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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殖民地或法国，当局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厉镇压都招致猛烈的抨击。1936年人民阵线在法国执政时，对这些运动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但事实证明也只是昙花一现。活动不久便又被迫转入地下。在印度支那的两个监狱里有着成千上万遭受折磨的人，由于骇人听闻的不卫生和非人道的待遇，受到了法国和其他各地批评者的谴责。
老挝是最后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组成部分的一大片地区。这曾导致同暹罗的冲突，因为暹罗往往对所有操泰族方言的国家都声称拥有宗主权。法国在外交上曾于1868年承认暹罗对柬埔寨的吴哥和马德望两省拥有主权，这就促使暹罗人得寸进尺地沿着湄南河流域侵占土地。英国人偏向于支持暹罗人的要求。法国对老挝的保护关系是在1893年10月3日签订法暹条约时才建立的。根据这一条约，暹罗放弃对湄公河左岸的所有主权要求。在条约的实施问题上，几乎立即发生了摩擦。于是重开谈判，1902年缔结了一项新的条约。法国得到的是对边界作了细微的修改，作为回报，法国在暹罗的治外法权受到了限制。接着，1904年又订立了一项条约，暹罗放弃了它对老挝的巴萨和位于湄公河右岸属于琅勃拉邦王国的那一部分领土仍然拥有的全部主权。此后又根据1907年的条约，暹罗将柬埔寨的马德望、暹粒和诗梳枫三地区割让给法国。这一条约的结果，一方面是法国得到了领土，另一方面则是暹罗在外交上有所收获，因为它为了清除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主权，是情愿作出牺牲的。1925年2月的暹法条约标志着法国在暹罗的司法权的结束，并在大体上平等的基础上在印度支那和暹罗的边界建立了一个新体制，特别是在毗连边境的所在地规定为非军事区。从1907年起，法暹关系看来已逐步得到改善，尽管有安南民族主义者在暹罗进行活动。
比日本在军事上战胜俄国和人们由此对印度支那安全所感到的惊恐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战胜俄国对安南青年产生的间接影响。日本成为黄种人的领袖，并取代中国的亚洲文化盟主地位（据说安南人在稻田里种上日本荷花以庆祝日本在对马的胜利）。然而，安南民族主义逐渐认识到，日本不承认中国人、印度人和安南人同日本人是平等的，正如同安南人之不承认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同安南人是平等的一样。因此，俄国和中国又取代了日本而成为安南人的英雄祟拜的对象。
印度支那同日本的外交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好的。在商业方面，日本一直都是从印度支那购买的多，销售的少，但大萧条显示了日本工业和出口贸易已取得惊人的发展。日元贬值和印度支那的大米和煤的对日输出的削减使印度支那实业家深切认识到同日本签订一项贸易条约是值得的，而迄今为止法国人一直回避签订这种条约。于是便在1932年5月在巴黎签订了一项临时条约。
法国人看出，日本是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的敌对的颠覆分子的伙伴。与此同时，他们还看到日本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利益也是一个威胁。1938年在印度支那的日本人总共大约只有四百人，大凡一个国家里另一外国的国民较少，本应有助于同那个国家发生好感。但在1939年，事实上成了通往中国南部的重要门户的海防…昆明铁路（为法国人所拥有），却由于中日战争的缘故而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主题。加之，中国和印度支那的一系列商业和移民协定——其中一部分是在1930年达成的，但直到1935年才最后生效——是日本和印度支那产生摩擦的根源，因为根据这些协定的条款，中国得随意通过东京运送军火，免缴过境税。1937年，中国港口被封锁，使得经由海防…昆明和河内…谅山铁路运送的中国军用品日益增多。1938年，日本和法国达成了协议，边境只对1937年7月以前订有合同的货物开放。在有些情况下禁运有所变通，但1938年在日本多次抗议后，印度支那当局切断了一切经由云南铁路的对华运输。然后，为了加强这个胜利成果，日本人于1939年2月宣告占领海南岛，因而封锁了印度支那的海防港。作为回击，法国于3月20日为中国战争物资重新开放云南铁路。
1939年1月1日，日本不顾法国曾就占领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一事发出警告并建议仲裁，占领了大约地处西贡和北婆罗洲正中间的这些岛屿。此后，法国人才迟迟地开始加强印度支那的防务。在此以前，法国人由于国内保守党的阻挠而未能采取这一方针。后者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因此惧怕中国人甚于惧怕日本人。
在1939年，马来亚对全世界来说，大体上只意味着三件东西——橡胶、锡和新加坡基地。实际上它比这重要得多。它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事业心在一片丛林中开辟出来的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它是中国人、印度人和马来西亚人三大人种的汇合之所；它是统治多民族社会的独特的实验场所。总之，马来亚对亚洲的政治和世界战略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促使马来亚日臻繁荣的两大主要行业是锡和橡胶。锡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行业，其产量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有了巨大发展。橡胶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企业从巴西带来了种子创建的，然后为满足新发明的汽车的需要而大力扩展。
为了给上述行业谋求劳动力，就需要从国外输入劳工，因为马来人满足于种植自己的小农田或椰子，往往不愿意去锡矿或橡胶园劳动。中国人和印度南方的人就来到了马来亚，人数愈来愈多，到1938年，华人已和马来人一样多（各为二百余万人），印度人大约有七十万。
工资是低的（1939年初，橡胶工业的计日工资一般为五十到七十马来亚分，相当于一先令两便士到一先令五便士），但已足以吸引移民劳动力。此种移民的大量涌入迟早势必引起纠纷。到马来亚来的印度人多半是泰米尔人，他们在橡胶园劳动，并没有被认为是对当地人的生计的一种威胁。但华人精力过人，而且富于创业精神，那就又当别论了。华人在锡矿工作的有好多万，在橡胶园劳动的少一些，但还有成千上万的华人表现了惊人的才能，他们自己也当上了商人和经纪人。马来人在经济上愈来愈受到华人的排挤，要不是受到“马来土地保留法”的保护，就会有大量土地落到勤劳的移民手里。不过，华人住要的雄心壮志是赚钱，赚了钱就尽快回国，愿意把行政管理交给英国人去办。据说华人只要挤牛奶，至于这条牛抓在谁手里，他们是无所谓的。
