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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夫人向他报告说，有一项协议正在商谈中，该协议的含义是要使芬兰的对外政策听命于斯德哥尔摩。
1940年4月北欧战争的发展趋势使莫斯科解除了与西方盟国立即发生冲突的忧虑，可是也在恶化苏德关系上起了作用。早在1939年10月底，德国海军舰艇出现在芬兰湾，就使得苏联政府忧心忡忡，根据苏联的要求，柏林同意把德国从事经济战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更西面的水域。这时丹麦和挪威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因此保持瑞典领土的完整就成了苏联急切关心的事了。1940年初夏，德国在西欧节节胜利，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一个警告，苏联政府要不失时机地摘取苏德合作的最后一批果实，并要举国作好准备抵制德国的攻击。苏联在向德国表示祝贺，在发表公报消除疑虑的同时，把边界线迅速推向波罗的海沿岸，推向多瑙河口，而把国内的工农业置于战备体制之下。
苏联政府认识到，苏联友谊的价值，对于取得这些胜利的德国来说，已经大大下降。前途困难重重，这也反映在芬兰的局势中。有时风平浪静，如在阿兰群岛的地位问题上德国依然是俄国的忠实朋友；有时，摩擦局限在政府机构或外交往来的范围内，如在挪威峡湾建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或佩特萨莫的镍矿问题；有时，局势造成两国严重不和，如因芬德军队过境协定而产生的问题。紧张始终存在，苏德关系日趋恶化。
这一时期的苏芬关系，必须根据上述形势来估量。6月27日，即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莫洛托夫着手与巴锡基维解决阿兰群岛的问题。他断言芬兰已在阿兰群岛设防。而苏联政府认为，如在该群岛设防，必须根据一项正式协议和苏联联合进行。此外，苏联政府还要求有权掌握防务情况。莫洛托夫承认，这些要求超出了和约规定的义务。他把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希望参加开发佩特萨莫镍矿的要求与芬兰迫切需要缔结贸易协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讨论。苏联的要求是如此坚决，致使芬兰政府在缔结正式协定以前，就开始撤走了阿兰群岛上的部队和军备。在谈判过程中，芬兰人争辩道，1921年缔结的旧公约为他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若无各签约国的同意，不能更改。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向全欧洲遍发照会”，他要求芬兰在按照该公约采取任何措施时都要与苏联磋商。芬兰人固执地维护自己的主张。莫洛托夫恼羞成怒，称他们为无可理喻的人。他又说，至于跟德国人打交道，根据经验，“就是大事情也只要几天就能解决”。10月11日，协定签字了。它规定芬兰必须使阿兰群岛非军事化，并且将来也不再设防，不能把它供给别国军队使用。苏联驻阿兰群岛的领事馆将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
这样，尽管莫斯科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问题的解决却拖延了很久。在另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问题上，即苏联与汉科之间的陆上交通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芬兰人依然是顽固不化的谈判者。而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一般的和平友好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使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和谐地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更难完成。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在这方面明显地碰了壁。芬兰人对俄国意图原有的怀疑，他们反对苏联对政府的概念，以及他们由于俄国入侵和随后芬兰的败北而感到的悲痛，这些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要消除他们对苏联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疑虑，也同样办不到。莫斯科非但不对芬兰怀有这种情绪的重要人物进行安抚，反而采取一项更为简单、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收效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报纸和外交行动支持“芬苏和平友好协会”这样一类的“同路人”。
这一政策招致芬兰舆论更大的对抗。从苏联的观点来说，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为芬兰和德国重修旧好铺平了道路，因为芬兰人感到，自法国瓦解之后，不再有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援了。这就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最敏感的一点即苏德关系上产生了反响。
甚至在缔结和约时，芬兰公众对德国普遍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刻，一些有权势的芬兰人士仍然认为德国能够使芬兰与莫斯科保持均势，并继续希望德国愿意这样做。继坦内尔之后任外交部长的维廷教授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力图和德国能够取得更深一步的谅解。他的努力很快就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舆论随着德国在西线的节节胜利，“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向亲德。
德国外交部对待这一提议非常谨慎。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告诉维廷，秘密的（“暗中的”）合作将受到欢迎，但在表面上德国的态度只能依然是冷淡的。可是，在柏林的其他部门，却活动得更为起劲。戈林的密使费尔特延斯中校瞒着驻赫尔辛基的德国公使馆，伪装成贸易代表，于8月18日到达赫尔辛基，去问曼纳海姆，芬兰是否准备让休假的德国军事人员过境，是否准备让德国的军需供应过境，往返挪威北部。而芬兰方面以后则可从德国获得武器。曼纳海姆元帅在与政府磋商之后，于8月19日作了肯定的答复。德芬之间的谈判，起初纯粹是在部队代表之间进行的，后来达成一项为德军过境提供方便的协议，于9月22日签字。早一天，德国的第一批军队已经运到瓦萨。
这些谈判顶先没有通知莫斯科。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起这个协议以后，莫洛托夫就援引苏德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于9月27日向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蒂佩尔斯基希提出抗议。克里姆林宫知道，这时芬兰已为德国的渗透敞开了大门。
到秋天，芬德关系已成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它是1940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那时，用魏茨泽克的话来说，希特勒“已把保护伞牢牢地罩住了芬兰”。
第四章 1939年秋季希特勒的“和平攻势”
