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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在5月15日对特伦特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说：“历史以武装的摩托化部队风驰电掣的速度在前进。……时辰一到，我们就进军。”到那个月月底时，意大利军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并以进行防空演习来隐隐地作了一个开端。到26日，墨索里尼接到希特勒的又一封来信和戈林的建议（他建议意大利在德国向巴黎发动进攻的同时介入战争），受到鼓舞，下定决心在6月的下半月进军；到28日，他在听到比利时投降以后，就把进军的日期提前到6月10日，同一天，齐亚诺突然中断了同英国就封锁问题而进行的谈判，他告诉洛雷因，两国已处于交战的前夕。第二天早晨，墨索里尼召集了他的三军参谋长，告诉他们，他打算在6月5日或者5日以后宣战。他认为，再拖延下去会使德国觉得意大利是在等到万事大吉以后再介入；而且，“乘一个人正要跌倒时给他一拳，这种事我们也做不惯”。与此同时，他担任了最高统帅，感到十分称心满意，尽管国王还没有正式授权给他。在威尼斯宫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中，除了记载三军参谋长在有关新的司令部的组成的一些枝节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外，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其他的评论。
5月30日，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希特勒劝他再稍等几天，以防法国飞机由于调到意大利前线而得以幸免在法国北部被消灭。于是墨索里尼提议6月10日。到2日晚间，希特勒又希望改在5日，可是墨索里尼这时却说，军队的调动要到10日才能完成，因此，在10日下午，才把意大利的宣战书交给了弗朗索瓦…蓬塞和洛雷因，墨索里尼象惯常一样，在威尼斯宫发表了演说。他告诉国民们，“骰子已经掷下，我们决心破釜沉舟”。在这篇演讲中，他引述说，为了取得进入大洋的通路，为了扩充领土，为了忠于对德国的义务，为了给意大利、给欧洲和给全世界建立一代人时间的公正的和平，正是这些动机，迫使意大利参加了一场（墨索里尼宣称）它曾不遗余力想予以防止的战争。
墨索里尼在1938年9月以调停者的身分从慕尼黑返回意大利时，赢得了他一生经历中所受到的最盛大、最自发的热烈欢迎。相形之下，当他在1940年6月宣战时，公众却比较地无动于衷。宣传工作未能反复地灌输仇恨盟国的思想；意大利人虽然对于遭到封锁有些不满，但是仍旧对盟国的侨民表示同情，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另一方面，德国的节节胜利，在意大利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宿命论的信念，认为德国是无所不能的，认为只有与它联成轴心的政策，才是意大利所能奉行的唯一稳妥的政策。此外，他们还有渴望在商业和领土方面分享胜利果实的念头，以及自我安慰的幻想，认为这场战争不久就将由于西方国家的投降而告结束。同时，在意大利，也象显而易见地在这时的法国那样，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一到在军事实力上经过较量决定胜负以后，战败的一方立即就将求和，并将在合理的条件下得到和平。这是十八世纪时西方人对战争的一般的看法，在那时候，为了称霸世界而打仗，为了宗教和思想意识而打仗，在玩耍“国王们的游戏”的规则中，是没有地位的。但在十九世纪时，却有一些意大利人以比较英勇的气概参加了战争。加里波迪在1849年罗马失陷以后，对战友们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丘吉尔的最最鼓舞的警句之一，就是借用了这句话。然而在1940年6月时，在加里波迪的活着的这一代子孙中，大多数人却未能预见到，类似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复国运动那样的英国的复兴运动，这时即将在丘吉尔的加里波迪式的领导下被唤起。于是，这个法西斯政权就开始在列强中间进行它最后的一次冒险，象寓言中的那个瓦坛子一样，夹在一些大铁锅中间在激流中翻翻滚滚地被冲走了。
附录：沙斯少校关于1940年5月9日柏林事件的证词
1940年5月9日星期四午后，我同奥斯特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晚上7时我去找他。我几乎每天都去找他。当时他告诉我，此刻真正是一切都完了，他说，在西线发动侵略的命令已经下达，希特勒已抵西线。不过他也对我说：“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事情将会推迟。这样的事我们经历过三次了。因此让我们再等一等吧。9时半是关键时刻。如果到9时半命令还没有撤销，那就‘最后决定了’。”然后奥斯特和我在市里一起吃了饭。自然，这多少有点丧宴的味道：我们又仔细回顾了一下我们做过的事情。他还告诉我，丹麦的事发生以后，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因为发现有些消息走漏了。但是虽然发动了调查，却没有怀疑到我本人，而是怀疑比利时的武官，因为他们认为他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的天主教人士有联系。这时奥斯特说：“所以我们的事干得挺不错。直到目前他们还没有弄清事情的底细。”等我们在市里一起吃了饭，到9时半我就跟他一起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我等在外面的黑暗处，隔了二十分钟奥斯特出来，说：“老兄，现在真是一切都完了。命令没有撤销。那头蠢猪已到西线去了——现在真正是一切都完了。希望我们在这场战争以后再能见面”，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谈话在同样的情绪下继续下去，然后我就赶回我的使馆，同时要比利时武官在使馆里碰头。他正等在那里，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以后，他就急忙赶回他的使馆去报告。我则拿起电话机，关照接海牙的陆军部。这种时刻自然是令人永远难忘的，因为在等待接通电话的那二十分钟内，我们简直紧张得要命。二十分钟后，电话接通了，按电话的幸而是一个我熟悉的军官波斯特·于伊泰尔韦尔中尉——现为上尉；我同他的谈话大意如下：我说：“波斯特，听得出我的声音吗，嗯？我是沙斯，在柏林。我只有一件事告诉你。明天一早，在拂晓时：要顶住！＇Houdje
taai！＇请你复述一遍吧！自然你是听得懂的罗。”他复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那么210号信收到了吗？”我复述了一遍，并说：“是，210号信收到了。”这是我们在最后时刻商量好的一个密码代号。“200号信”表示入侵，而最后的两位数字则将指明入侵的日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是“210号信收到”。当晚的事并未就此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我的报告总算传达到了。过了一个半小时，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打电话给我（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是国外情报处的领导人）。他在电话里多少有点怀疑他说：“我听说你那里情况不妙，尊夫人要动手术。真糟糕！所有的大夫你都请教过了吗？”由于这是我再度公开地受到责难，听到这些话我非常生气，于是除了别的话以外，我说：“喂，我不明白，你干嘛在这种时候还要跟我纠缠。你现在是知道的嘛！除了动手术，目前已别无办法。我已经同所有的大夫谈过了。明天早晨就要动手，在拂晓时。”说完我就把电话听筒扔回到挂钩上。……
