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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丘吉尔在外表上的不得意，是重整旗鼓的必要的前奏曲，引出了较有起色的第四章和胜利的第五章。在1933年到1939年的七年中，丘吉尔鼓起勇气，激励自己，尽管无人理睬，仍然令人生厌地独自坚持着向那些英国人大声疾呼下去，而这些人则已下定决心充耳不闻，不过，他也开始重新赢得了少数英国人的尊敬和重视，这些人数目虽少，但是却在逐步增加。在这个“绥靖”时期，由于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也许不得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的前景，故而把丘吉尔揭露的情况不当一回事，尽管丘吉尔有文件为证，确凿有据地连续不断揭露了德国在逐渐重整军备，德国在军备竞赛中逐步占得了英法联合力量的上风，以及希特勒蓄意要使德国发动另一次大战。英国人对这些骇人的统计数字、事实和预测都一笔抹煞，认为这些都是想入非非的不适当的夸张，毫无中年政治家应有的明智，而无非是男儿家以战争为乐事的情绪。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二十五年中，丘吉尔同大部分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不融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开始转变了。同样是这些人，在这个时刻，他们一方面称赞张伯伦，说他终于正视了严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在过去七年中，一直勇敢地坚持揭露这些事实，并且呼吁对此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多亏鲍德温和张伯伦在过去这几年一直不让丘吉尔执政，丘吉尔这时反而在张伯伦战时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成为一个显然可以不必对唐宁街因未做该做的事而犯下的一系列过错负责的人，由于这些过错，英国陷入了当前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处境。这时英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又一次同德国交战，丘吉尔的主战热情就开始成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件坏事了。这次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欢迎他重新担任内阁海军大臣；在“假战争”时期，在所有大臣的演说中，只有他的广播演说能吸引听众，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然而，丘吉尔与英国人民的关系在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10日一段时期内的这种变化，虽说是明显的，但是还没有预兆能说明，英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将会融洽无间，事实上，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战争末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它使“这段时期”确实成为“他们的最美好的时刻”。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表面上看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初想起来又是令人惊奇的——它对世界历史的演变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使丘吉尔的主张得以实现。但是，人们除非研究过1939年3月15日以来英国人的看法的潜在变化，以及直到那时为止的丘吉尔的全部经历，否则他们就难以理解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
上文已经指出过，英国在生死存亡之际，通过一位伟人之口，说出了举国决心奋战的意志，而在这之前，英国全国人民在1940年5月10日到6月25日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早已在有些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形成，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这些豪言壮语会得到听众由衷的完全赞同。丘吉尔就职后，在下院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说出了英国人民的心里话，他于5月13日（荷兰和比利时正在受到德军蹂躏的一天）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5月28日（盟军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前一天），他在下院讲话时又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我们已经宣誓过要保卫这个世界，在这次战争中，随便发生什么事情，都决不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这个职责”，同一天，他在内阁中又说：“当然，不管敦刻尔克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打下去。”6月4日（德军进入敦刻尔克的一天），他再一次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我本人完全相信，如果人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疏忽之处，如果我们就象现在这样，对事情作了最好的安排，我们一定能够再度证明，我们有能力来保卫本土，安然度过战争的风暴，有能力战胜暴政的威胁而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要长年打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独自也要打下去。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准备要这样干。这是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心，也是每一个政府成员的决心。这是议会和国民的意志。……我们决不可泄气，否则我们就要失败。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大的实力在空中作战，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这个岛，不管代价有多么大。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登陆地带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巷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假使——我绝对不相信会这样——这个岛或者这个岛的大部分遭到占领和挨饥挨饿的话，到那时候，我们的帝国在海外的部分，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卫起来，一定会坚持战斗，直到在上帝选定的吉日、新世界以它的全部力量挺身出来拯救和解放旧世界为止。
6月18日（即贝当宣布法国已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的第二天），丘吉尔又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我毫不低估我们面临的考验的严峻程度，但是我确信，同胞们将会象巴塞罗那的英勇的人们那样，证明自己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至少会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而且能够不顾这种考验，坚持下去。不少事情将有赖于此，每个公民，不分男女，将有机会表现他们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为他们的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7月22日不列颠之战接近第二个星期的末尾时，轮到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讲话了，那是在对希特勒于7月19日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的敦促英国投降的建议“漠然置之”以后，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政府和国家宣称：“我们将不停止作战，直到自由得到保证为止”。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问题已不是在安特卫普对推进的德军侧翼进行牵制，或派兵在加利波利登陆以迫使土耳其屈服，而是英国为了自身生存必须对当前显然占压倒优势的敌人继续进行生死搏斗。丘吉尔保证，“三军的专家顾问一致认为……有充分理由盼望最后胜利”，但英国人民甚至在尚未听到这句话时，就已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看法。8月20日，德国对英国的民间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空袭，从而默认已无法打赢这场不列颠之战以后，丘吉尔又一次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两年或三年，时间并不算长，即使在我们短暂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长。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当我们在从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有幸成了整个欧洲自由的唯一捍卫者时，我们切不可因艰苦奋斗度过这些岁月而有所抱怨或厌倦。……通向胜利的道路或许不象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长。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指靠这一点。这条道路，长也罢，短也罢，崎岖也罢，平坦也罢，我们一定要走到底。
