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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国防部的效率，里翁审判中一些将领的证词表明，国防部没有能取得军备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的协作，其原因若不是因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就是因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双方实际上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也许是因为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达拉第在审判中争辩说，甘末林有种种机会来干预军备定货的实施，而且实际上，他也确实是经常这样做的。但是甘末林在他的回忆录中则抱怨说，由于有意地不准他和三军参谋长参加对于生产和供给问题的一切审议，这样的干预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管这场争论的曲直是非如何，也不论甘末林的法定权力地位如何，看来很明显，他参与这些重要事务时是胆小犹豫的。1938年一年，他都在（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极力要求达拉第采取措施以增加生产和分配更多的防务经费。但是到了这年年底，他自己也只好相信，没有再去催促的必要了。
但是，在对各国营军火工厂作了一系列的调查以后，1938年10月25日向议会的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开工不足的情况极为严重；东部地区各钢铁厂的开工率只达到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由于缺乏原料，这些工厂，总的来说，每周开工不可能超过四十小时。不久以后，工业总监不得不管告总理说，1939年1月以后，法国工厂将被政府定单所塞满，新的定单已无法列入生产计划，除非到时候把一部分手头的工作停下来。从1935年起，历届法国政府部一心想把军火生产限制在国营工厂的生产能力范围之内，虽然防务的需要已增加了成百倍，但丝毫也不去设法扩大生产能力。在重整军备开始时就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法国工厂的设备已破旧不堪，没有作过充分的更新。企业家们不愿给予合作，以增加投资来扩建他们的工厂并使之现代化，因为他们唯恐社会会变动，更不要说害怕革命和被征用了。
国营工厂自1936年以来就和私营企业并立；但是国有化还只是试验性的，还不可能证实它可能具有的任何优点。使企业家们感到惊恐害怕和离心离德，它是已经足够了；但是要产生它本来应具有的、并且是极其需要的那些结果，那么它又是太少了。那时的政府十分注意不要去低估私人获利对刺激生产的积极作用，所以并不想把它对军火制造业的控制扩大到根据1936年8月的法律可以达到的那个限度。但是，私人企业家们并不因为感激政府对他们的放松而就同心协力地与政府一起搞重整军备。他们认为政府的放松控制仅仅是暂时的；因此，任何努力或花费都是莽撞蛮干。至于那些已国有化的企业，国家管理似乎反而使工厂的纪律松弛了，生产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这些情况证明，还是让旧制度不变为好，至少应使资本家和企业主保持热情。
没有能达到批量生产，这对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衡量标准，它也是法国重整军备总的来说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私营工厂中机器更新的免税标准仍然按1918年的价格水平计算，而这个价格又大大低于实际成本，因此，厂方更加不愿意投资于更新设备以进行成批生产了。在国有化工业中，政府也不愿意在这样晚的时期把宝贵的贷款用作这种更新设备和重新装备的长期投资。况且，人民阵线的部长们原则上也不喜欢大规模生产，认为这是造成失业的一个原因。最后，还必须指出，法国的设计人员和技师们没有能够使他们的设计型式达到可以批量生产的阶段。似乎出现了一般永无休止地修改标准型式和追求一切都要十全十美的狂热症。试验和讨论都永远没完没了。经过好几个月的研究之后，直到1940年4月，专家们对于应这制造什么型式的坦克履带，意见仍不一致；也还不能决定究竟应采用哪种飞机发动机。
从前面一节中提供的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由于某个阶段德国暂时放慢了飞机生产的速度，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的飞机生产速度几乎能同德国并驾齐驱了。但是英国达到这样的生产速度已经太迟了，以致仍不可能装备一支与德国空军规模不相上下的第一线力量，或储备与这样一支前线空军相当的后备力量。尽管如此，在和平的最后一年，空中防务仍取得了很大成就。英国政府说它在最近两三年中的努力终于开始产生显著效果，这种说法是不错的。
1938年11月10日，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在国会发表声明说，飞机的产量比5月份已增加百分之五十，到明年5月将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1939年3月9日这位空军大臣在提出空军预算时说，他曾经预言到5月将达到的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现在已经实现，他对到1939年底将增加百分之四百抱有希望。
不可否认，情况在逐月稳步地、甚至是迅速地好转；然而常常容易超越合理的宽慰这一界限，而变成愚蠢的盲目自满。《泰晤士报》（1939年2月2日）就曾这样写道：“总之，……有理由相信，我们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这两者都被夸大了”。在1939年4月15日《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中，则对这些比较性的生产数字作了过分乐观的解释，说生产的增长速度，“英国几乎可以肯定要比德国快”。而且还普遍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英国最新式飞机的性能大大超过同类德国飞机；一旦战争爆发，由于原料来源困难，德国飞机的质量还会进一步恶化；尤其是战时的燃料问题在德国将变得十分严重，以至于使德国空军不能随意行动。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大战前夕的美国报纸上登峰造极。8月28日的美国各报报道说，三千架德国第一线飞机的发动机发现有严重的缺陷，使得这批飞机（实际上是全部第一线飞机）变得对战争毫无用处。因此，合乎道理的呼喊声，象一位卓越的议员在德国人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前不久所发出的，就几乎成了一种旷野里的呼喊，得不到他人的理睬：“我不喜欢那种日益流行的想法，认为德国现在已经使尽力量。我不相信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相信德国空军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决不能认为我们已经可以对付它了，只是因为我们的防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从金斯利·伍德爵士1938年l1月10日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对于形势的看法，政府自己也并不象它的有些公开言论那样充满自信心。他在声明中试图缩小过去的那个数量均势标准的重要性，而代之以建立一支“足以适应我们的战略需要的”空军这样一个目标。直到战争爆发为止，政府似乎不愿承认它已经抛弃了数量均势的标准，但是它也反对在德国和英国之间作种种比较。这种态度，再加上它对生产数字实行必要的保密，就不免要引起人们对于情况本身以及政府对情况的正确估计的胡乱猜测。
