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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同英国结盟的可靠性从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人们问道，既然俄国已经拒绝了美国在芬兰问题上进行调停的建议，假如法国把俄国当作敌国，这对美国的舆论将起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做会使美国的支援增加呢，还是减少呢？
如果单纯从战略观点来估计，那么承认俄国对芬兰的进攻并没有危害到法国，甚至也没有威胁要危害法国，如果单从这场进攻为法国提供了对德国采取更有效的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点来加以判断，那么，就应当优先考虑利用由此而造成的局面，加紧封锁德国和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施加最大的外交压力，来切断瑞典的铁矿砂供应。法国人相信，在这样做时他们能指望得到英国政府和民主党的赞同。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政策，俄国由于已经牢牢地保住了它的西北边界，或许会再发表一个中立声明，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样将使法国的主要敌人德国的注意力更加分散。
可是，如果目光看得远些，那就得承认，俄国人就其本身来说，是潜在的直接敌人，由于他们同德国结成同盟，因而又是事实上的间接敌人，这样，在盟国面前就摆着两条路：或是坚持不懈地消灭那个距离较近和更加不共戴天的伙伴，或是抓住这时出现的机会，打击其中那个较弱的伙伴，以拆散他们的合伙关系。如果象雷诺建议的那样，走第一条路，就有可能去袭击油田和铁矿（只要盟国力所能及，就同时进行）；但是轰炸高加索的油田，在这个阶段却不应进行，而对芬兰的援助数量虽大，也不应公开予以承认（正象先前对西班牙内战两方给予的援助不曾公开承认一样）。这样苏联就不会为了威信的缘故而被迫立刻宣战；然而，法国如表现出明明白白的主动性，那么可望削弱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政府支持盟国的政策的那股势力，因为共和党已经在对俄国入侵芬兰大为愤慨了。
其他象弗朗丹那样的金融政治家和象魏刚（他已于12月初从中东到巴黎）那样的军人政治家，他们的目光仅限于成立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欧洲联邦，或者发动一场欧洲精神的天主教进军，向亚洲那些反对基督的邪教异端进行讨伐，他们认为，坚决作出努力，直接对付苏联，有可能赢得德国人的尊敬，有可能使德国武装部队转而反对俄国，并且，在意大利的支持下，还有可能使盟国在西方获致光荣的停战。假如决定采取这种政策，那么可能给予芬兰的任何援助就都应当公开地运出去，但是更为重要的战线却在中东，因为瑞典的铁矿砂对于德国的战时经济固然必不可少，但高加索的石油却是除了供应德国战争机器的需要之外，甚至对俄国平时的经济也是必不可少的——俄国的集体农庄制度完全依靠石油。因此，应当一面对芬兰提供十分迅速和大量的援助，以把局面从牵制那里的苏军转而击败苏军，并为防止俄国在中东先发制人，一面加速实行轰炸高加索油田和在萨洛尼卡登陆的计划。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主动行动，不会得不到美国两党的最大支持，以及南美各共和国，当然还有意大利的支持。
在12月19日在伦敦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将军对于波罗的海战线并不热心，尽管他在次日派了一个军事联络官到曼纳海姆陆军元帅的总司令部去。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表面上看不出有这样的疑虑。12月21日，它宣布赞成给予芬兰一切援助——尤其是逐渐过时的武器和弹药，甚至还有装甲车和飞机——只要交货的技术困难能够解决就行（第一批货物事实上于20日就已发出）。22日，达拉第向国民议会阐明了他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使法国人少流血，必须拒绝任何发动有计划的、尤其是时机未成熟的攻势的建议。人们在看到法、德这两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相对峙，各自呆在工事里无所举动，不禁大惑不解，而“古怪的战争”这个新名词，恰好表现出他们的这种心情。但是他们能抱怨吗？在1914年12月间，法国的伤亡人数共达四十五万人之多；而这次，截至11月30日，总共才伤亡了一千四百三十三人。同时，甚至在国际联盟于12月14日作出决议开除俄国盟籍以前，对俄国宣战的问题，或者至少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就已在法国报纸上广泛地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到1940年1月初，两种轮廓鲜明的思想表现了出来。第一种思想由亨利·德·凯里利在《时代报》上作了概括：“不要去同俄国较量；一场战争已经够我们打的了。”这种看法得到了莱翁·勃鲁姆的支持，他在社会党办的《人民报》上提醒人们，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另一种思想的代表者是路易·马兰（右翼共和联盟的领袖）以及外交界的喉舌《费加罗报》与钢铁业巨头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喉舌《时报》（弗朗丹当时正为该报撰稿），强调对俄国开战在战略上和外交上的好处，认为俄国是“一个泥足巨人，是蛮横残暴而不是真正强大”。1月8日，《时报》向老牌的主战派乔治·芒代尔呼吁，要他承认“我国至高无上的安全要求我们同俄国绝交”，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殖民地”。《时报》在第二天的社论中把雷诺的话重复了一通，要求拿出更大的“劲头”，它说：“封锁摩尔曼斯克只会有好处，这样做将有助于芬兰作出的决定转向正义和正确的一面，而海军在黑海上的行动，则使敖德萨受到盟国炮火的威胁，这将鼓励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遭到任何攻击时坚决不让步。”
由极右派发起的这个援助芬兰的要求，得到了中央党（弗朗丹）的赞同，在曼纳海姆防线开始受到攻击时，进而获得了激进社会党的同意，2月上半月在勃鲁姆与一个从前线回来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团会晤后，又得到了社会党的支持，最后到2月中旬，又由法国总工会建议其会员加以采纳。1940年2月5日，在巴黎的一次最高作战会议上，达拉第曾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应当给予芬兰最大的援助，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劝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通力合作。这一点得到了赞同，但是计划未能实现，直到这场冬季战争在3月间由于芬兰投降而告结束时，盟国之间对这个问题仍未作出最后决定。随着俄国的胜利，由于它的侵略而达成的情况，即需要采取措施以使不同政见的法国人趋于一致，这种情况业已消失，此后有许多年未再出现过。
