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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罗斯福和赫尔讨论了致国会咨文和致裕仁天皇的电报草稿。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总统致国会的咨文应该等到向日本天皇作了最后一分钟的呼吁以后再提出。赫尔说，把任何新的情况告诉国会，不可能不使日本领导人捞到稻草，来煽动日本人民的反美情绪，而且在美国国内，国会里面以及全国的孤立主义者也一定会在所建议的警告中找到新的弹药。罗斯福和赫尔还都认为，军事会议28日讨论过的给日本的那个警告（丘吉尔在11月30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对这份警告极力赞成）是否要发出，也应该取决于日本对罗斯福向裕仁天皇呼吁的反应如何。12月2日，韦尔斯以代理国务卿的身份向野村递交一件照会，要求日本政府解释日军在印度支那的行动。
12月6日（星期六）收到的报告说，一支包括三十五艘运输舰的日本舰队正从印度支那驶向克拉地峡，这预示发动进攻的时刻已经逼近。当天傍晚，罗斯福向日本天皇发出最后呼吁，争取维护和平。同一天，罗斯福通知澳大利亚驻在华盛顿的公使R·G·凯塞说，如果到12月8日（星期一）晚间还未收到天皇的答复，他将于次日对日本发出警告。英联邦各国政府将于星期三上午采取同样的行动。
然而，这个经过长时间辩论的联合对日警告注定了不会发出。就在12月6日当晚较迟的时候，截获并破译了东乡给野村的一份内容很长的电报。内容包括日本政府答复美国11月26日照会的开头十三条，这个复照将由野村递交美国政府。美国的建议被傲慢无礼地拒绝了，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它无意放弃在亚洲的好战计划。它谴责美国政府同英国和荷兰勾结起来危害日本帝国的安全，并策划干预欧洲战争，反对轴心国家。把这个电报送给罗斯福的一位海军部官员证实，总统看了电报以后转身对霍普金斯说，实际上“这就是战争。”
复照的第十四条——中断谈判的一条——直到12月7日清晨才截获，大约和截获另外两份非常重要的给野村和来栖的电报在同一时间。这两位日本使节奉令于当天下午1时（华盛顿时间）递交日本复照，并销毁其余所有的密码本和秘密文件。和早先的一些电报结合起来看，要在1时递交的这个信息正是暗示了日本可能动手的确切时间，但是当然没有说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个消息一送到马歇尔那里（星期日上午大约11时30分）。他马上就发出警告，通知各前哨指挥官。不幸，由于一系列的贻误，马歇尔的通知直到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以后才到达在夏威夷的肖特和金梅尔那里，袭击发生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25分（在檀香山是上午7时55分）。大约在下午1时40分，诺克斯打电话给罗斯福说，据来自檀香山的无线电报告，它正在受到空袭。四十分钟后，日本的两位使节来到国务院递交日本的答复。他们解释说，因为翻译电报遇到困难，所以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于1时到达。
12月8日下午12时30分，罗斯福到国会要求宣战。他只用了几句话告诉参加联席会议的两院议员，在两国还是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日本背信弃义地进攻了美国。美国的海军和陆军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日军还对马来亚、香港、关岛、菲律宾、威克岛和中途岛发动了进攻。两院仅仅以一票反对，立即通过决议，正式对日本宣战，并保证将全国所有的资源用于进行战争。
三天后，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虽然由于明显的理由，当时没有发表美国舰艇和飞机损失的数目，但所公布的消息已足以说明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这一挫折对美国人的自尊心是严重的打击。这个被人瞧不起的矮小的黄种人，固然是凭借背信弃义（如同1904年在旅顺口一样），但也是由于美国人的疏忽大意和过分自信，在战争一开始就使美国舰队的很大一部分失去战斗力。然而，同时也使整个美国团结起来，以压倒一切的决心尽可能迅速而彻底地报仇雪耻。人民终于体会到罗斯福一再告诫的真理，就是，美国不可能使自己离开其余的人们而孤立，不能在一个被匪徒行为的原则所支配的世界上祈求和平。
第八编 日本
第一章 日本“不卷入”欧洲战事 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
日本政府派驻柏林的代表如果不是大岛将军，而是一个比他机敏的人，那么，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时，日本人就不至于那样的震惊，那样的感到丢人了。事先曾有很多方面反复向东京提出警告说，如果认为德苏两国因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鸿沟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那是不明智的。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后来说过，他早就认为，东京方面如果继续对拟议中的德…意…日公约的条款争论不休，德国将谋求同苏联言归于好，他在1939年2月，后来又在3月，一再提醒东京有这种可能性。他在这件事上的证词，为永井的证词所证实，永井在1939年是驻罗马大使馆的秘书之一，同时又是白鸟的私人秘书。后来，在1939年4月20日，里宾特洛甫果然预先通知大岛和白鸟，如果日本继续在签订公约上找麻烦，德国也许会迫不得已去同苏联打交道，其目的是与之缔结一项互不侵犯协定。这位德国外交部长接着说，德国还没有在这方面采取步骤。6月16日，里宾特洛甫再次会见白鸟，告诉他说，由于日本还没有同德国缔结公约，德国将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
