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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温和主义者”准备同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监护着他们国家的英国人或法国人作出策略上的妥协，而“极端主义者”则只接受完全的和即刻的独立，这两者之间的分歧从上层少数派的“拥护者”一直扩大到下面较低级的中产阶级知识份子阶层的“追随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发达，部分是由于中东向往于被纳入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明轨道而产生的实际需要，但也还有第二位的原因，即出于提高国家威望和效法先进的考虑。但对于如何将青年的学习同一些向他们开放的在经济和社会上可以做的事情相联系，却不够注意；结果是——在埃及尤其是如此——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大批过剩的年轻“阿凡提”，这些人无一技之长，什么商业或高级职业都干不了，回头去干他们父亲干的那种比较平凡的活儿吧，又因受过一些教育而显得不相称。在巴勒斯坦，英国向犹太复国主义所作的承诺使阿拉伯上层少数派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那位民族领袖（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对这一阶层几乎具有无上影响。然而在中东的其他国家，上层少数派已从暂时默认问英法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而赢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当英法豢养的宠儿们感恩戴德地继续其同主子的寄生关系时，另一些被摈弃在此种恩泽之外或坚持政治原则而不愿同“帝国主义”妥协的人，便脱离他们而转入颠覆性的半地下组织（部分是由于这些人被取消了按宪法应有的发表意见的权利，部分则由于这些人生来爱施阴谋诡计），并集结于某个领袖的周围，在这些支持者看来，这位领袖是令人感动的，而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他只是一个狂热者。
就德意两国政府而言，它们在充分利用中东极端主义运动方面的行动绝不缓慢，它们气味相投，是由于它们都同样反对英法，都同样崇拜“一个领袖”的原则。某些阿拉伯极端主义领袖曾在德国受过部分教育，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37年的中东之行可以使一个受到他庇护的地方领袖身价百倍；据说，轴心国的津贴给寒伧的团体布置了漂亮的俱乐部会客室，就这样为无所归属的青年提供了参加这些团体的物质上的动机。
对极端主义青年运动的此种鼓励，只是自1935年以来德意在中东所发动的反对英法的政治攻势的一个方面，或许还是一个较小的方面。广泛和耗资巨大的宣传是通过接受津贴的通讯社、广播、电影和教育机构进行的。随着沙赫特的1936年访问之后，德国在发展互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往往以高于世界市场颇多的价格购买农产品，然后以德国军械和工业品作为交换。到了1937年，这两大强国集团已在为控制中东而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经济斗争，即使是那些最迫切希望自己的领域不受欧洲势力干扰的穆斯林统治者，也不能漠不关心地超然于局外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和也门的伊玛目都派代表参加了1939年初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在1933年便同美国石油界订立了开发其东海岸油田的契约，孤傲得多的伊玛目叶海亚则同英国、意大利、苏联和日本等迥不相同的国家都订了各种条约。
强国活动的增强促使中东国家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试图在它们自身之间结成一个共同阵线，以免逐个地成为它们所不能左右的敌对政策的毫无希望的牺牲品。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在接着成立的各国间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争端，要不是英国施加影响从中斡旋，这些争端是会导致许多次小型战争的。土耳其共和国同伊拉克有着边界争端，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强行调整了它同叙利亚的边界。波斯一直都在为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界争吵。沙特阿拉伯事实上一直在同它的邻国也门打仗，而伊本·沙特同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又有着二十年之久的王位之争和边界争端，后者现在是哈希米家族的首脑，这一家族曾在奥斯曼政权下正式统治麦加，并自那时以来一直为外约旦和伊拉克提供统治者。尽管埃及同阿拉伯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但它们的关系向来都是不亲密的。埃及的政治家们一直专心致志于为自己摆脱外国控制而作努力，国王福阿德则指望同欧洲而不是同阿拉伯亚洲促进文化联系。只是由于在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移民浪潮高涨，日益威胁着穆斯林在巴勒斯坦的地位，这才促使阿拉伯统治者凑合在一起；首先是1936年试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进行调解，而后又比较正式地在1939年举行圆桌会议。虽说此种联合是由于中东内部存在着危险的结果，但1937年由土耳其、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缔结的萨达巴德公约则是企图通过相互保证以防某个外国危及它们的生存，因为这一时期大国的纷争正有增无已，国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又告失败。土耳其既是1934年巴尔干小协约的成员国，又同俄国有着友好和中立的条约关系，那些条约可以上溯到1921年，所以它作为东欧和中东之间的一座桥梁的特殊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面对1939年威胁世界的危险，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是无助于这些国家的稳定的。虽然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基马力·阿塔图克（已于1938年11月10日逝世）的独裁统治下享有政府的延续性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而同他堪称匹敌的波斯的礼萨·沙赫·巴列维的业绩，则因他日益醉心于个人的聚敛致富而大为逊色。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国君和他指定的地方长官亲自管理人民，没有官僚机构插手其间，事实上大臣们都只是他们主子的奴仆。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行使的权力也并不小，因为他只接受英国驻扎官的意见。非阿拉伯的北方日益趋向西方化专政，阿拉伯半岛则还存在着传统的家族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埃及和“肥沃新月”诸国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模拟的议会政治。