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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使英国人的士气得到振奋的第二个因素是，自1940年12月9日开始，英军在西部沙漠连续战胜意大利军队，接着，在东非战场又取得同样辉煌的胜利。对于在非洲战败意大利对手的这些胜利的重要性，英国公众的估计并不过高。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正在自己锻造或者向人租借的“工具”所要起的“作用”，是在欧洲打败德国，而在任何地区，只要德国人尚未亲自出马，战斗就不会是决定性的，因此，战胜德国的一个小伙伴，对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并不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在这种悲观失望的时刻，能在任何地区打败任何敌人总是件好事，英国人民受到了韦维尔将军的鼓舞，韦维尔用实例证明了，德国人不久前一直在使用并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那种机械化部队的新战术，一个英国指挥官也会使用——尽管在当时规模要小一些——并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何况，他本人就是这种战术的倡导人之一，德国参谋总部正是从这些人那里，学到这种新的军事诀窍的。可惜，韦维尔将军有机会来运用这种战术的时间很短促，但是他用以取得的辉煌成绩，已经非常及时地使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从而对此后战争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促使英国人民这时“拼命苦干”的心理气氛。在工业生产战线上，丘吉尔有欧内斯特·贝文为副手，贝文对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甚至可以同丘吉尔相提并论。丘吉尔在他生平的这一阶段，全然超越了党派政治的障碍，而贝文在丘吉尔的联合政府里所起的主要作用，正同首相一样，是作为一种象征，在全国范围内把政党间的分歧暂时搁起，以使全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自战争爆发后，工党虽然忠诚地支持张伯伦政府，但是并不对它表示钦佩或信任。而只要工党的代表还未参加政府并担任一些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英国就休想联合全国的力量来“拼命苦干”。贝文并非毕生都当议员，他对国际事务一向也不特别关心。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才使他意识到国际事务的迫切重要性，后来，又由于他以联合王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1938年9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一个讨论英联邦事务的非正式会议——那时正是希特勒硬要英法两国同意他提出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全世界处于战争边缘的当日——他对国际事务就更重视了。贝文本人出身工人，他献身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这方面，他不仅获得工人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护，而且还博得反对他的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为人忠实、坦率、勇敢、果断，最重要的是他喜欢采用说理和协商的方式，根据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说服对方，但是当他看到除了斗争别无他法时，他也决不逡巡畏缩，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的特点。他五十九岁时由工会活动的场所调到内阁工作，不久就显出他具有政治家的本质。贝文作为丘吉尔政府的劳工与军役大臣，肩负着处理1940年5月22日的联合王国（国防）紧急授权法令中有关动员人力这一棘手问题的重任。经大臣们建议，这项果断的立法措施授权英王在咨询枢密院后，制订这样的国防条例，规定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保卫王国、维持公共秩序，或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英王陛下可能从事的任何战争，或者为了继续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或劳力，只要英王认为有必要或需要采取权宜措施时，可要求人民把他们本人、他们的劳力和他们的财产全部交给英王陛下自由处置。
这项法令于一天之内在上、下两院逐级通过，而且为公众所接受，公众不但处之泰然，而且还衷心感到满意。可是，英国政府能获得这些权力是一回事，如何来实际使用这些权力又是一回事。贝文的成就在于，他能尽量采用说服而不采用强制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必不可少的效果。在联合王国，也许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自丘吉尔而下，贝文的成就是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为了赢得胜利所能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他能有这样成就，是因为他既能使公众信任他，又能在一系列艰巨的工业谈判中尽人之常情，他巧妙地把这两种特长结合了起来。
至于丘吉尔班子里的其他成员，这里只举了C·R·艾德礼、安东尼·艾登和赫伯特·莫里森，而没有提到其余的人，希望不要因此而引起不满。
英国历史中的这一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这一章——在这段时期里英国是独力作战的——结束得很顺利，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作了什么特殊努力，而是由于英国的敌人的行动自取灭亡。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接着袭击珍珠港，这样一来，英国就不再感到孤独无援，而是成为一个大同盟中的一员了。
1941年6月22日，丘吉尔带头行动起来，其迅速和果断正象他在1940年5月和6月采取行动时那样。那一天，德国人于凌晨四时进犯苏联，丘吉尔在晚间九时就宣布：联合王国政府已经决定，根据凡是抗击纳粹帝国的任何个人或任何国家都将得到英国援助的原则，它将竭尽所能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以援助。