这样，我在柏林的武官任务就结束了。我已经干完了我的事。我回到旅馆里，拿了牙刷和睡衣裤到使馆去睡觉，因为公使不希望我再离开使馆。第二天早晨5时半，公使砰砰地敲我的门，说：“现在气球真正升起来了。我得去见冯·里宾特洛甫。”于是他就找冯·里宾特洛甫去了，我们则打开了收音机。这时我们听到了正在入侵的消息。
第四编 英国和英联邦 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
第一章 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
1941年12月以前，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关键的一章。1941年12月，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作为交战国参战，这就使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从那时起，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侵略国势将战败。但是人们所以能肯定地说，从1941年12月起这三国的败势已成定局，乃是因为德国在此以前没有能够赢得它在1939年9月所发动的战争。如果在1940年6月法国覆灭后，英国接着也完蛋的话，那么，德国至少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会赢得这场战争。这三个侵略国便可以放手大干，按照自己选择的合适的时间表“一个一个地”对付苏联和美国。在这种形势下，它们有希望把全世界征服。可是，1940年6月25日以后，英国人民却下定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这个行动使德国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给自己带来了最终命运，又使日本在1941年12月进攻美国给德日两国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由于英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同德国作战，使德国和日本后来采取了这两个侵略行动，结果导致盟国组成了一个大同盟，这个同盟联合起来的力量绝对超过这三个侵略国相加起来的力量。故而，英国人民于1940年6月作出的继续作战的决心，以及他们在其后十八个月里不畏敌我力量悬殊，不惧艰难困苦而坚持作战到底的那股顽强的毅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这对造成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来说，比其他任何行动更为重要。
英国人的这种决心至少有两点是惊人的。就是说，这看来似乎违反了“理性与常情”，也与从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至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这二十一年半时间内英国人民的精神相违背的。除在戴高乐领导下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的极少数法国人以外，大部分法国人对他们的盟友英国并不步法国后尘屈膝投降的做法，感到诧异和难堪。而德国人则深信，要是英国人这时还是那样愚蠢得出奇，不肯承认自己已被打败的话，那么，第三帝国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940年的作战季节结束之前，继法国之后征服英国。英国人民曾一再表示不愿意再卷入一场大战；而如今他们却敢于泰然地面临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对于平民来说，十之八九将比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在西方世界所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为可怕。
从表面上看来，英国人的心理的确好象在1940年4月9日到6月25日这七十八天里已经起了彻底的变化。但是，这种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别人的错觉，而事实上，英国人在那十一个星期里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必然是长期存在，有其更深远的渊源。就是这些人民，过去曾经面临过几次类似的危机，在看来濒于绝境时表现出同样的大无畏的精神。例如，在1918年3月，又如从1805年奥斯特里支战役到1812年法军撤离莫斯科的七年中，英国曾经看到自己在大陆上的盟国一个接一个被显然是所向无敌的法军征服。从1918年到1945年，联合王国人民的心理的历史，自然是值得专业分析家研究的一个题材，但也是一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不可忽视的题材，如果他想要使读者理解这次战争的过程和后果的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一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强国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参加那次战争的全是职业军队，而且战场是在遥远的海外。到1914年，绝大多数英国人逐渐希望，他们再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卷入另一次大战，哪怕是一种老式的有限战争。除对极少数人之外，对所有的其他人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晴天露霹雳；而且这场出人意外的战争是新式的战争，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一场作战方式已经老得被人遗忘了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适龄的男人都被征召入伍，成批地牺牲了，这是一次使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它同生活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那一代人在战前所想象的世界的性质是完全不的。
在这一代里，以西欧人民为一方和以东欧、中欧人民为另一方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在西欧，英国人这时虽然变得爱好和平，但是也不是西欧民族中最不爱好打仗的民族。他们习惯于长期作战的状态——在印度的西北边境，英国和印度的职业军队一直在进行着战争。在十九世纪的末了几年英国在南非对西欧血统的两个地区的人民进行了不光彩的战争，老一辈对此记忆犹新；那些听到过自己的父亲或祖父谈起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亲身经历的人，仍然有健在的。当时，瑞士人仍能回忆到的唯一战争是1847年的那次短暂的内战；瑞典人和挪威人则由于从1814年以来一直未发生过战争，因此他们对什么战争都没有印象。丹麦人于1864年，法国人于1870…1871年虽然分别被中欧的敌国击败，遭到过入侵，但是结果都没有重新激起他们的军国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