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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理由，苏联政府试图削减渔业协定规定的日本方面应享的权利，并为此目的，乘机利用了1928年协定中关于租借和拍卖渔场的繁复规定。不过，由于急切希望不要在它的庞大国家内部情况如此糟糕的一个时候引起战争，苏联政府是谨慎小心地行事的。1936年俄日两国就缔结一项新的捕鱼条约进行了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对日本有利的新的协定，因为当时俄国正陷于一场清洗运动的极大痛苦之中，并且必须考虑到还存在着纳粹德国的威胁。但是在批准新的渔业协定的三天前，日本同德国缔结了反共公约，因此，俄国人拒绝批准这项渔业协定，并同意1928年协定只再延长一年。在1937年它又延长了一年，但到了1938年底，苏联政府甚至拒绝这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除非日本人能够同意退出俄国人为了战略上的理由想要收归己有的大约四十个渔场。
1939年1、2月间，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和李维诺夫之间的会谈没有能达成协议，双方都大发脾气。苏联政府宣称，3月13日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一次拍卖，届时供公开投标的渔场将包括被日本人称作应永远由他们保留的那些。在日本报纸上出现了威胁的话：他们的渔民无论如何也要使用这些有争论的渔场，将提供海军护航来制止俄国人的任何干涉。由于日本海军比苏联海军强大得无法相比，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日本渔民就不能再到俄国海岸上去晒网和加工处理鱼货，除非日本也派军队到那里去，而那样就要促使战争爆发。3月15日，日本外务省声称，日本将不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拍卖的结果，如果苏联采取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日本可能要被迫进行自卫，万一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切责任应完全由苏联承担。
俄国人还是举行了这次拍卖，但苏联国营渔业组织只买了四个渔场。3月20日又宣布，“由于缺乏买主”，拍卖推迟到4月3日继续举行。日本人接过了这暗示，于是在莫斯科重新恢复谈判。4月3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把1928年的条约再延长一年，从1938年12月31日算起。不过，苏联政府保留了三十七个以前是日本人的“永久”渔场，另外对日本人再开放十个新的渔场。日本人总共得到了三百六十六个渔场的租用权，其中二百五十四个保持五年不变。由于这一妥协，渔业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了。两国政府都作了让步，但是双方也都得到了一部分它们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
7、8月间，另一郁积已久的俄日争端爆发了，那就是关于日本在俄国的那一半萨哈林岛上的石油和煤炭开采权的纠纷。当地的苏联工会控告经营这项开采业务的日本公司不履行它签订的劳工合同，说它没有按合同规定支付工资或发给衣服和食品。萨哈林岛上的苏联地方法院判处该公司缴付巨额罚金，并以没收产业相威胁。东京政府为此事在7月16日向莫斯科提出了抗议照会。但苏联政府拒绝接受这一照会，理由是它包含有威胁性的词句，是属于一份最后通牒的性质。两国政府在关于萨哈林岛上采矿特许权的问题上相互提出了一长列的申诉和指责，双方都采用了好斗的语调。日本外务省8月13日的一项声明说，苏联当局既不愿为油田租借地提供充分的俄国劳动力，又不允许输入足够的日本劳动力；由于苏联采取这种策略，石油生产事实上是停止了。不过，俄国石油工人和日本租借区当局达成的一项新的协议使局势暂时有了缓和，它规定给俄国工人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工资和其他福利。显然，苏联政府对日本人享有这些捕鱼和采矿特权感到不快，这些特权是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还比较软弱的一个时候让与的，但它也的确并不认为迫使日本放弃这些特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虽然苏联和日本两国政府似乎都深信它们相互之间迟早会打起来的，但是谁也不希望现在就激起这样一场冲突，因为双方都还没有建立起具有所希望的那种实力的军队，何况双方在远东都各有各的困难。双方都在注视着世界总的形势，每一方都希望这种形势的发展将会有利于地位的调动。在1939年春天，据估计日军的精锐——关东军的人数约在二十万人左右，还有十万满洲国兵可用于维持内部秩序，从而使关东军得以腾出手来警戒满洲国的边界。但由于华北铁路运输的需要，造成了满洲铁路线上车辆的缺乏，这些车辆能否经得起同苏联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紧张压力，是值得怀疑的。苏联远东军据信有四十万人。但其素质是难以估计的，特别是它的领导人员、装备和士气。由于苏联严格的保密措施，因此对以下两点也无法作出任何可靠的估计：在多大程度上物资供应能如所愿地达到自足自给的目的；远东的红军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有限的运载能力。每一方显然有它自己的理由希望推迟一场大冲突，但也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一场边境冲突，象1937年在阿穆尔河和1938年在张鼓峰发生过的那种冲突，可能会促发一场正规的战争。
1939年5月，在贝尔湖东南的诺门坎地区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场冲突，在那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夹在满洲国的北新安省和内蒙古的察哈尔省之间，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分。满洲国政府宣称哈拉哈河形成了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疆界；而蒙古政府则声言，真正的边界还在哈拉哈河以东几英里的地方。
这一纠纷似乎是由关东军首领们首先挑起的，他们显然是希望得到哈拉哈河这一线，以便把边界线推到距离计划修筑的从温泉至海拉尔这一铁路线更远的地方。日本人的失败使得这条铁路没有能铺设；它也导致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及其一些参谋人员的去职。
最初双方参战的部队是小规模的，但每一方都迅速派来增援部队，整个春天和夏季战斗继续不停，双方各有胜负。直到8月底俄国人派来了机械化部队，才使日本人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失败不仅带来痛苦，还令人不安地暴露了日本人在技术上不如俄国人，而此时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又似乎已使苏联能够放手把它的全部注意力转向远东。
