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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普苹嗯浜稀９嵩�2月同意延长银行的经营年限，并增加了供银行运用的资金数量；从而使美国政府得以在3月至7月期间向巴西、尼加拉瓜和巴拉圭提供信用贷款。给予的财政援助是用以改进这些国家的交通运输并发展其自然资源和贸易的。
在政治方面，批准了一项与巴拿马签订的条约，从而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这项条约在1936年就已开始洽谈，很快地就得到了巴拿马政府的批准，但直到1939年春仍在等待美国参议院的同意。这一条约是为了修改使美国在运河区享有特权的1903年原订的海斯…布诺·瓦里拉条约。由于参议员们担心新条约中关于运河防务的规定可能会不利于美国军事力量在危急时采取迅速行动，以致新条约的批准在华盛顿被参议院拖延了三年。幸好巴拿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给予的保证大大地解除了华盛顿的疑虑，这才使条约在1939年7月25日获得批准。批准时投票的结果是以六十五票对十五票通过，这就表明，只有少数几个极端主义者才仍相信，坚持美国的既得利益要比从拉美国家自愿的合作中得到的好处更加重要。
虽然关于墨西哥政府没收外国石油财产这个麻烦问题的谈判在7月间破裂了，但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8月14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一项和解性声明，表明继续谈判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为了增派一些美国陆海军代表团去拉美主要国家的首都，也作了很大努力。此外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际委员会，来考虑如何以美国的航空公司代替轴心国的航空公司在拉丁美洲经营业务。
第六章 最后一个月
到1939年8月5日国会休会时，它几乎已经答应了总统曾提出的关于增加美国防务的全部要求。另一方面，国会拒绝取消军火禁运，使总统没有能得到他所希望的那个政治武器。取消禁运会使美国外交政策如虎添翼，它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起恫吓作用的。对独裁者们已经讲过严厉的话；但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让它的政府在喊喊之外还有什么行动。事实上，国会通过坚持继续实行军火禁运，已经告诉了全世界，它不准备冒任何的风险来支持欧洲的民主国家。罗斯福深信，一旦战争爆发，舆论将会改变，但此时政府又实在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战争爆发。到了8月初，形势变得越来越清楚，战争的爆发不会再拖很长的时间了，除非英法两国能同苏联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来共同制止德国的侵略。旷日持久的谈判表明，达成一项圆满的协定的希望并不大。美国政府通过它的驻莫斯科大使馆接到的消息说，德国在拉拢苏联政府；因此它担心斯大林可能会屈服于这个竞争对手的百般拉拢。于是，罗斯福在8月初作了一次私人的尝试，劝告斯大林说，同德国达成一项协议并不符合苏联的最高利益。当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离美返回莫斯科的前夕，罗斯福请他代为警告斯大林，如果苏联同德国“联合在一起”而战争爆发，那么希特勒肯定会在战胜法国之后转过来扑向苏联。所以，他希望苏联政府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能够使它目前同英、法两国的谈判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美国同俄国一样有着根本的利害关系。与此同时，还将一份这次谈话的备忘录寄给新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并指示他再向莫洛托夫转达总统的这种看法。
在剩下的那些和平日子里，美国政府的精力主要是用在完成战略的、外交的和经济的计划上面，以保障美国不受国外战争的冲击。8月间，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分别批准了联席会议7月里决定的关于西半球防务的战略计划。8月9日，成立了一个由非官方人员组成的、由斯退丁纽斯任主席的战争资源局，从而使防务计划的实施又前进了一步。在宣告这一机构成立的声明中，三军代理部长们宣称它的职责是“与陆海军军火局就战争非常时期动员全国经济资源的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审查和修改这一机构已制订的各项计划”。声明又说，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战争资源局将成为一个执行机构，它所拥有的广泛权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工业局所拥有的相类似。这个声明引起了相当大的惊恐和愤怒。这个新局的名称和提到了战争紧急情况，使抱有和平思想的公众感到震惊；再加上声明中含有工业将由政府和军方控制的意思，更遭到各界的反对。此外，该局几乎全由大企业的代表组成这一事实，在自由派和工人中间也引起了疑虑。在8月17日召开的战争资源局第一次会议上，陆海军领导人和斯退丁纽斯极力设法扭转那个不谨慎的声明和它的笨拙措词所造成的恶劣印象。
