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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德国人并不打算立刻向巴黎进军，而是把装甲纵队转向西北攻打亚眠，几乎全部包围了在北方的各支盟军。5月19日，甘末林尝试着第一次对战争的打法进行了干预，但是没有效果。他以总司令的身分采取行动，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军事上的惨败使雷诺能够作出人事上的变动，这是他当上内阁总理以来，一直想要着手做的。5月18日，雷诺再次改组了他的政府，终于把达拉第排挤出国防部，虽然作为一种安抚的手段，并且为了顺从激进社会党的要求，而把外交部给了达拉第。雷诺自己接管了国防部，接着就立刻要求甘末林辞职，并任命已从叙利亚召回的魏刚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先前在克列孟梭手下担任过秘书的芒代尔——他以继承了他上司的铁腕作风而具有声望——当了内政部长，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力量，又把贝当从西班牙召回，担任内阁副总理和雷诺的首席军事顾问。雷诺在要求这些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人物在这样危急时期中担任领导，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重振国民的士气。在这点上，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报纸上发表了赞歌，称颂贝当和魏刚的赫赫盛名。正如有一个刊物所说的，对于雷诺…芒代尔…魏刚…贝当这个阵容，人们报之以“突然的信任”。另一个重要的变动是解除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秘书长的职务。外交部的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由法国驻梵蒂冈大使弗朗索瓦·夏尔…鲁接替，后者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年长的外交家，在政治上同右翼有关系。
当魏刚在5月20日上午9时接任指挥时，战局已经陷于绝望，他似乎已得出结论，早则在5月25日就必然战败。由于指挥换人而产生的延误，增加了盟国军队在战略上的混乱；而法、英两国军队之间的联络失灵，则加深了法国人中间日益滋长的疑心（魏刚也有这种疑心），以为他们的盟友正在打算在危难中丢下他们不顾。5月24日，雷诺被说服发电报给丘吉尔，要求英国方面忠于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其实，哪一些命令是上一级的指挥部发出的，哪一些不是它发出的，这一点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从一开始，形势的发展就总是远远超过了这些命令中所估计的情况，致使其中所作的指示几乎总是落后于形势，因而在指示还未发出之前，就已无法执行了。如果把通讯设备失灵这一点也考虑进去，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法国统帅失去了信任，为什么法国人认为，英国人是接到了伦敦的指示，故意拒不执行命令，以便在法国人可能遭遇到的任何情况下拯救英国军队。
比利时军队在5月27…28日投降后，加速了这场战事的无可避免的结束。英、法两国的分歧在报纸上一直未透露过，可是比利时的停战，却在法国掀起了一股痛斥利奥波德国王的怒潮。甚至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国行动报》，也把这位国王的行动说成是“露骨的、公然的背叛”’并把文章的标题叫做“国王骑士及其犯下重罪的子民”。被困在比利时的英、法军队打算突围到南方，这个企图失败了，此时除了从海上退却外，已无路可逃。魏刚和他的将领们都不愿意向驻在比利时的法军下令，要他们到敦刻尔克上船。几天以来，英国人一直在为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制订计划，还必须指出，当他们在单方面进行准备时，法国人——按照魏刚的话——却在慌慌忙忙地临时设法应付局面。这些事实，再加上两国军队的实际分布情况，使得在撤退（从5月29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的开头几天内，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英、法军队的人数相差悬殊。在5月31日于巴黎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雷诺和魏刚指出，二十二万英军中已有十五万多人撤出，而二十万法军中已撤出的只有一万五千人。这件事在当时很使法国怀恨在心，而仇视英国的法国宣传家们之所以能使敦刻尔克这个字眼在法国人耳中听起来同英国人听起来意义大不相同，这也是原因之一。到最后，法军有将近十四万人撤出，在这次行动中法国损失了两艘驱逐舰、五艘鱼雷艇和许多小船。随着敦刻尔克撤退，北方的战事结束了。在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比利时二十二个师、英国九个师和法国三十多个师，连同几乎全部的装备，在战斗中都被消灭了。法国军队剩下的是一条沿着松姆河和埃纳河延伸到马其诺防线西端的临时构筑、工事单薄的防线。
