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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慢慢地扼杀，并招致经济崩溃，甚至是饥荒。但泽可以被波兰毫无困难地在9月下半月，特别是10月初以后占领。……如果挑衅行动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到了10月当坦克和飞机不再能使用的时候就会被纵容得越发厉害。”他又说：“波兰必须被压制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打十年之久的仗。”
从5月起，波兰的被消灭是一件既定政策的事，希特勒5月23日在总理府中已经告诉他的听众说：“我们不能盼望重演捷克事件。将会有战争发生。”但是他急切想要作出保证，他的战争将是一场纯粹一对一的德波战争：“决不能弄到同时和西方（法国和英国）摊牌的地步。”
单就打一场地区性的德波战争而论，军事计划和准备都已接近完成阶段，然而希特勒在5月23日却没有提到这些。不过，他的确又讲到了孤立波兰这一德国的外交任务——已列入凯特尔4月3日的指令中——并且很简略地讨论了它的某些方面。关于英国的态度，他表示了罕见的悲观。他怀疑同英国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英国在我们的发展中看到了一个将削弱英国的霸权的建立。因此英国是我们的敌人，同英国摊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所以他的讲话的大部分是用来谈发生一场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大战的可能性。他预测不会有轻易取得的胜利，也不能很快地获胜。一方面把目标放在打一场速决战，但德国也必须准备打一场“长达十到十五年”的战争。
希特勒告诉他的三军将领们说，德国空军没有充分能力作闪电式的入侵英国，但是如果“（英国）舰队被歼灭，立即投降就会出现”。整个冒险行动，取决于出其不意的原则。但这只有波兰不卷入才有可能；德国必须保护鲁尔，因此必须以强力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并在直到须德海的荷兰领土上建立一条新防线。“如果我们不仅打败法国而且还占领和抓牢了荷兰和比利时，那么战胜英国的基础就算奠定了。”
希特勒指出，保密是“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先决条件”——除了绝对需要知道的以外，没有人应该知道更多的东西，或知道得更早一些。他还补充说：“我们的目的必须对意大利和日本都保密。”他因此决定下令成立一个对他负责的计划工作小组，专门从事作战的计划和必要的技术准备和组织工作。军备计划应以到1943…1944年完成作为目标。
“白色行动”的详细计划是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勃拉斯科维兹将军于6月14日发布的。根据出其不意的原则，它应该“于1939年8月20日付诸实施”，一切执行细节订于7月中旬再开会讨论。一个星期后，凯特尔在6月22日签发的一份命令中声称，希特勒已大体上批准了送给他看的初步时间表，不过又加了一些为保证机密和出其不意而规定的指示：“为了不致因比通常举行年度演习更大规模地征召预备役而惊动人民”，应进行报道，说这些人是为了举行秋季演习而被征召的；另外，“陆军最高统帅部原建议的自7月中旬起即应把边境地区的医院陆续腾出，必须停止执行”。在凯特尔6月24日的命令中同样表明了对事先保密的注意。在指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拟订完整地夺取维斯丢拉河下游各座桥梁的措施之后，凯特尔的这道命令还要他们同海军总司令部一起考虑，在一次突然袭击德却奥桥的行动中，出其不意的原则是否会由于海军事先在但泽湾的行动而受到“危害”。
