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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凭心怀叵测的芬兰政府任意摆布，这个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对帝国主义者承担反苏义务”的境地。莫洛托夫在结束讲话时说，这些问题可以在与芬兰人民友好合作的情况下解决。这样，他是企图使得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具有内战的性质。苏维埃化的幽灵再次出现在芬兰上空。
为了减轻德国可能存在的任何忧虑，斯大林亲自出马对莫洛托夫的讲话特地作了补充。他在对《真理报》编者的讲话中，重申并扩充了莫洛托夫10月31日讲话中的论点：法国和英国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正是它们，既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又拒绝了苏联为和平所作的努力。看来，苏联政府似乎正在更加靠拢柏林。苏德协定还没有得到完美的结果。而时间紧迫，最主要的是冬季即将来临。
11月30日拂晓，莫洛托夫广播后才几个小时，苏联军队就越过了边界，苏联飞机轰炸了赫尔辛基、维普里以及芬兰其他城市。入侵开始了。
冬季战争持续了整整一百天以上。红军向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沿拉多加湖与北冰洋之间的苏芬边境分五路推进。由于地形和严冬的酷寒、苏联最高统帅部和从事政治战有关当局的错误估计以及苏军装备上的缺点，使得及时动员起来的芬兰军队处于有利的地位。虽然如此，事实上（事实偏偏能决定斗争的胜负）芬兰毕竟是一个只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而要与苏联的全部力量对抗。
芬兰的抵抗是出色的。它立即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同时，芬兰政府竭尽全力使外国的同情变成实际的援助。可是，等到它的努力开始有希望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即等到组成一支法英远征军的时候，芬兰人却已经在寻求向敌人屈服的体面条件了。原因是：西方优柔寡断，行动迟缓；瑞典在德国压力下制造障碍；而苏联最高统帅部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后，则以更为巧妙的方法来干。
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立即在边界附近芬兰境内的泰里约基建立了一个以奥托·维拉·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政府”，库西宁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芬兰共产党员。克里姆林宫把这个“政府”称为芬兰唯一合法的政府，企图根据这个站不住脚的、无法使人信服的借口来证明苏联并未与芬兰开战。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政治战中所采取的其他某些措施一样，这个为芬兰成立的“人民政府”也是一次失败。它的军队，所谓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不起作用。而且，尽管莫斯科承认了这个“政府”，并按照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条约那样，与这个“政府”缔结了一项友好互助条约，可是这个“政府”的活动从来也没能动摇过芬兰人民的团结和决心。当苏联与赫尔辛基政府媾和的时刻到来时，这个“人民政府”——正如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时所说——在通过提供意见和表示赞成等方法帮助了苏联政府以后，适合时宜地决定自动解散了。
12月10日，芬兰议会发出严正呼吁，要求其他国家支援芬兰的斗争。再早一些，在12月3日，芬兰政府便援引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和第十五条，要求国际联盟进行干预。芬兰政府的代表霍耳斯提在国联大会上说：“我们已无法按照国际上作出的决定保护芬兰人民免遭侵略者的子弹、炸弹、榴霰弹和毒气的伤害。”
国联大会和国联理事会迅速在12月14日通过决议，谴责苏联为侵略者，因为苏联的行动表明它已把自己置于国联之外。决议还建议国联的成员国以及非成员国尽自己能力所及向芬兰提供援助。这样，理事会中剩下的三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就被逐出了国际联盟。另一方面，芬兰却被选进理事会，填补瑞典的空缺。