这些事自然在法国内阁中产生了反应。当作战会议于5月25日召开会议时，魏刚报告说，必须正视北方各个集团军全军覆没的可能性。共和国总统勒布伦问，法国是否有权考虑一项可行的媾和建议，雷诺回答说，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法国政府将有义务同英国政府商量。贝当要大家注意到两国之间出的力是不相等的，他宣称，任何一方承担的义务，应与其在军事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相称。显然，政府的有些领导成员正在转而考虑不得不放弃这场战争的可能性。雷诺后来说，他在6月5日第三次改组政府，是要减少政府成员中希望停战的人数。另外的一些动机在当时也许更明显。激进社会党在政府中虽然仍有以国务部长肖当为首的一些代表，但已不再有力量反对达拉第免职。因此雷诺就得以把他同达拉第的长期斗争告一结束，把外交部也象国防部一样由他自己接管了过去。战时内阁的成员从十一人减至八人，这时包括雷诺、贝当、肖当、路易·马兰、伊巴内加雷、芒代尔、莫内、多特里。一个更为重要的发展，是任命了一些并非议员的专家。财政部的秘书长布蒂耶——他被雷诺当作“自己人”——成了这些人在政治上的领袖。报纸编辑让·普鲁沃斯特主管情报部。雷诺的情妇德·波尔特夫人的好友，以受意大利人欢迎而知名的博杜安，当了外交部副部长和作战会议的副秘书；由于预言将来要打机械化战争而遭到总司令部厌恶的戴高乐，则被任命为陆军部和国防部副部长。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是右翼人士。社会党人对于把这么许多并非议员的人罗致入政府感到遗憾，可是《法国行动报》（1940年6月6日和8日）却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兴高采烈，尽管它更希望成立一个以贝当为首的军事政府。另一家右翼报纸《争论报》（1940年6月9日）也在要求成立“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政府”。虽然雷诺不是有意识地违背议会制政府的原则，但是他在6月5日进行的改组，正象5月10日的改组一样，却是导致在维希成立一个非议会制政府道路上迈出的一步，这一步也许是无可避免的。
在雷诺改组政府的同一天，德国人在松姆河…埃纳河一线展开了攻势，两天之内就突破了防线。6月9日，法国内阁作出了离开巴黎的决定。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军队已不再能认真地抵抗下去，而由于意大利在6月10日参战，更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原来希望通过一种让步政策——德·蒙齐一直极力鼓吹这种政策——也许能使墨索里尼保持中立，而意大利一参战，就使这种希望终于化成了泡影。达拉第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曾起草过一个向意大利让步的计划，可是雷诺坚持要同英国政府磋商，而英国政府却并不赞成这个建议。齐亚诺告诉法国大使说，法国唯有在军事上获胜，才能使墨索里尼继续保持中立；法国在军事上既然失败，自然加速了意大利的参战。
法国政府离开巴黎以后，名义上设在图尔。实际上政府各部是在一种无法形容的混乱状态中分散在都兰省的各地，彼此之间靠信使沿着被难民堵塞的道路联络消息。德国人渡过了马恩河以后，有包围巴黎之势。为了不使人命遭到无谓的伤亡和文物古迹遭到破坏，魏刚（象他后来所说的）在6月11日命令埃兰将军把他的军队撤出巴黎，留下当茨将军和两个警察局长维持治安。13日，公布了雷诺在6月10日给罗斯福的信，信中表明法国将“在巴黎前面、在巴黎后面……在各省、在北非，如果必要的话在美洲”作战。同一天，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的城市，6月l4日，德国军队列成堂堂的阵容开进了巴黎。
