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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这种持续的外交上的冷淡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贝克答复了希特勒之后的那个时期中，德国对波兰的政策迅速地变得强硬起来。例如，关于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虽然在3月3日突然停顿的德波混合委员会一直没有恢复，在整个4月和5月初期，关于袭击、经济抵制甚至“集体迫害”的事件记录报告却不断地由驻在波兰西部的德国领事们送往本国当局。不过，在5月9日，外交部向各有关部门和当局发了一份通函，表示对居住在德国的波兰人和波兰血统德国人施行报复的事还在考虑之中；13日里宾特洛甫下令在15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此事；几天以后由于官方意见一致认为采取报复手段“最后将使我们比波兰人受害更大”，因而又放弃了这一计划。15日驻罗兹的德国领事报告说，13日至14日托马休夫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行；这给了德国驻华沙大使馆参赞以在17日提出一次抗议的机会。从这时起为了在伦敦和巴黎进行宣传而系统地利用这一类材料的情况。下面还要叙述。
但泽当地局势的某些发展也似乎表明，到了5月的第二周，德国的政策已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整个4月份，自由市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执行魏茨泽克于3月29日向格赖泽尔建议的“摩擦”政策所造成的。但是关于突然行动即将来临的谣传每次总是以自行消失而告终，而不可避免的、连续不断发生的波兰…但泽“事件”也难得超过琐碎轻微的水平。不仅如此，但泽的军事化的过程——开始于1938年秋季，当时错误地认为波兰政府可能会默许一个既成事实——自从3月底的大失败后就已中止；在5月初那时的谣言是，但泽的未来即将由一次公民投票来解决。可是，5月15日驻但泽的英国总领事E·H·G·（后为杰拉尔德爵士）谢泼德报告说，谣传德国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已经渗透进来；17日当他又调查了事情的真实性后，他陈述他的结论是，不仅武器和军火供应而且潜在军力的数量都确实有很大的增加。也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对于伯克哈特回到但泽去的态度也改变了。因为在3月间魏茨泽克曾坚决主张这位国际联盟高级专员不要再继续前往自由市，而是，仍返回日内瓦；现在却对他明白表示，他的光临但泽将受到欢迎。这件事5月8日已经在格赖泽尔和魏茨泽克之间讨论过，当时国务秘书曾说，虽然他认为德国不会提出异议，如果国际联盟决定让高级专员留任并叫他回但泽去的话；但是“他并不认为现在就伯克哈特的回去问题对他施加影响是合适的”。尽管如此，德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克罗厄尔博士15日在去了柏林一趟回来后立即向伯克哈特本人提到这一问题。他说，在那里他们对于高级专员为什么不回到但泽去有些迷惑不解：格赖泽尔最近曾告诉波兰众议员茨霍达茨基说，参议院要他回去，他知道德国政府也要他回去。在说这话时，格赖泽尔“已超出了他实际上有权可以这样说的范围”。德国政府现在不能说要他回去；但是要他回去却是事实。当伯克哈特询问但泽的和平与安定的前景如何以及关于即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传说究竟有无其事时，克罗厄尔回答说“举行公民投票的想法已经放弃”，将会有“一个平静的时期”，“在今后几个月内不会有新的反宪法的法令”出现。最后，克罗厄尔向伯克哈特承认，“为什么（德国人）不希望改变高级专员的地位的真正理由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就需要德波双方直接谈判来解决，而这是他们目前不准备去面临的一种局面”。这种借口听起来很有理；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这时希特勒事实上已经作出他将在5月23日宣布的决定，军事渗透和为了要伯克哈特回来而玩弄的花招，其真正的解释都只不过是因为他担心波兰人他们自己会在此期间占领但泽从而打乱他的时间表。
