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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时经济的要求来说，水平这么高是不合理的。照理说，应当利用战争的这头九个月的时间，把国民经济的力量巩固起来，可是这段时间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鉴于英国在其自身的经济上未能作好打一场总体战的准备，在战争初期，英法两国试图进行经济合作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的缺陷前面已经提到过，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法国的经济也有许多同样的毛病。
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前几年，英法两国已经开始进行经济协商，可是在1939年9月之前，两国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具体措施。在军事方面，双方已同意，当战争一爆发，就重新组成最高作战会议，但是在经济合作方面，却没有制订过类似的具体计划。两国对进行经济战的问题曾作了广泛的讨论，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合用两国经济资源的问题，或者在两国军备计划一体化的问题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协调盟国之间作战努力的计划，一直都只是拟订一些内容有局限的协定，而且，除了达成一个防止竞相争购物资的一般性协议外，别无什么成绩可谈。对于紧要的财政问题，两国财政部保持紧密联系，但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双方还没有制订出一项联合政策。在同样紧要的海运问题上面，法国人不得不勉强承认自己必须依赖英国的船舶，他们确信，英国的船舶吨位将足够满足两国的需要。
不过在法国覆灭前的一段时期，两国也曾取得某些明确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功于法国经济专家让·莫内，他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一直极力主张两国间要进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由于他的努力，成立了一个组织，由负责处理各类具体问题的九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协调委员会组成，莫内本人担任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以下工作：协调九个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监督盟国驻国外采购代表团的工作；决定谁有权利优先采购的问题。这些委员会虽然在组织上是极好的，但是一无成绩。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未能提供为制订各项计划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海运问题尤其令人恼火。英国对自己的运输力量估计过高，而且在那时，两个国家都没有制订过精确的或切合实际的进口计划。
1940年夏季的灾难，使英国完全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毫无疑问，为了国家的生存，它势必要作出巨大的牺牲，而英国人也准备好作出这样的牺牲。5月7日和8日英国下议院的辩论，表明了他们的忧虑，也表明了他们要求更有效和更彻底地去处理国家事务。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话流露了一种灰心丧气和坐失良机的情绪，他说：
首相说过，我们必须做某些事情，并为此向我们呼吁过，但是六、七个月过去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仍然未做。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领导，我们没有把粮食工作组织好，我们也没有把人力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对国民的士气产生影响，我们还是面对这一事实为好。
第二天，劳合·乔治甚至更激动地表达了这种心情，他说：“首相……曾发出过呼吁，要求作出牺牲。只要有人领导，只要政府明确指出奋斗的目标，只要全国深信，那些正在领导国家的人都在履行其职责，全国是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的。”接着，张伯伦内阁辞职，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组成的各党联合政府立刻表明了，它对担当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是有所准备的。人们不再相信有轻易取胜的可能，也不再认为时间必定有利于英联邦。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是紧迫而又激烈的。法国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过去后，英国马上可以调度的后备力量就捉襟见肘，可是在短时期内，除了制订出解决当前危机的计划外，也制订了增加未来战斗力量的计划。
政府着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指导经济战，并且继续努力去组成更能令人满意的行政机构。人们普遍感到，财政对战时政策的影响太大，他们认为，财政部门的管理工作可改由内阁所属的各个委员会来行使，这些委员会的主席“应被看作是一些不是属于政府某部而是超越于各部之上的协调大臣”。四个主要委员会，即生产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粮食政策委员会和国内政策委员会的工作，都置于枢密院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枢密院委员会先后由张伯伦和约翰·安德森爵士主持。到1941年底的时候，有关经济政策的重大决定实际上全是由这个枢密院委员会作出的。丘吉尔于1942年2月在下议院对它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说明：
枢密院长主持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方面，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几乎是与内阁并行的。许多内阁级大臣都是该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同时也根据需要，暂时邀请其他的人参加。有许多公事都在日常开会时解决，只有那些意见严重分歧或者极其重要的问题，才由战时内阁处理。
枢密院委员会的工作由于经济情报所扩大而给它帮了大忙。经济情报所后来发展成为中央统计划和经济处。这两个机构后来又经过发展，主要负责为制订精确计划提供必需的统计资料。
1940年夏天，英国和它的那些盟国都非常迫切地希望美国能供应更多的物资，但是它们手头掌握的支付手段已大为缩减。“从时间的观点来看，财政前景与军事前景是不一致的。如果这次战争将持续三年的话，那么，每年仅仅动用一亿五千万英镑的黄金储备和外汇，或许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是，如果敌人打算在一年内就战胜的话，这样的政策就不妥当了。”既然，当时的军事需要压倒了其他一切，那么，迄今推行的那种向海外采购的政策就必须抛弃。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供应英国的需要，而英国能否作为一种战斗力量继续存在下去，取决于美国政策方面的某些改变。丘吉尔在就任首相后不久，就以私人名义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给予援助，后来又通过官方正式提出这个要求，他写道：“只要我们能付，我们就继续付美元，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当我们不再能付款时，你们仍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以后十九个月的情况是，美国的援助不断增加，最后它自己也参加了这次大战。