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英国飞机的产量必须大大超过德国，才能在一段适当的时间内扭转这种不利的差距。而且，要是真正的尊重现实，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必要条件，即在战争的情况下，国家第一线的力量每隔一定时期就需要全部更新，制造能力因此也必须扩大到能适应这种情况的程度。在本国工业还没有达到它的战时潜力之前，在这段无法避免的耽搁时期中，储备物资必须能够提供补充的需要。这种估计的关键，显然是确定需要隔多长时间提供补充。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主要空战理论家特伦查德勋爵，认为这一时间应该是一个月。根据这种估计，显然空军部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提高飞机的生产能力，以满足每月生产近三千架第一线飞机的要求。而现在的目标数字是二千三百七十架，再加上根据以后的扩充计划增产的、数量不详的若干架数。
不幸的是，就生产方面而言，长远的生产计划经常受到侥幸心理的阻碍，总是希望国际绥靖主义会使得现行计划不再需要去完成了，甚至还可能会导致空军裁军的某些措施。这样一种希望无疑会使得政府不愿去批准那些要求比各种空军扩充计划原定完成日期提前交货的定单。这就挫伤了航空工业的积极性。一些公司过去就倾向于放慢生产步伐，因为害怕巨大的资本支出靠将来的定货单补偿不了，所以不愿意去扩充它们的工厂和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定货合同。另外，请汽车制造厂改营“影子”飞机和飞机发动机工厂的计划，也有些令人失望。一些主要的汽车制造公司显然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人员调到它们控制下的飞机工厂去，何况成批生产汽车的工序也不同于制造飞机的工序。因此，迫切需要说服飞机工业以外的一些大机械厂来承担空军武器的制造，因为它们的设备和经验都比汽车制造厂更加适合这一任务。就是从这个方面，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开始有效地解决问题，虽然也许嫌迟了一些。
1938年10月21日，据宣布空军部和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已经商定，在后者整个系统的协助下，实行一种广泛铺开的转包合同制，用以制造飞机。这个制度规定把各种部件都送往维克斯公司控制下的一个新建中心工厂去进行最后装配。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是，虽然只有有限的几家大公司能够承担飞机或飞机发动机的全部制造任务，然而同时几乎有无数的小厂家能够制造各种部件，只要它们具备了必要的技术指导、工具机器和劳动力。然后，在1939年3月9日，空军大臣宣布了他所谓的“小组计划”。这个计划具有双重目的：减少空军中的设计图样数目和促进经济节约的、迅速的生产。它是由当时通行的这样一种办法发展而来，即同一类型的飞机可以由不止一家厂商制造。新计划把三四家厂商组织成一个小组，同一类型飞机的定单分配给该小组中的各家厂商。在这个基础上组织飞机工业，目的是促进实行大规模的计划和定货；同时也是为了减少战争中可能发生的混乱，因为当敌方的行动使得某一个生产单位不能继续生产时，同组其他几个单位的生产仍可照常进行。金斯利·伍德在3月间曾说，大约已有三千五百家厂商承担了转包合同的生产任务。由于利用了影子工厂和转包合同制的大大推广，看来似乎英国制造飞机的工业资源已经被尽可能充分地动员起来了。但是必须记住，那些大厂商并不是被迫从事军工生产的，而如果它们是被强迫的话，那么它们的正常业务就要受到损失。所以它们，至少潜在地，负有双重的责任：对股东们的责任和对整个国家的责任。自然有许多人会觉得，应该由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行使它的权力，要求指定的一些工厂把它们的全部或预先商定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和物资用于武器生产。这个问题与设立一个供应部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可是当这样一个部在1939年4月20日成立时，空军显然并不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
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最后的一年确实是在认真地试图解决关于大批生产飞机的一些基本问题，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对于要求人力（正规的和后备人员）支援的呼吁，社会反应之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到1939年初，皇家空军志愿预备队己有大约二千名飞行员在受训。但是这些飞行员还不能用来立即补充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因为在后备空军学校中用于高级飞行训练的飞机都是一些将要过时的型式。各现役空军中队尽可能快地用最新式的飞机来装备；但是还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这类飞机来装备训练中队。
1939年6月，当时的《空军名册》表明，用于防卫本土的第一线空军中队，在两年内只增加了两个中队。由一百二十三个中队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个。增长得这样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一种值得称赞的愿望，想用最新式的飞机来装备这些中队，并且等到日常生产量达到能够用来替换旧机时再建设后备力量。慕尼黑危机后不久（1938年10月30日），《观察家报》的空军记者曾写道，“目前皇家空军各中队的飞机全部都是正在逐渐变得陈旧过时，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是陈旧不堪。”但是从那时起，布伦海姆、巴特尔、惠灵顿和汉普顿等各种型号的新飞机。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轰炸机部队；大多数战斗机中队也已用“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重新装备过了。但是投入这样大量的新飞机，单单这一点就给各空军中队增添了新的负担。它们必须用旧飞机来交换新飞机，与此同时还得接受新的驾驶员、观测员和空军士兵。有些空军中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骨干去作为组织新中队的核心。训练工作也更加繁重了。科学的迅速发展伴随着人员和机械的同样急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