芬…苏和约在1940年3月12日的签订，事实上给予达拉第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他对法国政府的不稳定的领导。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就人力使用问题经过冗长的辩论以后，政府曾获得一致的信任投票。在冬季，人们曾猛烈抨击从农庄和工厂抽出大批人力而结果却让这些人在前线或兵营中闲着无事可做的政策，并且日益提出要求，对于那些并非全部时间都在接受军事训练或者从事紧急军事任务的人，至少应当让他们回去春耕和春播，至于熟练的技术工人，则应让他们回到工厂去生产军火和军需物资。军备部长（多特里）一开头曾受到责备，因为他过多地征用了农村劳动力在兵工厂工作，但是他能证明军备工业中的工人，来自农村的至多只占百分之一，而且这门工业本身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于是批评又转向臃肿不灵的战时政府，因为它除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免于应征）以外，还从生产岗位上雇用了过多的人员。此外，也对军队进行指责：说在征用家畜以供应部队食用和在征用马匹的工作中有混乱和贪污的现象；并说有过多的青年人在基地上担任着舒适的职位，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却在前线。将近2月底时，达拉第以国防部长的身分采取措施以稍稍平息这类怨言。军队指挥官接到命令，将每次至多三十天的特别农忙假制度扩大实施到所有的军队（正在受训的部队除外），准假者可达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同时使所有年龄在四十五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农业工人免服军役。属于前方部队中的第二类预备役的军人，也将由后方年纪较轻的人代替。
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答复那些批评它的人，并在3月份第一周内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票；但在3月12日，国民议会要求就芬兰问题进行辩论，这件事肯定地意味着，政府由于盟国未能进行干涉，必将遭到猛烈的抨击。达拉第告诉国民议会说，法国将参加盟国的远征军，张伯伦在11日已宣布即将派远征军去芬兰，这样，达拉第就得以使这场辩论延期到芬…苏谈判见分晓后再进行。可是，在3月13日，即芬兰投降的第二天，达拉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以赖伐尔为首的、非难他的参议院，赖伐尔自从四年前实际上弃政从商以来，第一次预兆不祥地行动起来了。芬兰防务的土崩瓦解，再度猛烈地掀起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略上的争论，即究竟应把德国还是俄国当作主要的敌人。达拉第看到自己这时要对付的是政治花招而不是真正的舆论动向，就敏锐地坚持，一切质询，无论是芬兰问题，或是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均应在当时当地提出，不得休会，以免他的政敌借机集聚力量。随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激进社会党几乎占绝对多数的势力，表现在参议院以二百三十六票对零票宣布信任政府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强烈要求它更有力地进行战争。不过，也有六十票弃权，这暗示了相当程度的无言的不信任。
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参议院3月13日投票以后，总理将会着手在内阁中进行一些更动，这些更动至少足以使他不再兼挑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重担，让他能腾出身来倾全力于总的政策指导。人们认为，倘若先前有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法国在芬兰的严重外交失败可能避免，而在法国这时面临的新局面中，任命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比以往更有必要。人们可能期望的另一个变化，是任命一个情报部长：人们普遍批评检查制度在执行中的专横顽固，尤其在对待报界方面，尽管不久以前总理曾亲自过问此事，保证有政治评论的自由，但是他长期来迟迟不任命一个能由议会召去质询的部长，却进一步激怒了这些人民的代表。此外，人们还责备他在12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避而不向议员们坦白说明芬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责备他从而实际上用欺诈的手段使有关芬兰问题的辩论休会。在他们看来，他在拒绝了国民议会要求进行辩论的建议之后，却同意在参议院展开辩论，这对他们不啻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因此，当国民议会在3月19日开会时，达拉第所面临的乃是一个愤怒的会场。经过一次连续（没有间断）将近十二个小时的秘密会议（一直开到20日凌晨），激进党的一项表示信任政府的决议以二百三十九票对一票通过，但是有三百票弃权，其中包括社会党集团、弗朗丹的所谓“中央党”（左翼共和党）的全部议员以及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的大约四分之一的议员。这一次的警告可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按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的劝告，达拉第在当天即3月20日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
谁来接替达拉第当政府首脑，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保罗·雷诺在报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领导这场运动，要求以更大的“劲头”来领导战争，这批才子们好久以来一直戏称他为“太子”。雷诺同出身于外省的达拉第迥然不同，“没有什么能深深地打动他，正象没有什么能打动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样”。他的头脑生来就灵活，又在“工艺学校”受过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他坚信只要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凡是能够按照逻辑解决的事，就也能够在物质和社会的领域内得到解决。他这种本质上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爱好当众发挥其出色的雄辩口才的习惯，使他的同伴们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艺学校的人”，但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聪明机智的人看来，雷诺却只不过是镁光照明弹发出的一道寒光罢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们通常对他是羡慕而不是喜欢，甚至也不是尊敬，连那些最最拥护他的人，往往也是从他同自己事业的关系来考虑怎样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决定法国命运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雷诺早就在其中察觉出逻辑上的缺点，并且立刻臆测到其可悲的后果。
雷诺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尔卑斯的故乡的议员，这时是巴黎布尔斯选区的代表。他在1935年12月底由于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