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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以便沿荷兰海岸建立针对英国的海空军基地。但事实上德国的战争计划并没有将这两个国家加以区分，德国人设想它们会成为一个战区。勃洛姆堡1937年6月24日的命令就用过这样的假设：这两个国家的中立会受到法国和英国的侵犯。到了1938年8月，德国空军极力主张：低地国家“在德国手里对英法进行空战会有非同一般的好处”。希特勒在1939年5月23日的军事会议上宣称必须强行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中立宣言务必不予理睬”。
丹麦是受到德国1933年以后提出的修订条约论威胁的首批国家之一，问题涉及北石勒苏益格，德国谴责凡尔赛和约对基尔运河的统治形式也影响了丹麦的利益。在荷兰，米塞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1935年和1937年之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小小成功；而成为卖国贼通称的那个挪威吉斯林，在挪威议会固然没有为他的党争得哪怕一个席位，但他在1939年却同罗森贝格结成密切关系。丹麦和挪威由于处在大国之间的战略地位，其易遭攻击的程度绝不比荷兰小。这两个国家都在北海的一侧，隔海正对着英国，从现代海空战略角度看来，它们可以恢复彼此历史上的政治联合；而且，从一个受到包围的大陆德国的观点看来，挪威是一条往北远达设得兰群岛海族的海岸线，在特隆也姆和纳尔维克提供了便于进入不设防的大西洋和不冻的海港。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德国的政策虽然看来是宁愿维持斯堪的纳维亚的中立，但明摆着的又是，一旦战争开始，占领那么值得弄到手的丹麦和挪威基地，无论对德国或英国来说，总比接受这两个国家的中立或把它们丢给敌人是一个更稳妥的办法。对比之下，瑞典从自己对邻国所暴露的地理位置上倒可以有几分获利的希望；因为，如果德法之间的战争是穿过低地国家而进行，如果德英之间的战争是跨越丹麦和挪威的国土而沿着北海海岸展开，德俄之间的战争则可能遵循历史老路沿波罗的海南岸而横跨波兰和三个大陆上的波罗的海国家的疆域，那末，瑞典就可以成为一个固定不动的缓冲国，成为旋转不停的北部世界的静止中心。至于冰岛，自1918年独立以来，它的幸运在所有国家之上，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国际关系，所以只有最敏锐的洞察力才能预见到它在1939年已处于一场战略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使它的中立失去其价值，并使它的地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暴露得最突出，成为大陆之间的一件抵押品，成为不仅是旧时代巨人英国和德国争夺的目标，而且也是未来巨人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竞相争夺的目标。
这些小国对于它们成为其组成部分的西欧社会的依赖，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它们的殖民领地的脆弱性方面。凡是它们之中有着面向大洋的海岸的国家，诸如丹麦、挪威、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等，都曾参加西方文明的全面扩张，正如兰克把它们比作是在一个身上起呼吸作用那样。冰岛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它自己就是黑暗时代斯堪的纳维亚文明扩张的产物，那时西文文明尚未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只有瑞士和卢森堡因为是内陆国家才未曾参与这一运动。到了1939年，瑞典已经放弃了它的海外领地。但丹麦对北美的大岛屿格陵兰仍然拥有主权。荷兰也仍然拥有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西起库拉索岛，东迄新几内亚。这个帝国是荷兰在十七世纪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得的，它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不曾因英国的侵蚀而受到削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代人期间并获得了扩大和巩固。比利时由于在十九世纪后期参加了非洲的瓜分，因而拥有一个巨大的非洲帝国。挪威作为独立国家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同样的西方扩张倾向，它在北极和南极取得了几个未被占用的岛屿，而且在希特勒进入布拉格和接着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变为德国的保护领地之前仅仅几个星期，还兼并了南极大陆的一大片比大德国本身还大许多倍的地方。
西欧小国同西欧大国的海外领地在政治地理方面互相依存的程度，甚至要比这些国家在欧洲大陆上的本土还要密切一些。西欧小国的殖民帝国全都是它们的母国无法保卫的。荷兰在东印度的领地，象葡萄牙的领地一样，对英国是无法防范的，荷兰的政策就是以这一前提为根据。比属刚果三面受英法领土的包围，理所当然地要同它们搞好关系。挪威对南极的所有权是在英国同意下发展的。而荷属东印度，象丹麦的格陵兰一样，只有博得美国的欢心才保得住。
这些海外帝国不仅是同它们的母国一样脆弱，它们在某些方面却比母国更有价值。对于要想征服它们的母国的征服者说来，这些海外领地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的战略地位，而不在于它们的财富或工业，但荷属印度和比属刚果在世界的战略原料和粮食的生产国中占有很高地位，它们本身就是大家贪图的有价值的目标。殖民小国的处境必然要比殖民大国更困难、更危险。它们在世界上的份量同它们所拥有的领地不成比例，这注定了它们得挨揍。1939年3月15日，德国还在忙着破坏欧洲的凡尔赛和约，便已经把它的殖民地要求别具深心地伴随着它的欧洲政策一起进行了。而且，正象它在欧洲的目标已不再是恢复1914年边界那种保守要求了，所以也就很清楚，当它把注意力转向海外的时候，它是不会简单地满足于恢复过去的殖民地的。意大利对欧洲以外的野心由于征服了埃塞俄比亚而暂时得到满足，日本暂时还全神贯注于征服中国，但这都仅是使征服者更逼近在非洲和东亚的无法防御的欧洲帝国的步骤而已。这些殖民小国懂得，它们的帝国是得到西方大国的默许才得以保持的；而且它们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关于葡萄牙帝国的那些协定，因此，它们很可能想知道：那种把满洲丢给日本、把埃塞俄比亚丢给意大利、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丢给德国的政策，是否可能会导致企图牺牲较小的殖民地帝国以满足德国的殖民地要求。
当时谣传，哈利法克斯于1937年11月访问希特勒时讨论过涉及这些小国的一项英德殖民地解决方案，斯巴克于是宣布，比利时将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卫比属刚果。有关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哈利法克斯在那次访问时只是一般地谈到了殖民地问题，但三个月以后，亨德森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份出自英国政府的关于该问题的书面建议，这份书面建议是对英国的盟友法国人而尤其是对比利时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保密的。该建议主张在大致相当于刚果盆地条约的协定区的一块非洲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制度。每个国家在那里仍然主要是管理它自己的领土，尽管要同意某些促进文明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又将是一次对殖民地的重新分配，德国将再一次置非洲土地于其主权之下。