直到此时，这场战斗在名义上仍不过是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一场战斗，日军是根据1932年的条约作为满洲国的同盟国参加的，苏联部队则是根据1936年的互助条约作为外蒙古的同盟国来参加的。从冲突一开始，新京和乌兰巴托这两个政府所在地就互相以抗议的照会进行攻击，然而东京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直接交换照会，虽然在7月间日本人曾暗示，如果莫斯科首先倡议，他们将欢迎举行这样的谈判。但在那时，日本人似乎在战斗中占了上风，莫斯科也就没有什么表示。9月初日本人遭到失败后，看来这两个主角就要亲自出面进行直接的和大规模的冲突了。大批关东军部队迅速集结，准备收复诺门坎阵地，这时在满洲国境内的防空和其他紧急措施也得到了加强。在重庆，人们热切期望一场全面的俄日战争即将开始。然而在此期间希特勒已经进袭波兰，欧洲大战已经爆发。苏联政府这时在打算得到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而不希望打一场远东战争。日本人则虽因遭到失败而很感痛苦，但深知他们最好是暂时等待一下，直到他们建立起一支机械化部队，能够同苏联装甲兵团相匹敌，那时再来报仇雪恨。
8月22日，在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之间的一次会谈中，前者提出了通过谈判来解决诺门坎争端的问题，并发现洛佐夫斯基的态度是响应这一建议的。于是，在接到东京的指示后，东乡在9月9日拜会了莫洛托夫，并建议满洲国…蒙古和满洲国…苏联之间的边界问题应当和平解决，为此应成立一个联合划界委员会，苏日两国并应通过谈判来缔结一项通商条约。莫洛托夫大体上同意了这些建议，但关于诺门坎问题，他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所主张的真正边界线的地方。对此，东乡表示反对，因为这不利于日本人的要求。经过几次会谈后双方达成妥协，同意当停战开始生效时，各自的部队应即停留在原地不动。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在9月16日停战。这就为停止敌对行动和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作好了准备，委员会由日本、满洲国和苏联、蒙古双方各派同等数额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要在这个斗争舞台上解决边界问题。
第四章 日本和轴心国家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的夭折
日本从1931年夺取满洲开始实行并从此日益扩大其规模的侵略政策，已经使它同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起来。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又使它同欧洲的纳粹和法西斯侵略者结成了伙伴。这一伙伴关系的第一个正式保证是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签订的反共公约。当时公布的那一部分公约条文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而只是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它只规定在制止共产国际的活动和了解其代理人方面进行磋商和合作。但这完全是一块遮掩布，想用它来掩饰公约的真正目的。反共公约的真实意图是载在秘密条款中的，后来从被缴获的德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查获，因而才得以公诸于世。
1936年，在里宾特洛甫和当时日本驻柏林武官大岛将军之间开始了达成一项德日协议的谈判。他们一直瞒着冯·牛赖特（当时的德国外长）和德国外交部官员们，因为这些职业外交家反对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建议，害怕这可能会损害同中国的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德国自1921年以来辛苦建立起来的。这项协议实际上首先是针对苏联的；由于苏联政府否认同共产国际有任何直接联系或对它实行控制，因此才想出把这条约称作反共产国际公约这个主意来掩盖其真正目的。三条秘密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并未挑衅而受到苏联的进攻，或并未挑衅而受到其进攻的威胁时，另一方不得有在效果上将改善苏联处境的任何动作；同时，双方应就保护其共同利益所应采取的措施进行磋商。在第二条中，缔约国双方宣称，在本秘密协定继续有效期间，除非经相互同意，双方均不得同苏联缔结不符合本秘密协定的精神的任何政治性条约。第三条规定，本秘密协定应与公开的文本同时生效，有效期亦为五年。
1936年11月，在日本同德国的协定即将签署之前，日本政府向意大利主动表示，建议缔结一项大致相同的意日公约。1937年7月新成立的近卫内阁中的外相广田小木派了一位新大使堀田去罗马，并交给他一封信，在信中广田极力主张，为了反共产国际的目的，两国应保持密切的接触。这样，日意双方的会谈也就转入了一个更加肯定的阶段。堀田带去了这样一些建议：缔结一项反共产国际公约，它应该同日本和德国之间己存在的那一项公约相类似，并附带缔结一项在军事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秘密协定；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双方进行磋商；在缔约国一方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
此时，德国外交部并不赞成签订一项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想法。理由之一是，柏林对日本利用现有公约来为其侵华作辩护感到愤慨。魏茨泽克在1937年7月28日打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一封电报中说，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从而使日本陷入两线作战。因此，与其说是造成“一个战略上明确的局面”以准备与苏联作战（日本人曾断言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可能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坏，并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境内更加蔓延。魏茨泽克还说，虽然不会再有德国战争物资卖给中国，但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将不撤退，免得俄国人可能会来取代他们。
如果当时任德国驻伦敦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促使英德达成谅解的努力获得成功，德日关系就可能已经冷淡下来；考虑到德国和英国都厌恶日本入侵中国，那就也许甚至会达成一项英德两国关于远东政策的协定。但是到了1937年10月，里宾特洛甫及其主子似乎已放弃了争取英国的希望，并已决定必须把英国敌视德国的扩张计划的态度看作是确实无疑的。因此，他们感到有必要产生一项德日意三国协定，以此来抵消一个可能的英、法、苏大联合。第一步是使意大利加入反共公约；随后在10月中旬，把德国的这一愿望通知了日本政府；同月22日，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取得他的同意，让意大利也加入这项公约。1937年11月6日，在罗马签署了一份议定书，据此，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