可是，德国人不可能完全隐瞒他们的大量军事和经济准备工作。这是进犯波兰和保住他们的侧翼以防英法两国可能的干预所必需的。希特勒于5月14日至20日视察西部防御工程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在6月的下半月巴黎也已知道，沿着整个齐格菲防线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德累斯顿的第四军处于战备状态，德国政府几乎向美国的每一家大公司都采购了大量的物资，包括石油在内。6月27日库隆德勒报告说，据驻柏林的法国武官的粗略估计，已征召了大约六十万后备役军人。并且也注意到这样的不祥迹象，如劝告外国人眷属在8月份不要留在柏林。并报告说德国国防军已接到命令要在8月15日作好准备。两星期之后，在7月13日的一件电报中，法国大使又补充了新的情报，以证明他所坚信的“现在正在采取准备战争的一切措施”。他写道，德国的各部队正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不断地改变驻地，有时候，“是在作了象到前线去之前所要作的安排才离去的。……通常是在10月里进行的各级后备役军人的征召入伍”已提前了，而那些应已复员的现在仍留在部队里。已加速进行庄稼的收割，正在紧张地积累各种供应品。随着部分地进驻西部防御工事的完成，在东部，特别是在西里西亚，防御工程在加紧进行，处于比其他一切公共工程更优先的地位。
再往后，在7月25日的一件电报中，圣…阿杜安（他那时是法国驻柏林的代办）甚至能够指出巧妙伪装的部队移动的四个主要方向，那就是：向西部设防地带；向波兰的南部边界（据报告，7月18日乘火车经过布拉格的二万五千名士兵已集结在摩拉维斯卡…沃斯特腊伐和塔特腊山之间，同时在西里西亚看到了大批部队正在向博伊敦移动）；向走廊和波美拉尼亚之间的边界；和向东普鲁士。圣…阿杜安注意到的其他现象有：在每一个同国防有关的工业中都在加紧生产，以致造成劳动力的更加短缺，终于使戈林在7月11日下令限制公用事业工程征用工人；为在工业中使用女工作出安排；征用汽车、马匹以及马达燃料；组织战时医疗队；取消军队的休假和工厂假日；通知飞机工厂停止为生产最新型的飞机而进行的工厂改造，应该以战时的速度继续生产原已在使用的各种型号的飞机。
8月间，一些德国部队进驻斯洛伐克。在取得斯洛伐克政府的同意后，期洛伐克军队也归德国统一指挥调遣。到8月的第三周，德国的军事计划已进行得差不多了。保护德侨的命令已发往波兰，妇女、儿童和大部分德侨应即撤离或躲藏起来；秘密材料，包括党的文件，应即销毁；德国大使馆官员在接到战争开始的天线电报（希望至少在两小时之前发出）后就到华沙的荷兰大使馆去。
在8月22日向他的军队将领们讲话时，希特勒又重复了5月23日向他的高级司令官们讲过的在掉转方向对付西方之前必须先打败波兰的种种理由。他现在甚至更加明确地说道：“长时期的和平对我们没有好处。……即使战争在西面爆发，摧毁波兰仍是首先要办的事。由于季节的关系，要迅速作出决定。不论是否能说得有道理，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供宣传用的理由。”他最后说：“开始战争的命令随后发出，可能在星期六的早晨。”一切都已准备就序，就等进攻了。
如前所述，到5月底时希特勒已决定以武力来达到他在波兰的目的；而在最后三个月的和平时期里，他的复杂的外交政策是谨慎小心地打算协助使波兰屈服。除了作好同波兰作战的军事准备之外，德国的政策遵循以下五项十分清楚的方针：
（1）蒙蔽世界的耳目，使之看不清希特勒的真实意图； （2）拒绝和回避关于调停和谈判的建议； （3）使战争局部化，并把发生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波兰和英国身上；（4）把但泽的紧张局面增加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同时在军事计划完成之前必须阻止纳粹党人在自由市的过分急躁行动； （5）同其他国家分别进行单独的交易以孤立波兰。
在6月的下半月，德国人显得日益关心于减少英法两国对德波之间即将爆发冲突的忧虑。6月16日同库隆德勒谈话时，魏茨泽克曾“主动地表示，据他所知，目前一切都很平静，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局势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为紧张”。两星期之后，里宾特洛甫就德国外交人员应该使用的语言发出指示：“自从声明废除1934年德波协定以来就一直在对波兰施加压力，现在的问题就是保持这种压力，以使波兰逐渐恢复理性。然而，目前并没有意思要赋与这种压力以一份最后通碟的性质，即明确宣布德国的要求或时间限度。”驻巴黎的韦尔切克大使被通知去告诉法国人说，德国人“不是在寻求一场冲突，而是要使问题得到一个解决”。
6月30日再一次被召见时，库隆德勒从国务秘书那里得到新的保证，即据他的看法，没有理由预期德国方面会在但泽采取突然行动：“那里显然存在着紧张状态，它不可能继续数年之久；但目前，我仍以为只有发生意外事件，才会引起一场冲突。为此，他们是需要比那些我们迄今有时仍要加以抱怨的人更加严肃稳重。”魏茨泽克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暗示了德波缓和的可能性。他宣称，他必须承认，波兰政府最近已表现得“更加冷静和有节制”；他甚至想象他能够看出“一些迹象，表明贝克先生愿意为解决我们的困难寻求一个基础”。以他惯有的敏锐观察力仔细地研究了魏茨泽克所发议论的用意之后，库隆德勒在给巴黎的又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很可能希特勒还没有打定主意，或者他是希望“麻痹西方国家的警惕性，以便在突然面对既成事实时，它们只好仅限于在口头上提提抗议”。
