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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3日的早晨，消息在皇家别墅的战壕里传开了：从海外某处来了一个朋友，给共和国的战士们带来了一种奇迹。
自从人类学会了残杀自己的弟兄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来扭转历史——来输血，不是来制造流血。
二十四
白求恩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他没等回电，就在第二天早晨和索伦森一起动身去巴黎了。他到达以后，发现加拿大的委员会已经电汇来了一万美元，附电表示赞同他的计划并答应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他。
他迅速到巴黎的各医疗器材行兜了一圈，为将来的器材供应建立了联系，然后就到伦敦去了。在西班牙的战场上呆过之后，英国显得平静、阴沉而灰暗。他对成群地来采访他的新闻记者说明了他正在准备的计划，宣布了他认为西班牙可以坚持到底的信心，并且说，英、法、美拒绝出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是“混账的”行动。
采购完以后，他搜集了所有弄得到手的、从世界各处来的、关于最新的输血技术的文献，并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埋头研究起血液的故事来了，那是一个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使人迷惑和神往的故事。
二十五
在马德里，这个战斗激烈而且有决定性的地方，却没有流动的血库。
白求恩就是要在这方面来出力。或许当时的形势需要这样一个人：他既是医生又是诗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既是人体的医治者又是人体的绘画者，既是科学家又是梦想家；他首先是这样一个人：对人民怀着无限的热爱，对扰乱生活的人们怀着无限的憎恨，对于他和别人可以创造的未来怀着无限的信心。有一天，人们会记载下来：诺尔曼·白求恩在这儿继承了探索主流的人们所留下的工作。
在他的伦敦旅馆房间里，他忙于处理这些实际问题：容器、冷藏器、针头、注射器、防腐剂、旅行车、人员。
他将被列入那些为了从笼罩西班牙和全世界的恐怖中救出每一条生命而献出自己生活的第一批人们之中。
二十六
白求恩创办了“西班牙—加拿大输血服务站”。现在一切准备好了。作了最后一次布置前线工作的检查以后，白求恩召集输血人员和红色救济会的负责人举行会议。
“我们的超级牛奶送货组织，”他报告说，“已经建立起来——一切具备。我们随时可以开始‘送货’。我们现在就差一样：”牛奶‘。如果没有它，我们大家还不如干脆回老家。“他带着询问的神气转过脸去看着一个红色救济会的代表。
那个西班牙人很有信心地点点头。“我们一定尽力使你得到你所需要的全部输血者。”
有三天工夫，通过报纸和电台向马德里的市民发出了一个呼吁。前方战士需要血液！
第三天晚上，白求恩坐在那儿听着广播的通告，然后在房子里绕了一圈。在一阵烦乱不安的心情中，他叫醒了塞斯。“我刚在盘算明天的事，”他说。“我想他们会来吗？一切在纸上都说得好听，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输血者——”
他觉得仿佛刚上床就有人在叫他了。
“白求恩大夫……队长……”那两个西班牙医生中的一个，招呼着叫他到书房外面的阳台上去，一言不发地指着下面的景象。
两千多人挤满了街道，同时不断地还有人来。他们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从街这边到街那边，眼睛盯着输血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平民也有军人，有衣着简朴的工人，也有服饰华贵的主妇。他们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不做声，也不笑。
白求恩发了一个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
输血处已开始工作。马德里市民热烈响应。昨晚在前线初次试行输血完全成功。全体敬礼。
二十七
这场战争像洪水似的，一处刚堵住，另一处又决口了。
车子奔驰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前线之间为伤员输血。接连三天，在越来越不稳定的气氛中，他们沿着海岸前进，一路上感觉到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更紧张。2月10日，他们到达阿尔梅里亚，听到了最坏的消息：马拉加已经陷落了。
他们一言不发地开着车穿过这个城市，望着城下的小海港。一艘准备拆卸作废铁的驱逐舰停泊在港里。一幢俯瞰海面的别墅上飘扬着一面英国车旗。
在点缀这个海港的棕榈树下面，塞斯把卡车停住了。“我们现在该干什么？”他问道。
“就干我们原来所要干的。”白求恩指着路旁的一个里程标：一百六十九公里。这些里程标是指从马拉加开始往北面去的路程。这就表明他们现在离着法西斯军，离着前线，还有一百六十九公里。
二十八
白求恩记下了他们离开阿尔梅里亚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走出阿尔梅里亚十英里光景，我的思绪就被一支奇异的队伍打断了。难民们疲倦地往前走，脚在坚硬的路面上一步一挪，肩耷拉着，仿佛是给拖着往前走似的，他们嘴张着，举目无神，显得精疲力竭。第二群难民从我们旁边蹒跚地走过去，一根细线似的行列沿着公路川流不息地移动着，上面是烈日，底下是大海。
马拉加已经陷落了。马拉加！全完了！到了路陡峭起来的地方，难民的行列就比原来的密了。随后路就突然拐弯，离开了海岸，慢慢上升，骤然间我们面对着一座小山，山底下是一大片平原。但是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的是山下的景象。
这片平原遍地都是难民，他们的队伍足有二十英里长，像一条巨大的毛虫似的蠕动着，它的无数的脚扬起了一片尘土，在慢慢地、笨重地移动着，从地平线以外的地方起，穿过干旱的平坦的原野，一直到山麓的小丘。
如果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他们就至少已经走了五天五夜了。五英里的蠕动的人群，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那一天西班牙的太阳和法西斯军同样地残酷无情。
“把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带走……法西斯军快追上我们了……”
“可怜我们吧，同志，救救我们，请看在上帝份上……”
“让我们搭你的车走，我们走不动了……”
“同志，孩子啊，救救孩子们……”
“只带孩子！”我宣布道，但是在那乱糟糟的喧嚷声中我的话没人听见，而我却被涌上来的人们推到后面去了。“不许成年人上，”在这一片哀求和啼哭声中，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冷酷的。“我们只能带孩子，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他们递给你——不要让别人上来，即使必须用武力也得拦住他们。”