6月11日，即迁到图尔后的一天，丘吉尔、雷诺和他们的首席军事顾问在布里阿尔附近的米居厄堡召开了最高作战会议。丘吉尔极力主张，如果有组织的军队被打垮了，法国应当进行游击战争。贝当回答说，这样做意味着要使整个法国都受到蹂躏。他说，法国没有作好准备采取对方建议的那种抵抗方式，这一点由会议仍在进行时就传来的消息所证实，消息说，法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当局由于害怕报复，曾抗议英国飞机从那里起飞去轰炸意大利，又说，居民已把马车和货车拉到机场去，不让使用机场。对于英国提出的轰炸德国城市的建议，法国人自然一直是反对的，6月11日，法国空军的首脑维耶曼又亲自要求推迟已经计划好的对意大利海岸进行海上和空中袭击，因为这样做有引起意大利对法国进行报复的危险。雷诺同英国人举行会议后回到了图尔，6月12日下午5时30分，内阁在康热开会，会上魏刚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他宣布，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有组织的抵抗即将垮掉，这场战争是输定了。在随后进行讨论时，支持魏刚的只有贝当，也许另外还有一个部长让·普鲁沃斯特。在此后的五天中，法国内阁的讨论主要是停战问题。
要在法国继续这场战争，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撤退到一块预先选好的地方，作为桥头堡来扼守。建立“布列塔尼阵地”的念头吸引了雷诺，他在5月31日指示过魏刚，要他对于建立这样一个阵地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调查。总司令照办了，尽管他认为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在他看来，雷诺是把信心寄托在纯粹象征性的姿态上。雷诺在6月8日同新任陆军部副部长戴高乐讨论了这个计划，在6月11日于布里阿尔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丘吉尔极力主张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这位英国首相的脑海中回忆起了托雷斯韦德拉斯的防线——可是这段对历史往事的幻想对法国人却未必有吸引力。于是英国在法国西部集结了一支军队，其指挥官阿兰·布鲁克爵士将军（后为阿兰·布鲁克勋爵陆军元帅）于6月14日在布里阿尔同魏刚和乔治将军会晤，安排布列塔尼的防务。但不论是英国的将军们还是法国的将军们，对执行这个计划都毫无信心。6月14日很晚的时候，英国政府下令撤退留在法国西部的英国军队。于是连建立布列塔尼阵地的念头也打消了。
德国人在法国大获全胜，那是无可否认的。这时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时刻，来检查一下造成法国战败的原因。贝当表达出了许多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观点，他在5月26日给雷诺的信中，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正式解释，即战败是民主制政府的软弱无能，首先是人民阵线的罪恶勾当的后果。他不愿让人们把战败的责任加在法国军队头上。可是，不管谁该负责，无疑的是，军队被投进了毫无准备的战斗，并且不得不承受着在装备上完全胜过自己的敌方装甲部队的沉重压力。此外，总司令部的官僚作风，又使任何迅速适应新式打法的措施无法执行。甘末林对军队的部署和战役计划有严重的错误；一旦德国人突破了防线，其作战的速度和新的、意想不到的进攻方法，就削弱了法国军队的士气。尽管到处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出现了许多英勇战斗的场面。魏刚在谈到他接任指挥的时候，写道：“在军队的上层，普遍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在下层，1914年曾使他们能够顶住开头几个星期的灾难的那股坚韧不拔的气概，似乎已经荡然无存。”甘末林在5月18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军纪松懈、抢劫行为和一击即溃的风气。可是，所有这种种不良的表现，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战败的原因。而且，正当各支军队在无用地拼命抵挡德国装甲纵队挺进的时候，又受到了一群群难民的阻碍，难民中各种年龄、各种阶层都有，他们被吓得失去了理智，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地沿着各条道路向西逃命。法国的舆论也同法国的军队一样，对于这种新式的战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严格的检查制度禁止发表对盟国的军事优势和必然胜利抱有怀疑的任何看法。事实上，报纸已经造成了一种以愚昧无知、自鸣得意、盲目乐观为主的心情。甚至在战斗高潮时，报纸上仍然满篇荒谬的乐观报道。什么“敌军在全线受阻停步不前”、“敌军损失惨重”，报纸上关于6月8日战斗的报道就是这样写的，而空军部则报道：“法国空军已重创敌军坦克。”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政治活动中也有着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