9月5日（德国对伦敦开始进行夜间狂轰滥炸的前二天），丘吉尔宣称，“在大规模准备国内防务工作的同时，我们毫不迟疑地向中东源源不断地派护航队和援军”，英国人听了心情万分激动。11月5日（这天罗斯福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丘吉尔又报告说，“在我们面临如此逼近和如此险恶的入侵威胁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国驻埃及军队的增援，在我们海运能力几乎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向那里输送了人员，而且还忍痛从我们这里的部队中调拨出宝贵的武器输送到那里”，这番话使英国人感到同样的激动。
很明显，在这“最美好的时刻”，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走上的那条崎岖道路，乃是他们自甘选择的道路。但是，要说他们这时自己愿意走这条道路，倒还容易解释，而要说他们是在领袖丘吉尔号召下愿意走这条道路的，那就令人费解了。上文已经谈过，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之突然的彻底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好象是别人的错觉。实际上，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变化，也许是某种精神异常迅速地化成了有意识的行动，这种精神是英国人民久已具有，但是长期抑制未曾流露的，同时，正是由于长期抑制，因此其力量就一直在增强。英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态度在同时似乎也突然地改变了，这种变化是否也仅仅是他们对他长期以来含而未露的潜在感情的突然爆发呢？或者，在这件事上，是否真正地发生了变化呢？一位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英国观察家认为，看来，全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思想感情的转变是真正的，也是可以解释的。可以这样来解释，即由于丘吉尔本人发生了真正的转变，从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这种反应。
丘吉尔就象凯撒那样，既是一个伟大的活动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即使他单单从事笔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声誉卓著。他的文学作品最能说明他的毕生经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本身，更能说明1940年至1945年间他一生事业中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本早年的自传，表明他是属于那种晚熟的人，这些人能够在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有创造力的年龄，使自己的潜力继续得到发展，终于做到冠绝侪辈，鹤立鸡群。如果说，他一生的经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标准的话，那么，丘吉尔的心理年龄在各个阶段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也许轻五岁、十岁、十五岁或二十岁。这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天才的确证。它不仅说明了他在1940年获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说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丘吉尔在四十多岁时，行动起来宛如二十多岁的普通人，这一点也同他在六十五岁时仍以四十多岁人的精力来活动一样，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气质。大凡年届六十五岁高龄的人，要是处在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夜间所处的那种境地，很少有人能体验到象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叙述的那些感受。一个普通人读到这一著名的篇章时，无不顿时相信这确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边读边感到自己被领到一位英雄的面前，这位英雄此刻的的确确正在“与命运同时前进”。能以如此沉着坚定的信心，奋起应付这样艰巨的局面，这种魄力是令人敬畏的。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英雄“集‘毕生’精力于这一时刻，经受了这场考验”。丘吉尔的同胞们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曾经由于他成熟得异常缓慢，而也许会错误地把他看成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过，这种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40年5月这个无论对英国还是对丘吉尔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凭直觉看到，在自己的运气这样坏到极点时，正是他们的这个领袖的威望达到顶点的时候，而只有在这个领袖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反败为胜。
究竟是什么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国人民同他们一致挑选出的那位新领袖协力行动，使他们在吃败仗的时候还能坚决不服输呢？他们明白，决心继续作战就是自找麻烦。不过，丘吉尔所说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怀有的那种“宽慰的感觉”，他的同胞们肯定也有。究竟是考虑到什么因素，才使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树立起这种信心呢？
首先，由于感到他们此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感到他们已团结在一起，决心为彻底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所以他们信心倍增。即使命中注定要他们抵抗那些欧洲大陆的征服者直至战死的话，他们也义无反顾。
其次，由于看到自己再一次单独同一个已经把他们在大陆上的盟国相继征服的强国交战，他们的信心反而加强了。因为在此之前，当英国在1805年到1812年间单独抗拒拿破仑之时，它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时刻。这一段英国历史，对一百三十五年以后的英国人说来，还是记忆犹新。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竟敢说，当谁也说不出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前，希特勒帝国的疆域将会扩展到什么程度时，他相信，希特勒帝国会象拿破仑帝国一样迅速地消失，而且说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读者来信中，在同一个题目上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满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国覆灭，英国人早已感到，要求他们重上战场来制止侵略、保卫全球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他们自己单独所能承担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伙伴们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