利凡特各国的政府受法国高级专员的权力严格限制，因此这些政府的作为不能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另一方面，埃及和伊拉克自被承认为主权国家后，英国的影响已是间接的了；不过在实际上，只要有武装力量作后盾，两国的政府还是可以由英国的代表建立或废除的，这正如后来战时历史所表明的；此种不寻常和不合法（就正常外交关系的条款而言）地行使权力，自英国于1930年和1936年分别签订条约承认了伊拉克和埃及的主权以来尚未出现过。福阿德国王和费萨尔国王在引导他们的幼年议会方面，都充分利用了各自的宪法所授予他们的权力。如果说他们的行为（按照西方标准）还不能说都是严格地符合于宪法的，那末总的说来他们的影响还是有益的。因为两国议会政体的弱点在他们生前已经很明显，迨身后一旦把各自的王位传给两位年轻的王子法鲁克和加齐后，这些弱点就更暴露无遗了。埃及的议会生命掌握在华夫脱党手中，自英国的保护关系于1922年被最广泛的政治阵线的行动击垮后，该党就以主要政党的面貌出现，尽管一再发生党员脱党的事情。事实上，它是唯一称得上有效的全国性政治机器的政党，所以它自称代表着埃及的“老百姓”，而在正常情况下它也确实获得了这些人的选票。相形之下，其他政党都是一些围绕着某个上层显要人物而组成的局部性团体，它们代表的是特权阶层的利益，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不幸的是，华夫脱党的第二任领导人穆斯塔法·纳哈斯同国王的君权发生了冲突，使他受到追求个人独裁的指责。在1936…1937年任期内华夫脱党领导的政府只是把此种不和带给了新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并激起华夫脱党队伍内部一次重大的分裂，还导致街头的政治帮派殴斗，贤明政府的主要职责却都被忽视了。伊拉克的议会局势甚至令人更不满意，比埃及的还要杌陧得多。政党从未脱离胚胎状态，在1932年伊拉克独立时“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姿态”也被抛弃了。因此政府便被勇于私斗的敌对派别和若干地主与商人不断重新组合的寡头政治集团所统治。每一届通过操纵选举而上台的政府都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了议会，这样又使通过宪法以推翻政府的唯一手段——投不信任票——行不通了。自1933年费萨尔国王去世后，借助于非宪法手段迫使内阁辞职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强大的部落和军队便不断地应召而来扭转危局。1936年军事政变以后，对立的军官集团在炮制政府更迭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鲁莽的军阀式的民族主义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正在起着干扰的影响。
中东经济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衰落时期下降到了农业和手工业几乎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只有利凡特的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还同欧洲有着商品交换。十九世纪由于加强了同欧洲的接触，贸易有了巨额扩大，特别是中东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尼罗河流域采用了单一种植棉花的农业经营方式。在正常年景种植棉花是有利可图的。但国际商品交换设或中断，埃及的一千六百万人口（1937年的数字）的粮食供应便将得不到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方还有周期性的歉收和分配失当，部分是由于使用的方法普遍落后（巴勒斯坦犹太区除外，那里是欧洲式的工业和集约农业的结合）都容易造成主食品的短缺，而粮食耕种者和商人的贪婪又人为地加深了短缺的严重性。此种情况在正常时期的自我调节大致是以加重穷人的苦难为代价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叙利亚，当时是在奥斯曼军政府的统治下，曾遭受到严重饥荒。因此，在任何未来战争中，凡是利用中东为基地的国家极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困境。
一个生气勃勃的犹太人社区在巴勒斯坦的成长，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出了可怕的经济挑战，也给英国委任统治提出了政治难题。这些巴勒斯坦犹太人主要是新近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移民，他们占巴勒斯坦1939年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至少是三股力量合在一起的产物：向往已久的返回“希望之乡”的宗教愿望；希望逃避在东欧受到的迫害，那里多数民族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自1880年以来对犹太人的迫害加重了；同样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影响了若干犹太思想家，唤起了他们要建立一个由自己治理的犹太人国家的愿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多少有点轻率地作了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许诺，其后果沉重地落到了英国行政官员身上，整整折磨了他们一个世代。贝尔福宣言——“……在……历史的浪漫主义阶段作出了庄严的保证，在那儿……居高临下地作鸟瞰，一切障碍物都显得渺小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英国人以及美国的浪漫主义和政客手腕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分割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原始草案，只字不提当时占巴勒斯坦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操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英国政府修改了这份原始草案，给阿拉伯人的基本权利提供某些保障。浪漫主义“有点象想象力被滥用之后成了脏物一般”，骤然失去了光泽，因为性急的自称对巴勒斯坦拥有最高权利并以欧洲“文化”而自命不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20…1923年之间四次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暴力对付。由于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贝尔福宣言作为委任统治基础，所以委任统治国的移民政策对他们便无从施加任何宪法上的影响了。英国几次派去的专门调查委员全都承认阿拉伯人的某些愤怒是有道理的，于是又演变而成为一套给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重承诺”，英国政府对他们必须“实施一视同仁的措施”，但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都不愿妥协，公平处理的一切努力又遭到失败。纳粹迫害开始后，犹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于1936年以叛乱反击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