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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1794年),一直续谱到现代。王氏家谱上更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但是,这份家谱不是原家谱,是后来重抄的。(2)当地还传说:在西坡村外边的山脚下,还有据说是慈禧生母的坟。坟前有碑,原来是木牌,后来竖立石碑。说慈禧是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1)在上秦村里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2)在宋家的炕上曾刨出了当年慈禧给宋家写的家信等,据说她娘家六代侄孙还保存着这封信。(3)在上秦村居住的宋家老人说:“慈禧太后是咱家的。”为此,宋家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这件事。上面的传说,有文有物,具体生动。长治地方众口一词,画押证明,说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还为此专门成立“慈禧童年研究会”。上述动人的传说,真是太传奇了。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但是没有惠征。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
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再加上慈禧在咸丰身边的政治阅历,使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慈禧在咸丰皇帝死后,帝后集团与帝胤集团结合,发动宫廷政变,摧毁“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这场政变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即农历辛酉年,所以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
同治继承皇位后,在位的13年间,主要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即位当年发生的辛酉政变;第二件是清军攻占南京,太平天国失败。大家对此很熟悉,就不讲了;第三件是同治新政;第四件是重修圆明园。下面讲辛酉政变。
在上文提到,咸丰皇帝的第三错,是临终前错定了顾命大臣。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惇亲王奕、七弟醇郡王奕、八弟钟郡王奕、九弟孚郡王奕,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洌В╦ūn)等人。
文祥,满洲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军机大臣。英法联军逼京师,咸丰帝决定巡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而被留守京师。军机大臣中独其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
桂良,满洲正红旗人,为奕岳父,官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咸丰赴热河,同奕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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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道光进士,入直上书房,授惠郡王读书,又授六阿哥、八阿哥读书。咸丰时任上书房总师傅,拜体仁阁大学士。对肃顺兴大狱心存不满,载垣等请褫(chǐ)其顶带,归案讯质,被降五级,革职留任。翁心存、祁寯(jùn)藻、彭蕴章,他们都是上书房的师傅,翁、祁、彭“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
贾桢,山东黄县人,道光一甲二名进士,后擢侍讲,入直上书房,授皇六子奕读书,后任武英殿大学士。咸丰赴热河,命桢留守,桢“日危坐天安门,阻外军不令入”。
所以,奕周围这些人的特点:一是汉儒老臣多,二是正直不阿之臣多,三是对西方了解之臣多,四是力议咸丰在京主政者多,五是议和后请皇帝回銮者多,六是官员年富力强者多。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得到两宫皇太后与同治皇帝的支持。
以上两个朝廷集团,咸丰承德断气之日,便是开始较量之时。
政变过程
七月
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1)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2)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3)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
十八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八月
初一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的梓宫。《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2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6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13天。
初五日,醇郡王奕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
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初七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
十八日,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
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做步军统领。奕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4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奕缮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
(1)“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2)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奕逮捕肃顺事有关。
十月
同治帝在大典上穿过的小朝袍初一日,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洌А⑽南槲蟪肌
初三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
初五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
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二十六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
十一月
初一日,同治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立于左,醇亲王奕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奕接后,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25岁,慈禧皇太后27岁,恭亲王奕30岁。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到皇宫,其间74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九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4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3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zhuān)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