在英波协定宣布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同波兰打交道时所保持的那种外交上的冷谈，也扩大到了用来对待英国和法国。驻柏林的英国代办乔治·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4月19日报告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内和私人场合都显出明确的不愿同我讨论目前有待解诀的外事方面严重问题的态度。”那少数几个比他幸运一些的同事则发现“这个部很少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打算中的行动”。魏茨泽克是“既悲伤又缄默”。他非常怨恨英国。17日，奥格尔维…福布斯设法见到了俾斯麦亲王（外交部中唯一的一位多少显示出有“交谈意思”的高级官员），但是只被告诉说，在普通德国人的心中正在产生对煽动包围的英国的“最深刻的敌意”，除非中止这项政策，否则很难设想战争如何能避免。当他提到英国大使回来的问题时，俾斯麦粗暴地警告他，如果把这作为一件公开讨论的事，“答复……不会是和解的”，除非这事不久即实现，否则“德国政府将采取的态度是，它不在乎这里是不是有一位英国大使”。希特勒可能也不会急于派迪克森返回伦敦。
确实，柏林是有理由要感到懊恼的，因为西方国家非但丝毫没有显示出决心的减弱或团结的涣散，反而已经明显地把它们的包围网撒得更广了。意大利4月7日的入侵阿尔巴尼亚促使它们作出新的努力，它们于13日把单方面的援助保证的接受对象又扩大到了希腊和罗马尼亚两国；据悉它们正在加紧同土耳其进行签订一项三国条约的谈判；它们并且于14日又恢复了想使苏联也加入它们打算建立的那个安全体系的努力。不仅如此，它们不久又找到了进一步触怒德国的机会，因为英国政府早已感到的对于它防务中的缺陷的担心现在要以行动来表示了。4月20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他打算成立一个供应部，26日他还要宣布立即实行一项有限度的和临时的征兵措施。这样，亨德森于25日回到柏林时就失去了本来也许可能会有的任何安慰对方的作用，因为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向下议院发表关于征兵的声明之前先把这最后一个步骤通知德国政府并把情况说清楚。可是里宾特洛甫不能见到，大使不得已乃于26日把信息告诉了魏茨泽克，可是这时消息已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提出口头保证说，英国政府宣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抵抗侵略，这并不是说它打算包围或威胁德国或意大利。魏茨泽克说，元首本人无疑将于4月28日在国会提到包围的问题。他还宣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应对后者所持的态度负责，而且很可能已经产生与原来希望的完全相反的结果。
尽管魏茨泽克这样坚持冷淡而又严厉的态度，这时有迹象表明，德国想改变策略，试图同西方国家接近。在亨德森返任前的一个星期中，似乎曾有过两次试国通过非官方的和间接的方式向英国政府表示，只要他们肯放弃包围政策，德英两国的利益还是可以取得一致的。第一次是在4月19日，当希特勒接见罗马尼亚外长并同他谈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准备在柏林的停留结束后访问伦敦和巴黎的加芬库，不管他得到的印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他觉得总理讲话的某些部分实际上与其说是对他讲的，还不如说是通过他对他未来的东道主讲的。希特勒告诉加芬库说，如果英国想要打仗，它可以打，但是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失望，因为他从早年开始就是一个大亲英派。他的意见一直是，德国同英国必须在一起工作，但是今天那边所奉行的是空想家的政策而不是政治家的政策。”第二次是在三天之后，当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于22日同奥格尔维…福布斯一起吃便饭时告诉他说，总理还没有放弃同英国保持永久良好关系的希望——“这是他最久远的和最珍贵的抱负之一”。他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应该让一位精通德语的真正著名人士来这里作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而不要象过去那样要靠译员从中翻译。”