到了第二天，我决定不能再单运孩子了：那些与儿女分离的父母的惨状太叫人难受了。我们开始运起全家来，给那些有孩子的人家以优先权。就在第二天，我们尝到了其他人已经尝了五天的滋味——饥饿。在阿尔梅里亚，现在是哪里都找不到食物了。
一连四天四夜就这样过去了。白天，我们在飞扬的尘土里，在把皮肤晒得起泡的烈日底下工作，我们的眼圈红肿，我们的肚子饿得直叫。夜间，冷得使人受不了，我们又渴望白天的酷热。
在阿尔梅里亚，不只是一个城市成了废墟。在这儿，两个世界发生了血腥的冲突。为着纪念阿尔梅里亚，他发誓要改造自己，要克服自己所有的弱点和虚荣，要像一个战士那样地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钢铁般的人——因为只有钢铁般的人才能保卫那个正在斗争中诞生的新世界。
二十九
他回到马德里以后就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输血队的工作。队中其他的人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厌恶任何延误和官样文章，更需要实际行动。在输血处里，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拿大人，只要稍一疏忽，就足以惹起他那人所共知的盛怒。但是在前线他的工作却照旧冷静、熟练，而且有效率，与他一同工作的人没有不为此感到惊奇的。
美洲来的援助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同时，输血队的工作现在已进行得很顺利，因此目前白求恩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到北美人民的面前替西班牙说话。白求恩一开始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战争在继续进行，他却去从事巡回讲演，这使他想起来很不舒服。白求恩拍电报给国内的委员会，等到委员会同意后，便从巴黎请来一个摄影师①拍了一部叫做《西班牙的心脏》的战争影片带回美洲。
1937年6月6日，他启程回国。他在西班牙看见的、经历的和做过的一切记忆犹新，他现在要回国了，“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
三十
6月18日早晨八点钟，白求恩到达蒙特利尔。他一跨下从纽约来的火车，一大群人便涌进入口处，沿着很长的月台蜂拥着跑过去。
从踏进旅馆房间的那一刻起，他就忙得应接不暇：电话啦，老朋友啦，医生的团体啦，采访的请求啦，从大陆各地来的致敬电函啦。从前只有医学刊物报道他的工作；现在他发现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他的工作，和那些改变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
在最初兴奋忙乱的两天里，来看他的那些朋友们觉得他变了，那是一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变化，表面上是不大看得出来的。他略微瘦了一点，也黑了一点，样子很困顿。然而与其说那是身体上的困顿，不如说是心事重重的神情。
弗朗西丝来看他的时候，重聚是亲切的，可是两人中间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你知道吗，”在他谈了一阵他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后，她突然说，“你看上去跟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不知为什么你感觉两样了。对吗？”
他笑了一笑。“我希望如此。我非常真心希望如此。”
他以在皇山竞技场所作的一篇讲演开始了他回美洲的使命。
西班牙能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历史有一天会给那些背弃它的人以无情的报复。
全体听众都站了起来，经久不息地鼓掌欢呼。
三十一
两天以后，他动身去多伦多，在那儿他在另一个盛大的集会上作了讲演。那是一个非常累人的横贯大陆的长途旅行的开端。
一连七个月，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城镇之间往返奔波，放映《西班牙的心脏》并作公开讲演，从东海岸开始，经过安大略省的南部和北部，横越大草原上的各省，等他到达西海岸的温哥华以后就绕道美国又往回走。
他的巡回讲演听得到的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响应超过了一切预料，但是一层乌云渐渐笼罩着他的使命。正当他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反共集团又动手了——这次在中国。
日本早在1931年就入侵满洲。西方列强只在口头上喧嚷过一阵，蒋介石政府也无所作为。现在，1937年7月，日本又在北平公开发动了进攻，并且像在西班牙一样，反共集团在日本的伙伴也大声叫嚣要在亚洲扑灭“共产主义”。
白求恩阅读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正像他曾一度注意马德里发表的公报一样。现在旅行已经结束，他的未来计划也在他心中明确了。他宣布，他一直希望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回到西班牙去。但是一批新的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了，同时远东的事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战争上。他从此以后也不想挂出私人行医的招牌了。西班牙确实需要援助，但也得到了一些援助。而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加迫切。
他继续说，在纽约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着孙中山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援华委员会的计划是对在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他已经自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去和游击队一同工作。他觉得，他在西班牙的经验拿到中国去一定有极大的价值。
几天以后，他动身到纽约去和国际援华委员会一起完成各项安排。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去香港。
在准备启程的忙乱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时间去推测未来可能带来什么。他在蒙特利尔会见了弗朗西丝，到汉密尔顿去看了家里人，向几个亲近的朋友辞了行。但是在船上，他觉得需要给弗朗西丝写一封告别的信，那信是他在香港寄出的：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