国联理事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第四款，有权处理开除事宜——中有七个国家对决议投赞成票（比利时、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法国、南非联邦和联合王国），两国弃权（中国和芬兰），希腊和南斯拉夫对决议中有关把苏联开除出国际联盟这部分未投票。国联大会则一致通过决议，但有十个代表团——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弃权或有某些保留意见。南美洲的一些会员国站在最坚决地支持措辞强硬的决议的国家之列，其中——正如苏联报纸一语道破的那样——有九个国家与苏联并无外交关系。确实，中立国的勇气看来与它们同冲突地区的距离是成正比例的。
苏联政府自始至终拒绝出席会议。它对被开除出国际联盟“处之泰然”。它决定充分利用苏德协定带来的有利条件。在它看来，国际联盟是完全受英国和法国支配和控制的。因此，国联的行动不会大大改变原有的权力关系。塔斯社评论道，国际联盟“已由某种‘和平工具’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工具，变成了英、法军事集团的武器”。
这是国联采取的最后一个政治措施。对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它的做法似乎有些不现实。它是在瑞士政府坚决要求不得讨论在西方进行的战争，也不得对之采取行动的前提下，来讨论在芬兰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这时代表团纷纷回去了。秘书处的成员各自参加了本国的战争工作。国联大厦宽敞的大厅和走廊里一片寂静。
对苏联的义愤，对芬兰的同情，也许在英国、法国、瑞典和美国最为强烈，但在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甚至在德国，亲芬的情绪也颇为高涨。可是德国当局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对芬兰表示同情，并停止经由德国向芬兰转运任何战争物资。此外，经过希特勒批准，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德国轮船应向波的尼亚湾内的苏联潜艇秘密供应燃料和食品。
英国、法国、瑞典为芬兰在冬季战役中的抵抗送去的武器固然重要，但是却无法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来自美国的援助主要是贷款，而此项贷款只限于购买民用物资。遇上了选举年，尽管罗斯福总统十分明确地对芬兰表示同情，华盛顿政府却不准备将其支援超出这个范围。其他国家在物质上的援助规模也不大。供应的物资要付现款，运到芬兰平均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武器运到以后，还得训练军队使用这些新武器，所以，在冬季战争期间，大批装备根本就没有用上。再说外国志愿部队，它总共只有大约一万一千五百人，其意义主要是精神上的。大多数志愿军直到战役结束也未能作战。丘吉尔在回顾往事时判断说：“事实上，他们什么有用的事也没做。”这句话可能是太苛刻了。但是，尽管在这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之交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芬兰最高统帅部仍然认为，最后只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预才能救芬兰。
对于那些独裁者的为所欲为，人们是太习以为常了。尽管英国和法国的舆论界普遍感到愤怒，为之激动，但是最初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眼望着苏联入侵。然而，苏联受挫和芬兰持久抵抗的消息传来后，舆论转变了风向，越来越强烈地赞成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尽管有人提出了警告，可是舆论界似乎从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提出这样要求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由于干预芬兰的事，很可能使盟国陷入与德苏联合力量交战的境地。民间要求干涉得到了官方的响应。在法国，当苏联入侵刚刚开始，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而英国政府则自从苏德协定签订以后，对待苏联一向审慎，所以跟得比较慢。
大战中的这一扑朔迷离，情况错综复杂到几乎自相矛盾的时期——这时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如此现实——所牵连到的更广的方面，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西方盟国采取的态度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反苏情绪；对苏德勾结和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就法国来说还有军队中的共产党活动）感到愤慨；法国由于西线战场无所作为而感到灰心丧气；以及对德苏力量的严重低估。与此同时，也有某些较为现实和具体的考虑，支持盟国在芬兰采取行动。由于挪威可能被卷入，而瑞典肯定会卷入，所以进行干预就将开辟一个反对德国的新战场，这个战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其顿战线。切断瑞典对德国铁矿砂的供应就容易实现。只要芬兰领土上的冲突在继续，德国就将丧失它原来可能从苏联得到的供应，特别是石油的供应。对芬兰事件进行干预，再配合进攻高加索油田，可望制止苏联在东南欧采取行动。但是，现在只要回顾一下，事情就很明白，就是把所有这些考虑到的事合在一起，与采取一项政策，使这两个西欧国家同时与德苏作战而必遭毁灭的后果相比，那就无足轻重了。