两星期之后，当库隆德勒在回法国休假之前为了把代办圣…阿杜安介绍给魏茨泽克而拜访后者时，他发现这位国务秘书已经不象以前那么随和了，因为这时里宾特洛甫已收到了博内7月1日的照会，但泽也已成为张伯伦10日在下议院发表的一项声明的题目。当库隆德勒问道“现在他是否看到同华沙会谈的可能性”，魏茨泽克回答说：“如果我可以提到波兰报纸上关于华沙立场态度的报道的话，我看不到有什么可能性，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相信目前除了等待和尽可能地保持安静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恶劣情绪，德国的外交并没有背离当时紧急局势所需要的更加精巧的策略。随着7月份渐渐过去而莫斯科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在但泽问题上的态度则变得十分坚定，毫不妥协，魏茨泽克在6月30日曾稍微提到过的、有可能实现缓和的主题，于是也就愈来愈占据显著地位。例如，魏茨泽克于7月22日发给所有德国驻外使团一份通函，命令他们要特别强调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趋向”。与此同时，7月11日库隆德勒报告说，一位“在国社党内居很高地位的人士”向他的一位同僚讲了一些有所示意的话。据这位提供消息的人说，里宾特洛甫不再能得到元首的充分信任，元首特别指责他“有意对他隐瞒几条证明英国有强大战争潜力的消息”，和“在但泽这件事上，使他承担了一项困难的任务。如果不能赶快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就要冒损害德国威信的风险”。他继续说道，似乎“波兰人可能还会提出一些我们的政府将同意考虑的建议。当然，华沙必须对我们作出巨大的让步，但是要打算达成一项使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现在还不算太迟。”在向巴黎转达这一信息时，法国大使本人还注意到德国报纸最近对波兰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
有几家报纸宣称，但泽不是一个可以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德意志总汇报》在写到合理的解决完全处于可能的范围之内时，它甚至似乎在欢迎举行协商。在政府圈子中也可听到同样的调子，他们是在要人们领会：如果波兰提出建议，我们是不会拒绝磋商的。
直到7月底德国报纸才突然转变为一种攻击性的调子。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一位官员那时写道：“德国报纸对波兰采取的那种果断态度，已经使驻在柏林的外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们大吃一惊。他们显然是已经……习惯于德国报纸一向用来对待波兰问题的那种自我克制态度。”
可是，直到7月后期外国人还仍然相信但泽问题可以再搁一个时期。7月21日在德国宣传部新闻处负责人，一位伯默尔博士，向驻在柏林的外国记者们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这个部对要求人们消除忧虑的宣传运动还作出了新的贡献。伯默尔宣称，元首和德国政府认为但泽本身并不是一件交易品：它必须无条件地归还给德国。不过他们确信，这问题可以和平地解决，他们也愿意它能这样地解决。不管德国或但泽参议院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什么军事措施，都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因为它们不能忽视军事解决的可能性，尽管它们自己有和平的意愿。无论如何，德国不想促成一个危机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并且确实不盼望有一个所谓的8月危机。伯默尔本人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