock？看看这些年轻人，三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
“你和那些叙利亚人说去！我们干得很好，因为她的心脏又开始跳了！想想她在那边受的一次次拷打……”
“我想了。再做个采样。我把发病前后做个比较。反正她还昏迷不醒。”
几分钟后，我缓过来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呵护：躺在一张很舒服的床上，破天荒的是在病房里而不是走廊里。而且，是一个单间。
多夫，那个医生，还有三个另外的军医都在场，观察我的温度计，手里拿着笔记本。
“这回你是真的醒了吧？刚才你给我们来了好几次假象……醒醒，然后详细说说情况。我们马上带你去吃饭。”
我勉强睁开眼睛，低声说：“不要冰糕。”
“什么，冰糕！你没事吧？”
“行了，看来这不是幻觉。我真的回家了。”
医生笑了，不过这次是那种友好的笑，而不是藏有不好预兆的笑。
“看到了吧，嗯？你放心好了，我会想办法帮你的。至于你嘛，你把发生的事都抛到脑后，好吗？保证？”
我向他保证。我目送他离开，又满心忧虑了。我心想，这种情况谁又能安慰谁呢。
分析结果除了告诉他们要找的东西有还是没有之外，对于血样或者脊髓里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并没能给出令人惊喜的结果。所以，为了搞清楚我被注射进去的成分配方，他们还得根据表面迹象做理论推断，逐个排查在我血样里出现或者没有出现的每一样东西。研究花了不少时间，总之是复杂得很。有时候，某些成分被找到了，但是根本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他们认定是某种东西导致了某种症状，但在样本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成分。于是绞尽脑汁，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之间兜来兜去。也有一些成份潜伏在骨髓里没有发作，等进入血液之后就变得有毒性了。
如果不是非此不可，早就该放弃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向这种化学酷刑的始作俑者索要配方。负责“行业对外关系”的人员通过土耳其人做了咨询，我们和他们有过协议——以物资的力量——而且他们没少用这类刑罚。没任何收获。他们只有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很奇怪的是，他们在我的血样里居然连“常规成分”也找不到。事情变得让人灰心。看来，我是落到了一个使用最新技术成果的人手中。那个混蛋说他们有“市面上的最新产品”看来并非诳语。不管怎样，这件事对于化学家和医生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对研究十分投入，对我这是个大大的安慰。
我试着用自己主动发病的方式来得到某种缓解。这能帮助我“排出”一部分毒素，否则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越来越痛苦的压迫感，直到突然爆发，这种爆发会毫无预兆，大白天，大街上，随时随地。
遗憾的是，医生担心这种方式会导致我的心脏和神经系统过度劳损。他们因此反对。我怀疑他们在找到解毒剂之前，并不希望我把它们排出来。我一点也不想做个试验老鼠，但我没的选择。
我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我感觉自己活生生的，我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判了死刑。管他医生怎么说呢，此时此刻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生存的欲望。
2000年9月的一个早晨，就在犹太新年的前夕，美国人突然来了。一支特种部队，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部队，来和我们一起训练，接受更加完备的反恐培训。现在难道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吗？热气蒸腾，我们在和酷暑对抗之下已经疲惫之极，正不耐烦地等着新年和赎罪日的长假。陪同任务有点无异于苦差使。拜“不合法”的Krav Maga之赐，我被钦定了，和我同病相怜的有一个小组，归我指挥。
第一个任务自然是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客人。可惜的是，疲乏使我们的态度正好走向了反面。我们其实满怀嫉妒，对他们旺盛的精力，未曾被残酷现实磨损过的天真态度，对和他们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观报酬，舒适的生活，以及从来不缺少的安全保障。还能指望我们怎么样了？我们的反应乃出于人的本性……而且是被预料到了的。前一天晚上，指挥官把我们集合起来，给我们做必要的布置。他先给我们介绍了一通来客的光荣历史。