随着德苏战争的爆发，欧洲大陆再次出现了一个战场，而德国也再度使自己陷入两面夹攻的境地，正象它在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时所预料的那样，这一次向东方的进犯将会导致英法两国同它交战。在那次战争的第一阶段，大陆上的东线在9月底前已经荡然无存，大陆上的西线在1940年5月和6月间在几乎同样短促的时间内也被消灭。这些惨遭蹂躏的经历使英国人民认为，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只要德国想要进攻，就会象波兰和法国一般以同样的速度落到同样的下场。因此，1941年6月22日那天，在英国有不少人无可奈何地预料将看到德国的摩托师在六星期之内开进巴库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可怖景象。但是这些英国旁观者却没有认识到，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象拿破仑的一样，只能用在那些面积只有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半岛这样大小的国家里作战，而在俄国的辽阔无际、荒无人迹的国土上，希特勒的坦克正同拿破仑的步兵一样，如果要想再象过去在欧洲的几次胜利那样，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来达到最终的目标，就一定要遭到挫败。直到1941…1942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来到俄德战场以后——尽管这时俄国军队已经损失惨重，而且还作了长途撤退，但是他们仍然存在——英国人民才开始领会到丘吉尔在上一年夏天的作战季节迅即欣然把俄国人当作战友来欢迎的重要意义。
由于德国未能以一个战役来征服俄国，而使那些与俄国人协力作战的英国人感到出乎意外的宽慰。但是，在1941年将近年终的时候，有不少英国人却追忆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终究在第四个战争年头的战役中打败了俄国人。因此，虽然这次也象上次那样，俄国人没有在第一年内就垮掉，但是他们这时反复取得的这种消极成功，显然并不能保证在最后赢得共同胜利。但是当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美国后，英国人一听到这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消息，却很少有人不立刻就认为，日本采取这种自取灭亡的行动，等于宣告德国和它自己最后必败。那天晚上，英国一般的人，例如本章的作者，都能睡得很熟，“不需要寻求什么美梦”，正象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11日午夜几小时内睡得那样酣畅。丘吉尔记载自己在那个不朽的时刻的感受时写道，“事实胜于梦想”。而在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他的想法则是：“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
第二章 英国的经济背景
就战备工作的完成程度而论，英国远远不及它的主要敌手德国。自从纳粹党在德国执政以后，就一直把德国的资源有意识地用来准备未来的战争，到1939年9月，军事、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动员起来准备打仗。早在1936年，劳动力已感显著缺乏，在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家强行加以控制，以保证将这些增长的收入专门用于战争目的，而不是用于增加人民的消费。在行政方面，战备工作也进行得很好，已经建立起一套经济管制体制，一旦爆发战争，无需经过什么变动就可照旧运转。
英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英国很迟才开始参加重整军备的竞赛，而且甚至在那时候，它的准备工作也是慢条斯理的，这是因为执政者对未来战争抱着一种“有限责任“的观念，并且还希望尽量不要干扰国家的正常经济结构。只是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后，英国才开始为打总体战作全面准备。英国同德国在作战努力方面的大致差别，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说明：在1938年时，英国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德国则占百分之二十五，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大约仍有一百万人失业。再说，到1939年夏天的时候，英国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建立一个能在战时指导全国经济的行政机构。在文职人员方面，也没有一个类似军事方面的参谋长委员会那样的中枢机构，受权去指导全盘的战时经济。英国虽在1939春天已开始把行政机构加以改组——把粮食（列入防务计划）部从贸易部中划出来，在夏天又成立了军需供应部。但是，国内安全部、经济作战部、粮食部、情报部和海运部直到1939年9月1日才成立。除了战时内阁之外，试图要成立的第一批中枢机构，如印花委员会和内阁经济政策委员会，一直拖到10月才成立。显然，在人员配备和职权范围这两方面，必然会产生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过来又造成因循延误和滥用职权的情况。不过，在战争的开头两年里，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方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改进。
只有在一个方面——但是后来证明，这个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英国的战备工作或许胜过了德国。英国是在作长期战争的打算，因此宁愿牺牲眼前的力量，以便为未来蓄积更大的力量。这就是说，它把军备的“深度”比军备的“宽度”看得更为重要。只要英国能顶住德国的初期进攻，它所能支配的潜在资源就可转化为实际的力量，这股力量将远远超过德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希特勒却不肯听从他的军事当局的劝告，仍然坚持要牺牲未来可能有的生产，只求眼前能尽量多生产。他希望以几次闪电战来干掉他的敌人。英国所主张的长期作战的观点虽然在最后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1940年夏天，希特勒的观点却似乎是正确的。
在整个战争时期，英国要保持不断从海外输入物资，自始至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英伦三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英国人吃的、穿的都须仰仗外界供应，他们如要专门生产那些为坚持一次大型战争所必需具有的武器和设备，也须依靠外面供应的原料。虽然英国在潜在的资源方面远远超过德国控制下的那些国家，但是同德国相比，英国有两个极为不利的条件。第一，它不得不依靠那些供应它物资的国家的善意，在必要时，得准备好收到货物立即付款；第二，它必须通过危险的海路来运输这些物资。因此，“现金”和“运输”就成了一对孪生的难题。
在英国需要海外供应物资这个问题上面，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潜力方面来说，美国是英国急需的那些物资的最最重要的来源，也是英国最容易得到的物资来源。美国的政策受到中立法的约束，中立法的主要条款规定：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武器；撤销对乘坐交战国船只的美国公民的保护；在向交战国出口物资前，必须预先取得支付手段；禁止美国船只进入任何作战区域。毫无疑问，在战争初期，在这些有关的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出口的物资的预先付款问题。
美国的决定意味着，在英国形成其政策的过程中，必然要着重估计外汇问题。1939年初，外汇管理条例草案已经拟订就绪，并且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生效。外汇管理条例实施以后，英镑区接受了该条例为“战时”所下的定义。英镑区成员国都表示，愿意采用类似联合王国已采用的外汇管理措施，并且还愿意将它们赚得的硬通货委托外汇平衡基金组织保管，该组织将起到一个中心分配者的作用。“英镑区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