不清楚的是，英国政府的心目中是否单单是以委任统治形式把坦噶尼喀归还德国，或者说，其他国家的领土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希特勒的回答是，他要的是归还德国从前的殖民地，而不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制度；他不想把别国卷进去，而比利时和葡萄牙会同意吗？“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宣称，他相信葡萄牙和比利时，可能还有法国和意大利到头来是会在这项解决方案中合作的。”德国在一个星期以后征服了奥地利，英国的建议看来在德国征服奥地利以后便没有进行了。西方的中立国只能期望，英国由于传统上对非洲和印度洋势力均衡的破坏比对中欧发生此类事情更为敏感，它此后会在其政策中承认，大的海外帝国是交互地依靠于较小帝国的安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和破坏对1939年3月法国人民前景的影响，较之对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大。法国的出生人数自1880年就开始下降。这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开始得早。不过下降的趋势比起后来其他国家的情况要缓慢一些，这意味着法国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征募的士兵来自比德国和英国士兵小一些的家庭。在1911年的法国人口中，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人（即在战争中蒙受最大损失的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在英国人口中则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在德国人口中则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据计算，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命损失为一百三十二万五千人，占法国服兵役年龄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二，德国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万五千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五，英国损失了七十四万四千人，占百分之八点八。
但是即便是这些数字也还不能充分说明战争对法国人口的影响。在四年战争中，法国平民生活受到的破坏远远超过它的邻国，法国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因此从1911年到1921年的十年中，法国平民和军人的死亡总数超过同一时期的出生人数竟达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人。1915…1919年期间的出生率下降在二十年后表现为育龄妇女的减少；因此，在1921…1930年这十年中（在这十年中的一段时间，法国的出生率高于英国）出生人数虽然比死亡人数多七十一万四千人，但在1931…1940年这十年中的死亡人数却又超过出生人数十二万五千人。正当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政策需要法国采取一项果敢而在作战中可能要损失大量生命的政策时，法国出生人数却从1932年的七十二万二千人减少到1938年的六十一万二千人，其后由于采取了一些战战兢兢的初步的鼓励生育并制止堕胎的立法步骤，1939年出出生人数才略有回升（六十一万三千人）。在1936…1940年期间，武装部队每年吸收入伍（也就是吸收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的年轻人从平均每年二十四万人剧降至每年才不过十二万人，致使法国不得不在1935年把服兵役的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两年，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加强法国的军队，而是为了要保持其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生命损失所造成的影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还是十分深刻，那末物质损失所留下的影响也正是这样．只是惊人的程度稍稍不如罢了。多年来一片重新建设的景象叫人鼓舞而不是沮丧。可是当1938年人们庄严地庆祝兰斯大教堂修复工程完成的时候，却又正是在德奥合并和慕尼黑危机之间，人们不禁要问，这种重建工程是否全终于徒劳呢。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命损失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正是那些秉性卓越、朝气蓬勃，因而是处于战斗最前列的年轻人的大量伤亡。的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表明，年轻一代同前辈一样素质的人有限，在政治生活中还不能完全取代年长的一辈。如果法国的精神气氛有利于培养有胆略的政冶和经济领导人，此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许就不值得那么注意了。领导人不只是先天的，也是要通过培养的。然而正是此种精神气氛受到了影响．一方面是对四年半来的巨大努力所作出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结构的重心偏向于老年人一边，在1914年以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法国人口中也只占数量上极其微弱的优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连这一点优势也消失了。
此种现象并不妨碍在文学艺术上出现灿烂的成就，但是它却妨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上它损害了自力更生的力量，它使法国不愿意冒风险，而法国打算同德国东面和东南面的弱小国家结盟来保证自己安全的政策势必是有风险的。
法国人对自己人口问题的态度就是此种静止的精神状态的例证。法国的年轻人因物以稀为贵而更加是宝贝了，在世界上法兰西民族的躯体不再占有象以前那样大的空间了，法国为了取得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是太昂贵了（因此感到法国的盟国都成了它的债务人），为争取另一次胜利再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将是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这种想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整二十年里构成了法国人的思想和心理反应的基础。可是，人口问题却很少得到正视，除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争取实行明智的人口政策的运动总是被人们当作一种使人发笑的怪主意。
关于人口问题，有一种说法在群众中间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那就是芒让将军的说法，他宣称法国的人口不止四千万而是一亿，在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好的北非部队和黑人部队就是未来的大法国的先驱。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引起了自满情绪，而且后来将会看到，这种说法甚至也没有进而形成它所意味的那种法国殖民政策。
在1939年以前，法国从未认真考虑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无论是婴儿或壮年人的高死亡率问题抨击得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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