在4月28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和在27目的一份致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于同一天就递交给了伦敦的外交部）中，希特勒最后终于宣布了那项他从1938年秋季或甚至春季起就在秘密考虑的决定，关于这项决定，他于4月1日在威廉港发表的演说中已经有所暗示。在备忘录和演说中，他申述了一连串相同的意见。英德海军协定的基础——实际上也是它的前提——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以及每一方理解和尊重另一方的重大利益。但是虽然德国一贯尊重英国的利益，把它自己的抱负严格限制在同英国的利益不相冲突的范围之内，对比之下英国政府却收回了它的信任，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即不管德国在什么地方陷入了冲突，英国政府总是要采取反对德国的立场——甚至当英国的利益丝毫不受影响时也是如此。这样，通过它的包围政策，它就单方面地使海军协定失去了它的基础，并使该协定和1937年7月17日的补充声明全都“失去作用”（同一天的海军协定的第三部分也是这样，在这一部分中规定了双方有互换情报的义务）。尽管如此，希特勒仍希望避免同英国进行军备竞赛，因此德国政府愿意继续遵守1937年协定中有关性质方面的那些条款。不仅如此，如果英国政府愿意的话，德国政府“高兴地准备”“就这里产生的一些未来的问题”进行谈判，而且确实是欢迎这样的一种前景，即“在可靠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清楚而又明确的协议”。
于是，在实质上，这些信息是表明对包围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报复行动。但是它们的前后关系和所使用的语言，使它们显得当事人的心理十分矛盾，其令人吃惊的程度并不亚于希特勒在九天前对加芬库发表的声明。4月1日在威廉港，当他只是暗示要废除海军协定时，希特勒严厉地攻击了英国。不过他还是用了温和的语句，并且承认有钦佩之意，承认感情受到了伤害，对于他现在要进行实际的打击感到遗憾：他的一贯要求友谊不仅是由于情感，而且也是由于他确信英帝国的存在“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价值因素”；摧毁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世界上的殖民工作的想法，在他看来仍“只不过是人类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的发泄罢了”。他感到深为遗憾的是，英国竟把同德国作战视为当然的事——“因为我曾经向英国提出的、并且将继续提出的唯一要求，只不过是归还我们的殖民地。但是我总是把话说得十分清楚：这决不应成为一场军事冲突的原因。”希特勒在他演说中专门讲到英国的那部分的开场白中，以极大的谨慎小心为他的1938年初以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策进行详细的辩护，这一点也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表明自从在3月间那个胜利日子他预言“捷克事件”将在两周之内被人遗忘以来，他已经又走出了多远——甚至自从四周前在威廉港发表那篇只含有最粗糙的自我辩解的演说以来，他又是已经走出了多远。而且他向英国表示愿意谈判的语气，比起同一演说较后部分向波兰表示的又是多么的更加热诚。
的确，全篇演说——包括在演说结束部分希特勒对罗斯福总统4月15日的“和平呼吁”的答复，和演说中有关波兰的那一部分——虽然是对德国听众讲的，却似乎构成了一个巧妙的企图，想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官方和舆论放弃那广泛的“包围”政策，特别是放弃支援波兰的政策。不过，在伦敦和在巴黎都看不到有任何热情愿意为已悔悟的绥靖主义者们把半开的门开得更大一些。库隆德勒4月30日从柏林报告说，他注意到官方对法国报界接受国会演说的态度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原指望它能产生深刻的印象并引起分裂法国舆论的争吵”。而亨德森在5月2日同里宾特洛甫的一次不愉快的会见中，则不得不聆听关于演讲的“一篇冗长的解说”。最后对方还断言英国正在计划进攻德国；可是它已准备好打一场六个月的战争，如果需要，甚至可打二十年。
这位英国大使后来告诉他的法国同行说，他从这次谈话得到的印象是，在这位外交部长的内心已经起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一年以前……里宾特洛甫相信英国和法国都不会去援助中欧或东欧。今天他承认情况适得其反，然而他仍不相信对于但泽也会如此。”
由于英国和法国采取了组成一个和平阵线的步骤，它不仅是面向华沙，而且也面向着布加勒斯特、雅典、安卡拉和贝尔格莱德，因此德国人现在以怀疑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切。甚至在英法两国于4月13日公开宣布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