到9月的第三周，德苏两国对东北欧的瓜分事实上已经完成。就在德军与红军在波兰国土上会师的那天，波兰对这两个侵略国最后的有效抵抗在这一地带已被击溃。波兰既已经覆灭，当时依然幸存的东北欧国家就统统只好任凭苏联和德国摆布了。波罗的海三国是不设防的小国，只要何时夺取它们方便，随时都可以把它们置于苏联统治之下，就象后来很快做到的那样。至于芬兰，结果证明，苏联不经过战斗就不能使它就范，尽管如此，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由于得不到西方的有效支援，最终被迫接受苏联政府的条件，这一结局早在1939年9月底以前就已在意料之中。
因此，在这一阶段，希特勒在东北欧的直接战略目标已经达到。波兰已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被抹掉，这完全符合希特勒直到那时为止的策略，而在这个当口，他却需要把和平的触角伸向他的对手，已被消灭的波兰的两个西欧盟国法国和英国。
我们可以肯定，对波兰闪电战的胜利，在希特勒心目中是一个得意的杰作。在慕尼黑时，他固然由于吓唬得英、法和他勾结起来使捷克斯洛伐克听他摆布而自鸣得意，但这种得意的心情，也许因为对这场不够劲的胜利感到失望而有所冲淡，因为在这场胜利中他的吸血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一贪欲在对波兰的战役中如愿以偿。在作战中，德国武装部队的新式装备和战术之高明得到了辉煌的证明。德国机械化部队在摧毁波兰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威力和速度，使全世界不寒而栗。波军虽然英勇，终因武器陈旧这一致命弱点而无济于事。对波作战无疑是希特勒和德军参谋总部一致的意见。将领们和希特勒都肯定这一局部战争必然胜利，但是将领们是凭他们的专门军事知识来判断的，而希特勒却凭他那不可思议的直觉。美中不足的是，对波兰的袭击带来了一个不想有的、讨厌的结果：和英、法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可能比德军参谋总部更轻率地冒险把德军的机动兵力都投入了波兰战役。而使第三帝国面临只有最薄弱的兵力守卫西壁的险境。但是，希特勒曾根据法国和英国的作战心理作了估计，推测这两个西欧盟国当德军精锐在东线作战的时候，不敢趁机正面进攻西壁；而德军参谋总部则大概是从理论上而不是从个人感情上根据德国在波兰作战时西线双方潜力的对比来进行估计的。在这一点上，事实再次证明希特勒的大胆比德军参谋总部的小心要正确。可是，在波兰被消灭后德国应付西欧对手时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的看法却又完全一致。他们都希望能诱使英、法接受东北欧的既成事实，尽管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这样决定的。
德国的将领们之所以希望与英、法媾和，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对西欧的袭击若与这时已胜利结束的对波兰的袭击相比，乃是一项严峻得多的军事任务。而希特勒面对在西线有可能遭遇一场积极的进攻战这件事，态度却要沉着得多，在这一点上，从短时期来看，由于不久以后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德国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法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再次证明他是正确的。不过，尽管希特勒为他的军事直觉这最后一次的闪现所鼓舞，他在1939年秋季仍然为了自己独特的理由也想同英、法媾和。在原则上，他反对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一直是他指控德皇威廉二世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的主要罪状之一。德国进攻波兰，激起了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这样，希特勒就违反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原则；同时，尽管他正确地预见到英法的战争行动将不过是“虚张声势”，尽管他迅速地结束了波兰战事，从而把自己从开头一段短时期内从事两线作战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他却别有理由——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希望这时能与两个西欧对手媾和。希特勒的手法，正如丘吉尔所识破并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一个地”对付他的受害者，而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地使自己腾出一只手来，以便玩弄花招，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乃是他的天性；这时他如果能与法、英媾和，他就能腾出双手来，对看来最有希望成功的下一个目标采取行动。东南欧可能落入他的罗网，那时西欧国家和苏联会袖手旁观，虽然感到不安，但是犹豫不决。接着，在希特勒认为最适宜的时机，在西欧国家默许之下，也许甚至在它们心照不宣的赞同之下，可能对苏联发动进攻。最后，也许兵不血刃就能使法国和英国与一个横跨西壁和乌拉尔山脉这整个空间的德国巨人谈判，求得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尽管表面温和，但是久而久之，将使英法听任这一庞大的第三帝国摆布。
可能正是出于这些主要的考虑，使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发动了这场“和平攻势”。他的将领们，还有人民，固然也都渴望和平，但这一事实对他的影响可能并不太大。他认为自己比将领们高明；同时，他自信能够驾驭德国人民，也正由于他是一个真正能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知道与群众的关系是自己的生命线，因而对于他们的情绪很敏感。另一方面，在法国，不仅公众，而且接近政权中心的有影响的阶层，也都渴望和平。这种情况，希特勒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大概是他希望这场即将对西方展开的宣传攻势能象不久前对东方的军事攻势取得同样成功的主要根据之一。在法国，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全国，这一点为波兰战事结束后十二个月之内的一场军事考验所证实。不过，正因为法国当时的情绪如此消沉，如此漠然，以致除了在军事上惨败以外，没有什么能使法国政府完全改变它公开宣布过的政策，即与英国结成同盟，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推翻纳粹政权，恢复东北欧的原状。
这是希特勒在1939年秋天的第一个失算。第二个失算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变化：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已经激怒了张伯伦和他在唐宁街的内阁同僚，以及英国人民。固然，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爆发，张伯伦和他的同僚曾有迹象表明渴望恢复他们原先的绥靖政策。但这些现象都是靠不住的；而且，无论在希特勒袭击波兰以前，还是在他胜利结束这一战争之后，即使英国政府再度想要向希特勒让步，看来任何这类行动，无疑只能导致其下台。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和希特勒达成的“最后”解决办法，都由于希特勒方面突然发动新的侵略而迅速完蛋。自从1939年3月15日起，英国人民对于一直生活在这种反复无常的状况中感到了厌恶和腻烦。这时他们既已鼓起勇气要和希特勒打一仗，他们就下定决心，除非和约的条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