尽管马来人忧心忡忡，尽管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在自己的出生地被视为异乡人而心怀愤懑，这两个种族之间——实际上是在各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在英国统治之下还是和谐的。在战前数十年间根本没有听说过马来人和华人的冲突。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紧接着的几个月中发生的双方冲突，是日本唆使马来人排华政策的直接结果。这次冲突中死者数十人，殃及妇孺，成了当时动乱的一大特写要闻。
1939年，马来人还没有政党，也没有什么政治觉悟；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是输入的，不是本国的，它所联系的只是印度的民族主义。随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国民党在东南亚已很活跃，它鼓励中国移民和马来亚出生的华人都要自认是他们祖先的国家的后裔，而不是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后裔。中国的国籍法是按照子女国籍决定于父母国籍的原则，而不是按子女国籍决定于他的出生地的原则。由此产生的趋势是造成一个国中之国，主权内的主权，结果是马来诸邦的政府不愿批准国民党在马来亚建立组织。经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正式抗议后，才于1931年达成妥协，凡在马来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均被认为是合法的，但仍禁止在马来亚设立国民党支部。尽管如此，国民党仍在积极活动而且是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背后的主要力量，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该会给中国汇去巨款。国民党还提倡抵制日货。自称为抗敌后援会的华人青年鼓动者企图以直接行动强迫推行此种抵制，例如在有经营日货之嫌的商人的货物上涂柏油。但抗敌后援会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后者仇恨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国民党一致的。
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洗共产党人以后，两党结怨甚深，互为仇敌，不过在1930年以前马来亚共产党还不甚重要。但自1930年以后，马来亚共产党的影响愈来愈大，特别是通过它操纵的所谓总工会，那是一个自己任命的组织，其活动多半是通过恫吓。一些大规模的罢工就有总工会在后面支持。马来亚共产党几乎是清一色的华人。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但他们所执行的只是华人领导人的命令罢了。
由于人口的成分庞杂和华人与印度人的流动性，马来亚的民主制度发展很慢。各政治单位的种族殊异性质也妨碍了马来亚融合成为一个单位。1896年，马来诸邦中有四个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在英国宗主权之下结成联邦。1909年，曼谷条约把暹罗对北部四个邦——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的宗主权交给了英国。原来希望这北部四个邦和柔佛会加入联邦，但联邦倾向于合并，合并后各并入单位的主权就将随之丧失，因而阻碍了其他几个邦加入联邦。因此，英国人就决定实施一个把行政权分散的方案，把大部分控制权交还各邦。但仍保留联邦机构，负责照管原有四邦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务。
到了1939年，已经可以看出咨询权力的集中化并不管用了，各邦趋向于彼此设立关卡。
由新加坡（它包括印度洋上圣诞岛和科科斯…基林群岛，为的是管理方便）、槟榔屿（包括威斯利省）、马六甲和拉布安组成的海峡殖民地设有一个立法会议，由十三名官方议员和十三名非官方议员及总督组成，由总督任主席，他投的一票是决定性的。非官方议员中十一名由总督指定——五名欧洲人、三名华人、一名英属印度人、一名马来人及一名欧亚人——余下两名是欧洲人议员，由选举产生，一名由新加坡商会选举产生，另一名由槟榔屿商会选举产生。马来联邦的联邦会议（成立于1909年）在采取了分掌行政权的政策以后，由十六名官方成员（包括高级专员）和十二名指定的非官方成员组成。在非官方成员中，有马来人四名、欧洲人五名、华人两名、印度人一名。在联邦和属邦中有几个邦务会议里也有欧洲人和华人的代表，通常还有印度人的代表（霹雳、雪兰莪和森美兰的邦务会议就都有两名华人代表和一名印度人代表）。
这些立法机关旨在谋求代表性，但绝非是民主性。在这样一个成分复杂、人口流动不定的国家怎样去实施公民权确是一个大问题。在政府办的学校或政府补助的学校里教的是官方语言，即英语，那里学费便宜；马来诸邦中教马来语的初等教育一律免费；较大的橡胶种植园实施泰米尔语教育，也是免费的；华人办的教育是在华文学校里教授国语，也由政府拨款补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很重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则有设在新加坡的莱佛尔学院和国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
马来亚的惊人繁荣在1930…1932年贸易萧条期间遭受了挫折；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筐）里的不妥当变得显而易见。除了锡和橡胶，马来亚的重要产品只有椰干和凤梨。早先也曾想限制橡胶的产量，但并没有完全成功，英国企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这时便同荷兰人和法国人接近，经过长期磋商以后，国际橡胶管理协定终于在1934年6月生效。这一计划成功地限制了生产国的输出量，并借助于贸易的普遍回升，提高了橡胶价格，使经营得法的种植园嫌到了可观的利润。同样，锡工业也得到了国际锡业委员会的保护，通过建立缓冲储存和其他办法，该委员会能使锡的价格稳定在每吨二百到二百三十英镑之间。
海峡殖民地的贸易是建立在进出口贸易完全自由的原则上的。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突如其来地加剧了向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特别是在纺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