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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在中国的生活的材料在许多方面都是最详细和有充分文件根据的，关于这个事实我们得感谢四个人。董越千，白求恩的“化身”、翻译兼朋友——他在白求恩在中国期间的极大部分时间里和白求恩在一起——供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私人札记。宋庆龄——她为本书写了序文——帮助我们获得了白求恩在中国期间的全部书信文稿和日记。伊斯雷尔·艾泼斯坦——他所写的关于现代中国的背景的书也许是英文中最好的一本——不惮烦劳地搜集了白求恩的书信文稿，值得我们特别感谢。若是没有他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以及宋庆龄所供给的其他书信文稿，就会很难叙述白求恩一生的最后的、高潮的两年。
此外，中国作家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周而复的第一手的叙述对于白求恩本人的日记是重要的旁证材料，尤其是关于那些还没有用任何文字在其他任何地方叙述过的事件。周而复的著作，以及其他未出版的中文材料，都是由陈为熙给我们翻译的。
另外，本书得到了白求恩的医界同事的热忱协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都是世界知名的了。我们所指的特别是在下列各机构任职的他的同事：美国结核病学会、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特鲁多疗养院（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加拿大卫生及养老金部，以及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本书经过七位医生校阅，但如有任何医学上的错误完全由我们负责。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远离他的故乡的许多国土上是一个英雄。五亿中国人民、亚洲其他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抵抗法西斯主义对民主西班牙的第一次攻击的老战士、南北美洲和欧洲的医生、那些已经知道他的业绩的人们，都歌颂他的名字。他的一生跨越全世界。他把他的才能慷慨地献给了所有的人。他是为国际主义的事业而牺牲的。作为加拿大同胞，我们因为能向全世界报道他的故事而感到骄傲。
作者
1952年于多伦多
一
中国北部，河北……
他们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把他从山里送了出来。在那些小道上敌人是不敢插脚的，马儿也不能骑，只能让人牵着走。
他们把他抬在一副载伤员的担架上。起先他曾生气地摇摇头，让担架员走开，跨上了他的栗红色的马，耷拉着左臂坐在鞍子上。但是他们从摩天岭走了没有多少里路，他就昏迷过去了。等到他醒了过来，发觉自己给抬在一副担架上，随担架员的动作有节奏地移动着，他只转转眼睛望着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村里的人慢慢聚集在担架周围。是的，是白求恩，外国人，白求恩。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像一阵旋风似的经过村子，昂着雪白的头，领着队伍向山中疾驰而去。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出发到前方去，而现在他躺在他们面前，头向后仰，眼睛闭着，胡子朝天。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摸不着头脑。是的，是白求恩，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他竟会像死人一样躺在这儿？在所有解放了的地区，他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他的面貌照亮了山西的村庄。他穿越过中原，穿越过河北和陕西。甚至在沦陷区他还捉弄过侵略者。他的名字好像刺向敌人的一把剑。这可能吗？
“他现在怎么样？”董翻译没抬头，问了这个问题。
方用手蒙着脸。“起先我因为能来护理我们的导师，心里非常高兴。现在我心里难过极了。他的病很重，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来，“我们怎样去向聂司令员和毛主席报告呢？”
“他管我叫做他的‘化身’，”董说，“现在我仿佛也在死去。我们一定得回到他那儿去。我们决不能让他死。”
董在院子里找到一条粗板凳，放在白求恩的屋子窗户底下，继续守护。方走过来在董旁边坐下问道：“他叫过人吗？”
“没有，”董说，“他安静地躺着哩。起来过一次，到桌子前面坐着写东西……”
“真奇怪，他还有气力爬起来，到桌子前面坐着。”方坐在那儿思索起来，望着殷红的炕火照耀着的屋子。“他现在会写什么呢？我纳闷他心里想些什么？”
二
美国，底特律——1926年……
他三十六岁，而从他的症状看来，他已离死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细想一生是怎么开始的，而现在就要结束了。
他想历史上连他的名字都不会提起。他不知道，就在1926年，历史已经在部署伟大的国家和无名的人们从事战争、暴动、屠杀和英雄行为。他也不知道他还要再尝一次死亡的苦味；不知道有一天四分之一的人类会用“白求恩”这个名字来歌颂他；更不知道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山野里，一个姓董的人会守护着他，会想起这一次，他的第一次“死”。
有那么一天他自己会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但是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快死了，而他一生的岁月都付诸东流了。他对自己说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他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记起了许多面貌、城市、伤心的事，虚荣的事。他记起了家、大战、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荡和过度的兴奋、工作、手摸着黏泥和人体时的快感、霉烂了的爱情、强烈的渴望、癫狂、绝望。在那叫做“生活”的旷野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又是为什么迷了路？
三
牧师住宅，木板盖的教堂、他喜欢在里面游泳的那些湖泊、他追赶过蝴蝶的那些小山——这些都是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和他的童年的一部分。
他记得关于他祖父的许多故事——他的激烈的见解、非正统的言行和对科学的爱好——以及这些事曾如何成为他童年向往的目标。他尤其记得他那热爱语言文字的父亲，还有那又温柔又刚强的母亲，她一直私下相信她的儿子是注定了要做一番事业的。