“和你们想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毫无经验的新兵，而是经受过考验的人。所以要尊敬和平等对待他们。别把人家当蠢驴似的作弄。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在什么地方打过战？”我们一个胆子大的同伴讥讽地问了一句。
指挥官强调一遍：“我说过了，要以尊敬的态度平等相处。还有问题吗？”
没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一大早，我们开始等。我们穿戴得很整齐。最终衣服又回复到了刚起床时的模样。快到晌午了，热气也足以把它们给收拾了。
几辆豪华车到机场去接的那些美国人。到总部的时候，我们看着他们从车上下来，嘴角挂着笑，一人一个大箱子，还有一个体积可观的运动旅行袋。对我们来说，这个第一印象很糟糕。等到他们中间有人打开箱子，表情无邪地把那些最新款式的运动同品往外掏的时候，我们开始无比嫉妒。我们为自己对潮流的无知而拘束不安，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土拉吧唧的衣服也让我们很不舒服。
在这种部队里，总会有那么一位杂志封面般的健美先生。他们也不例外。此人叫安东·朱尼奥，我们把他的名字引申为“意大利安东尼奥之日尔曼版”，他是军衔最高的一个。
我们一个同伴小声嘀咕说：“薪水也最高，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从此就和一个有向意大利人发展趋势的美国日尔曼人为伍了……”
安东有一顶帽子和几套特轻材质的衣服，外面加有防阳光辐射的涂层，里面是最新式的透气布料“吸汗并保持干爽”。他不像我们，裤线笔挺跟汽车履带压过似的，而是脚蹬轻便鞋，鞋上带有“在任何环境下都保证双脚清新的气囊装置”，鞋底式防滑的。他还有一副镜片质量上乘的太阳镜，设计讲究能固定在头上，一块有指南针和GPS卫星定位的手表，一个超轻材料的背包，一把比我们至少轻一公斤的枪。即便是我们中间最抹不开面子的人，也凑过去仔细研究他最后拿出来的宝贝：一个类似于五加仑汽油罐形状的小水壶，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材质，既坚固又光滑。
“这个壶用途很多，有最新式的温度调节防护层，”他很骄傲地为我们讲解，“重量只增加了一点点，但能在五个小时的阳光暴晒之下保证水的新鲜度。我曾做过试验，把它放到太阳下面一整天，到晚上，水的凉度和早上只有很小的区别！”
第二天，我们出发到Neguev沙漠进行拉练。神奇水壶“增加的那一点点重量”显得分量不轻。而且，安东老是打开喝水，进了空气，时间一长，变得和任何一个水壶里的水一样热，眼看着水在减少而热气在增加。在他做那个了不起的试验时，当时水壶无疑是关得紧紧的。出发三个小时之后，当安东把水壶举到嘴边，他又迅速挪开了，露出恶心的痛苦表情。
“水质不行了，”他抱怨说：“我不知道这壶出了什么问题……肯定是碰了一下，把防护层损坏了。”
恼怒之下，他准备把里面的水倒到地上。我们冲上去拦住他。冲得最快的那个同伴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水壶。
“你有病啊！如果你不想要这些水了，给我。”
“你想要就拿着吧，都臭了！已经变热了。”安东轻蔑地回答。
“对我来说，只要是液体，那就是好的。”同伴嘀咕着，一边把水往他自己的水壶里倒。
同伴还有不少水，我们都是，所以加上一点就满了。他把余下的递给我们，大家按照从新到老的顺序，很宝贝地分了——兵龄越长的，越是训练有素，比新手更容易储水。我们把“重量极轻”的空壶还给安东，他把壶翻来倒去，想找到“将防护层碰坏了的撞击”痕迹。
这些美国人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传统习俗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在他们打听即将到来的犹太新年的时候，其中一个表达了思乡之情。他问我一个同伴：“被‘剥夺了’过圣诞的权利一定很难过吧？”
我的同伴回答说：“不知道，我从来不过圣诞。如果你是问我，不过斋月是否很难的话……你觉得呢？”他问我，想找个帮手。
“我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每年斋月的时候我都在国内。每次都要增重好几公斤！”
“你真会开玩笑，”安东开腔了，同时在他同伴的背上拍了一下，示意他必须大笑，因为他自己早就迫不及待地笑开了。
“怎么是玩笑呢？”我们惊愕地问。
“斋月是禁食的，你怎么可能长胖呢！”安东说，还是对着他的同伴，不过笑得没那么放肆了。
“又是一个对东方禁食习俗1完全无知的人……”我的同伴小声嘀咕着。
傍晚，训练房里其热无比。孤零零的一个吊扇送来一点风。平时多夫都会关掉它，怕造成和实际环境的差异。这回我们走运了，他决定让它转去。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受不了，不断抱怨和抗议。
“我还以为以色列到处都有空调呢！”安东很不高兴。
我们没必要搭腔。一来是他说话的腔调让我们很不以为然，再则我们有严厉的纪律约束：只要到了这里，大家都闷头苦练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