1940年6月10日，罗斯福在夏洛茨维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明美国的政策有了改变，他说：“我们一定要以本国的物质资源去帮助那些反抗暴力的人，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利用这些资源并加快利用的速度，使我们自己在美洲大陆能有足够的装备和训练，去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和担负各种防御工作。”美国不仅把武器和装备，如来福枪、迫击炮和弹药给了英国，在1940年9月还把五十艘老式驱逐舰供给英国使用，还使本国的资源转而用于提高生产能力，以便将来的军需品生产能有巨大的增加。在整个1940年一年中，英国继续支付美国提供物资的贷款，同时用自己的船只或盟国的船只运走这些物资。但是，到该年年底时，英国欠美国的债务已经大大超过了它在美国拥有的财产，而且实际上也远远超过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欠美国的债务。这个问题由1941年3月11日的租借法解决了。
在上述这段时期内，租借法的具体效果并不太，但是它在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英国还是以美元来支付美国供应的大部分物资，英国的作战努力继续受到缺乏外汇的困扰。但是，租借法使英国能够预先制订计划，在不必担忧美元问题的情况下重新安排它的进口，并且在不必担忧将来缺乏物资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去争取眼前最高的产量。例如，在海运方面，从法国崩溃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这段时期，英国船舶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英国在1940年夏天可使用的船舶总吨数的三分之一，在随后几年内，要是美国未向英国保证提供大量船舶的话，情况发展下去将是不堪设想。
从法国崩溃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这段时期，英国的运输情况的确是严重的。在海上，船舶的损失越来越大，剩下来的船只的使用效率又在剧烈下降，在国内，内陆运输的情况也是同样严重。当时，政府对运输问题却还没有作过通盘考虑，同时，也没有一个机构能使已有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英国船舶损失的程度已如上述。由于法国的崩溃，大约有总载重量为三百万吨的船舶可供给英国使用，但是，这只不过帮助避免了有可能变为灾难性的局面，而不能减轻英国的困难处境。比船舶损失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船舶的使用效率降低了。敌人在海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意味着，英国要么加强护航制度，从而造成商船在护航队集结的港口耽搁，要么使商船绕道走较为安全的海路。在港口耽搁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港口都缺乏组织工作和足够的设备，使得船只往往要等待很久，才能卸货或装货。1940年秋天，联合王国作出决定，尽量把运输工作移往西海岸的各港口，避而不用那些最容易受到德国空军空袭的沿海地区。可是，这一决定更加剧了运输困难的情况。
港口拥挤主要是由于内陆运输系统不健全而造成的。就象海运情况一样，那些在战前负责制订计划的人，一直摆脱不了运输能力过剩的想法。在战时，主要的运输工作显然将不得不由铁路来承担，但是，当战争爆发时，政府并未试图对铁路系统上可能最拥挤的那些地方进行调查，也未估计已有的铁路车辆是否够用。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这种弱点还不显著，但是到1940年秋天，就出现了全面的运输危机。这种危机与其说是由于要求运输的数量增加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运输的速度降低所造成，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遭到大规模的空袭和把车辆调往原来用车较少的西海岸各港口。对已有的车辆不善于充分地安排好集中使用，更大大增加了运输上的困难。运输危机虽然对整个国家经济只带来间接影响，但是它主要直接影响了对英国南部的正常供煤，同时也造成港口拥挤，货物积压，因铁路已无能力把这些货物运走。
这个运输危机一直持续到1941年春天，其后情况开始好转。昼长夜短，空袭停止，组织工作改善，船只重新驶往东海岸，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来缓和港口的拥挤现象，增添了专用设备，扩大利用了沿海航运，这一切，都有助于减轻铁路运输所受到的压力，到1941年夏天的时候，货运量又恢复到1940年春天的水平。可是，到那时候情况也很清楚，今后铁路方面受到的压力将非常大，原有的运输体系是不能适应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建立更有效的组织，这项工作到1941年底已经大部分完成。1941年4月间，成立了一个中央运输委员会，由一些与运输工作有关的主要政党的代表组成，以估计和协调各方面的要求，有必要时，也为如何发挥运输潜力制订计划。在这一行动之后，5月间又成立了战时运输部，负责总揽一切运输事务，包括国内运输和海外航运。8月间，政府又为战时运输部任命了一名铁道监督官，从而加强了对铁路的管理。因此，到1941年夏天，这个机构第一次能够相当精确地预测出未来的需要，并着手制订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必要措施。
1940年5月间各党联合政府的成立，运输工人与一般工人工会的秘书长欧内斯特·贝文被任命为新的劳工大臣，这两件事为劳动政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贝文在就职时要求有全权管理全部劳动力的供应，并被授与了这项权力。当时征兵工作已经在顺利进行，但在非军事方面，还看不到相应的效果。可是，在其后的十二个月里，情况改变了。1940年5月22日，政府授与劳工大臣在征兵和男女劳动力调度方面几乎无限的权力。6月间，颁布了一项限制雇用法令，以防止“偷挖”熟练工人和保存农业和矿业方面的工人，不让他们流入工资较高的军火工业；1941年3月，又颁布了必需品生产法令，限制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利和工人离职的权利，以防止劳动力的流动过多。从那时起到战争结束为止，劳动力管理的主要方针就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而确立了下来。
要使现有的劳动力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必须对各界对劳动力的需要以及劳动力的来源有准确的了解。最早对劳动力进行估计的，是人力需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部际委员会，于1940年8月成立，由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为勋爵）主持。但是，在1941年进行劳动力调查时，才第一次真正试图编制劳动力预算。这次调查所提供的资料，使劳动部有可能制订一些确切的计划，并且提前十二个月完成战时内阁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