他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抛弃了行医、传道和教书的家庭传统，去从事比较庸俗的商业。1880年他和哥哥安格斯一道乘船去夏威夷，准备买一片橘树林来发财。但是在檀香山他认识了伊丽莎白·安·古德温，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们的相识整个儿改变了他的一生。她不久就去加拿大跟他结了婚。
1888年，他们的婚姻生活里有了双重喜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珍妮特出世，同时马尔科姆进了诺克斯神学院准备做牧师。他被任命为牧师以后，便把他的小家庭搬到安大略省北部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在那儿初次执行牧师的职务。就是在这儿，在1890年3月狂风暴雨的一天，在长老会的牧师住宅里，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世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
诺尔曼两岁的时候，马尔科姆·白求恩牧师调到比弗顿，然后到多伦多，在以后若干年中，还到过艾尔默、盲河、苏·圣玛丽、欧文桑德，最后又回到多伦多。可是有许多年诺尔曼都在格雷文赫斯特过夏天。这儿，在马斯科卡湖里，他养成了对游泳的爱好。也是在这儿，他开始显露出对森林和夏日天空的爱好。
白求恩家无论搬到哪儿，家庭生活总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有好多年全家爱玩一种识字游戏。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哪个孩子能正确地念出一个生词并且说出生词的意思，就得五分钱作为奖励。通常总是诺尔曼得奖，可是他总把得到的钱跟姐姐和弟弟平分。另一种游戏是诺尔曼一个人玩的：搬动家具。他喜欢按照自己对形状和色彩的想法重新布置每个房间。家里人认为他担任室内装饰师未免太早了一点，但是仍然耐心地任从他这种嗜好。
从最早的时候起，他的冒险精神和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就被认为当然的事。刚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种肮脏但科学上是必要的工作——解剖苍蝇和鸡骨头。后来他在解剖方面的调查研究逼得他的母亲也做了一番调查工作。有一天下午，满屋子突然都是刺鼻的气味。她一直找到阁楼上，发觉诺尔曼正在那儿很细心地从他刚煮过的一条牛腿上把肉切掉。“你在干什么？”她吃惊地问他。他简略地回答：“我在把肉弄下来，好察看骨头。这些骨头可以做成很好的标本。”她急忙走开，让他继续搞科学研究。那天，他后来把牛骨头放在后院的篱笆旁边晾干。也是在八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大家不许再叫他亨利了，而要叫他诺尔曼，并且把和他同名的祖父的外科医生铜名牌挂在自己卧室的门上。
他在许多城市的不同学校里受了早期教育，但最后在多伦多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毕业。他快要进大学的时候，白求恩夫妇搬回到多伦多，以便让诺尔曼，以及不久以后让马尔科姆，能够进多伦多大学。
虽然他们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薪水决不够供给两个儿子上大学。诺尔曼在多年前靠送报挣过零用钱，现在又去工作挣钱来缴学费。他在大学食堂里当侍者，挣的钱付了一年级的费用。以后又在五大湖的一艘轮船上当了一夏天火夫。
接着又在温索尔干了一阵新闻记者，其间他发现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且挺有意思。有一年他没有上学，在安大略省埃奇利城教书，挣够了下学期用的钱。他教有些年纪比他还大的学生读、写、算，这样净赚到三百元钱。另外他还教过一个圣经班，并且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当过伐木工人。在那儿做工使他的骨架长宽，肌肉长结实了。他讲起当过伐木工人总很自豪，并且多年来珍藏着那时候的一张相片，那是他和四个“真正的”伐木工人的合影，他们都比他高大得多，都有六英尺来高，并且肌肉都很发达。
他现在二十四岁了。他的小鼻子、宽下巴和金黄色头发像母亲，宽脑门和蓝绿色的眼睛像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养成了对绘画和雕刻的爱好。他的手长得又长又坚实，使他得意非凡。
他也养成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用手指捏塑的黏泥，涂在画布上的颜料、任何使他看了喜欢的东西、通过教科书和讲堂在他面前展开的愈来愈广阔的天地——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在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种种梦想和计划，正如对于所有憧憬未来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一样。
他还有一年就可以得医学博士，但是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随即参加了军队，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他出发到法国去，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当担架员。
可是不久以后，法国就不再是“美国的法兰西”，而是一所大停尸房了。他给一个国内朋友的信里写着：“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后来在伊普雷，当加军大批地在敌人炮火下死伤的时候，他给一颗榴霰弹打倒了，左大腿炸得露出了骨头。这回该轮到他从战场上给抬走了。由于失血而十分虚弱，头脑里留下了伤员的呻吟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使他往后在睡梦中也忘记不了。
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住了六个月，然后作为伤员遣送回国。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算完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大学里准备取得学位。毕业的时候，多伦多的一家陆军医院给了他一个实习医生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怀疑在屠杀和破坏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不过他也只是怀疑而已。他找不到答案，甚至也提不出明确的疑问。他只知道别人还在那儿；且不管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总不情愿坐在边上旁观，而觉得有一种和他们在一起的需要。
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在“飞马号”军舰上当上尉军医，一直到1918年。停战以前六个月，经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