设立这个新局的决定是罗斯福8月7日离开华盛顿去度夏季假日前作出的最后一批决定之一。他还同韦尔斯详尽地讨论了在迫近的危机中美国应遵循的政策问题。所讨论的计划中有在最后时刻给意大利国王发一个电报，请求他运用对希特勒的影响来拯救和平；战争一爆发立即向交战各国发出呼吁，要求它们不轰炸平民；以及召开一次紧急泛美会议。
制订这些计划的根据是假定战争可能即将爆发。这种可能性由于美国政府在8月中旬得到的情报已变成确实无疑的了。这些情报包括，美国驻柏林代办8月17至21日发来的电报，报告德国动员的措施和军队的集结，准备进攻波兰，以及驻莫斯科的斯坦哈特8月16日发来的一份报告，指出德苏谈判显然在逐渐取得进展。
第二天，韦尔斯召开了部际中立地位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处理战争发生后政府将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为政府必需采取的行动做好准备。该委员会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的代表和司法部长组成。21日，柏林宣布德苏两国已经同意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事情因此已很清楚：德国早就在威胁的进攻波兰已无法制止，除非波兰接受德国的要求。来自驻伦敦的肯尼迪和驻巴黎的布利特的消息表明，英法两国的领导人相信战争已经迫近，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了。不过，法国人仍在绝望地挣扎，希望罗斯福能创造奇迹，找到某种避免战争的办法。在北大西洋上巡游度假中，罗斯福仍不断注视着形势的发展，8月24日他返回华盛顿以便亲自掌握局面。他给意大利国王的私人电报已在前一天傍晚发出。总统说，基于两国之间的传统联系，他向国王呼吁并相信国王在促进战争和避免战争的抉择上是很能够加以影响的。他建议意大利政府可以根据1939年4月14日他自己所建议的原则，再提出一项和平解决现在争端的办法。24日，罗斯福决定继发给意大利国王的电报之后，再直接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莫希齐茨基呼吁。他敦促德国和波兰避免敌对行动，并且用直接谈判、听从公正的仲裁，或者挑选一个无偏见的调停人的办法来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同时，他也指出，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应该是建立在慕尼黑协定路线之上的：“当然，不言而喻，无论是采取我建议的哪一种办法，每一国家都应同意完全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给希特勒的电报的结尾警告说，美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使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
莫希齐茨基的答复在第二天，8月25日，到达华盛顿。他说波兰愿意通过直接谈判或仲裁的办法来解决争端。他向总统保证说，波兰决不会首先发动战争，鉴于在目前的危机中波兰并不是提出要求的一方这一事实，这只能说是很自然的事。这一复电立即由罗斯福转给了希特勒，并向德国元首作最后一次的呼吁，希望他也同意已被波兰接受了的和平解决办法。虽然罗斯福和赫尔早已料到这最后呼吁不会有任何效果，但用总统的话来说，这样就可以把“问题责任完全推在德国身上，在1914年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找麻烦这样做的”。8月30日，意大利国王答复罗斯福23日的呼吁，说：“人所共知，我们过去已经、现在也还在尽一切可能来实现一个正义的和平。”希特勒对总统的两次呼吁的答复（在侵略波兰开始后才送达）采取了预料中的不妥协姿态。31日，里宾特洛甫训令驻华盛顿的德国代办去告诉赫尔，两次呼吁都已收到，并说元首对它们“十分赞赏”。他同样也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以求用友好的方式解决争端，但由于波兰的态度，他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