这些计划很慢才考虑成熟，事态发展表明，要使芬兰免于战败，行动实在太慢了。12月19日，最高作战会议第一次讨论派军队去芬兰的可能性。建议由达拉第提出，但是没有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他们担心与莫斯科的关系破裂。不过，到1月中旬，盟国进行干预的原则总算被接受了，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决定在摩尔曼斯克、佩特萨莫或纳尔维克登陆。直到2月5日，最高作战会议才批准派一支部队经挪威和瑞典前往援助芬兰人“并附带控制那利瓦勒矿区”的计划。预料到德国要干涉，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瑞典对抗德国。丘吉尔说，“纳尔维克及其越过山区通向瑞典铁矿的铁路，即使撇开其战略上的意义不谈，也有一种新的感情上的意义。”因此，在摩尔曼斯克或佩特萨莫登陆的主张被放弃了，而且，在回顾往事时，人们对这个未能实施的计划在军事上是否稳妥也表示了怀疑。1940年2月初利德尔…哈特上尉就写道：“轻骑旅突击的办法，用在小战术上已经够蠢，用在大战略上就更糟不可言了。”
柏林觉察到盟国援芬计划中包含着对德国造成的危险。1月间，德国海军参谋部从最高统帅部接到一项研究任务，根据的“前提是，如果英国在挪威地区立住了脚，将在军事战略上造成一种使德国无法容忍的局面，对德国来说，防止出现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在英国之前行动，首先占领挪威”。不管怎样，要是英国的这个计划成功，结果反将使德国立刻把战争扩大到丹麦和瑞典。同样，苏联对盟国在挪威和瑞典的意图，也有所猜疑。
与盟国计划有关的是它们打算直接或是通过芬兰要求挪威和瑞典让它们的军队过境。很难理解，它们怎么能指望这两个国家会同意这样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结果之一将是切断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砂供应，因而可以肯定会引起德国采取反措施。“如果挪威和瑞典拒绝——这看来是可能的——那该怎么办？”丘吉尔写道，“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正视。”要取得它们的同意，的确很少希望。两国政府准备让非官方的援助以及志愿兵去芬兰，面对国内舆论，它们舍此还有什么办法？让志愿兵和属于芬兰政府的武器过境也获容许。可是，让英国或法国的武装部队和物资过境，那就根本办不到。
关于这点，挪威政府和瑞典政府向德国人作了坚决保证。此外，1940年1月11日和12日，两国国王分别发表声明，强调两国对当时的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1月19日，丹麦议会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政策声明。2月间，当盟国的计划开始具体形成时，三国又重复了上述声明。在瑞典，2月16日汉逊首相直接指出不允许外国军队过境；2月19日国王谈到这样做要冒严重的危险，不仅会卷入与俄国的武装冲突，而且还会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并谈到必须继续保持中立。
“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进一步加强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置身于冲突之外的决心。可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却是在斯德哥尔摩获悉，芬兰正谋求与苏联媾和。
在苏芬战争初期，赫尔辛基就已经通过瑞典和美国试图与莫斯科恢复接触，可是徒劳无益。事实上，对芬兰来说，它绝不是要在战胜和战败之间作出选择。芬兰能够指望的最好结果，乃是进行一场能够顶住敌人的战斗，直到莫斯科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自愿降低要求。芬兰的政策方针之一，就是对苏联政府施加这种压力；另一个方针是设法与莫斯科直接谈判。
1月间，芬兰人再度试探与莫斯科媾和的可能，这次是通过柏林进行的，但毫无结果。一面又在斯德哥尔摩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同时进行试探。1月29日，苏联政府通过斯德哥尔摩转告对方，它在原则上并不排除与“赖提…坦内尔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它预先通知芬兰政府，它迫切要求得到的东西，范围更为广泛了，问赫尔辛基打算作何让步。这样，恢复谈判的第一个障碍——“库西宁政府”的存在——被排除了。
芬兰人在2月2日的答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