9月1日凌晨，驻巴黎的布利特把几分钟前美国驻华沙大使发来的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用电话通知了华盛顿。几小时后，布利特和肯尼迪又分别用电话通知罗斯福说，巴黎和伦敦决定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在8月间就已经拟好的关于飞机轰炸的罗斯福呼吁文件，于是立即发送给已经卷入和可能要卷入战争的各国政府。他要求德国、波兰、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政府作出保证，即它们的空军将决不轰炸平民百姓或不设防的城市，条件是对方也将遵守同样的规定。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在同一天作了答复，表示同意总统的建议。波兰政府的答复说，它完全赞同罗斯福倡议的那些原则，但不幸的是这些原则已经被德国军队践踏在脚下了。
9月1日下午，罗斯福在他的每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他希望而且也相信美国可以置身于战争之外。他还说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来做到这一点。
第八编 远东
第一章 中日战争的继续
决定性的1939年一开始，就可以看到远东的冲突呈现出僵持的局面，它将一直保持到1941年12月为止。在1937…1938年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夺取了华北和华中的许多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以及南方的大港口广州。但是他们在希望打一场迫使中国屈服和接受日本媾和条件的、决定性的“最后之战”方面却没有能达到目的。现在，日本军方首脑们开始认识到要给予中国一个致命性的打击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幅员辽阔，政治和军事的组织相对的落后，它的经济结构又很分散，这就使得它能够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这种大灾难本来会使一个比较小的，但是更加有组织的，因而也就更加经不起打击的国家早就屈服下来了。只要中国的抗战意志还没有遭到致命的削弱，它就能够坚持抵抗下去，不管这种抵抗是多么软弱无力。武汉三镇以及广州的丢失都似乎是由于地方守卫部队的懦弱无能，如果不是由于更糟糕的原因的话，这就使得中国人的士气的确动摇了。仅仅根据日本人就要打来的谣传，就惊慌地把长沙市烧了。这进一步表明失败主义情绪的增长。虽然面对着军事上严重的挫折和政治上重大的背叛事件，但是，蒋介石将军的态度仍然坚定不移。
在国民党特权阶层中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尽管没有实权，几个月来却一直在努力争取一个妥协的和平。根据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中将的证词，在1938年秋天，汪曾派代表去上海同影佐和参谋本部的今井大佐讨论过临时停战的条件。这些讨论显然构成了1939年12月22日近卫亲王宣布的解决“中国事变”基本原则的背景。在此之前，汪精卫发现蒋反对在他同日本人安排的基础上议和后，就于12月18日逃出重庆，两天后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当近卫的条件公开后，汪就开始宣传赞成接受。于是，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正式把汪驱逐出党。
汪精卫曾经是孙中山的亲密朋友和心腹，在反对满清王朝和1911年以后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中他是孙的得力助手。汪具有相当的文学才华，曾为孙起草过许多演说和宣言的文稿。“国父”临终时他也在场，孙留给本党的遗嘱就是由他笔录的，遗嘱曾经为那位在病榻上的领袖所首肯并在上面亲笔签了字。汪精卫或许十分期望党的领袖的斗篷会落到他的身上，但是由于蒋的崛起使他相形见继了，在汪的心情上和他的那个也曾是有名气的革命党人、有野心的妻子陈璧君的心情上，这确实是引起苦恼的一个原因。在1925年至1937年中国政治的错综复杂历程中，汪有时反蒋，在其余时间里，他们在表面上又和解了。而现在处于患难之际，汪显然认为他能用提倡和平的方式击败他的对手。他所使用的论点无疑就是后来在上海他的宣传机器上出现的那些主张。他那时断言，如果日本不能使中国完全屈服，那么中国也不可能把日本人赶出它的领土。他宣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耗尽一切，这将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利，并间接对苏联有利。汪相信，要避免这些危险，中国就应当在近卫建议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