但是大岛“是个军人，对这类事一窍不通”（象白鸟向德国驻罗马大使馆参赞普勒森抱怨的那样），他不相信里宾特洛甫的话是当真的。他认为德国外交部长仅仅是虚声恫吓，目的在把东京吓唬得不敢再反对，转而按照柏林希望的方式同轴心国缔结公约。据白鸟说，大岛一再地讲，德苏协定是不可能缔结的。
在东京方面，日本外相有田持同样的看法，因此他只听大岛而不听白鸟的话，对于白鸟的动机，他可能有所怀疑。有田的自信心也不为其他方面的警告所动摇。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莱琪爵士说，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几个月，他就警告过有田，有理由认为德国已在认真地考虑采取这样一个步骤。6月7日，波兰驻东京大使在与有田会谈时，告诉他波兰政府从德国和苏联两方面都得到确凿的证据，说明德国和苏联正在积极地详细讨论怎样言归于好。有田在这两个场合都表示不能轻信，不过英国大使后来听说，有田曾发电报向日本驻柏林大使和驻莫斯科大使了解情况，大岛答复说，德苏不可能达成谅解，克莱琪的警告纯粹是英国的宣传。
显然，大岛和有田都不相信，德国会蓄意违背反共产国际公约附属秘密议定书，按照该议定书规定，德国负有义务不得做任何事来改善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形势，不得背着日本和不经日本同意便与苏联在政治上达成协议。可是纳粹政府偏偏这样做了。它小心翼翼地把1939年6月至7月在柏林和莫斯科举行的谈判瞒过了日本人，而且这样做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它告诉俄国人说，1926年的柏林条约仍然有效，德国后来并未缔结过任何条约将其废除，德日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针对苏联的。
到7月份较晚的时候，日本政府对于甚嚣尘上的德苏即将修好的谣言显然感到了不安。7月19日，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参赞宇佐美拜会了德国外交部中职位与之相当的韦尔曼，“十分执拗”地询问了德国同苏联的关系。宇佐美特别提到《新闻纪事报》上的一篇报道，说德苏互不侵犯协定正在谈判中，德国将派遣重要官员去莫斯科。韦尔曼回答说，这个消息“纯属捏造”，他说，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会谈只不过是为了促进经济关系罢了。宇佐美表示有点担心，唯恐德国会把它已公开声称无法供应日本的某些类型的机器转而供应苏联。但是宇佐美显然相信对方所说的并未举行任何政治谈判，并且建议，应由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作出否认，以支持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已经发出的报告。
直到初步谈判已告结束，里宾特洛甫即将赴莫斯科时，这层帷幕方才揭开。大岛说，“在8月20日或20日前后”，里宾特洛甫打电话通知他，德苏协定即将缔结。大岛讲，他回答说，这样做是违背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是极端背信弃义的行为。但据当时担任里宾特洛甫的机要代表与大岛打交道的海因里希·施塔默尔说，是他“在事情谈妥后”奉里宾特洛甫的命令将消息透露给大岛的，并说，大岛显得极为恼火。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宛加晴天霹雳，东京方面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掩饰其惊慌和痛苦。德苏协定缔结之日，正是日苏两国军队在诺门坎激烈战斗之时，这个协定看来能使苏联在这个关键时刻腾出手来倾其全力对付日本。这个令人惊恐的可能发生的事虽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这个协定无疑是使日本人忍气吞声并承认在争议的地区战败的一个因素。日本人认识到，德国使他们丢了脸，把他们出卖了。木户侯爵（当时担任日本内相）在8月23日听到了这个协定，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这桩他认为是极端背叛的行为所感到的惊讶。
在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公布以后，日本外务省人士说，这件事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当日本先前表示不愿同轴心国结成军事同盟时，德国就已扬言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但这只不过是企图保全面子罢了。因为，日本的公众固然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特定的条约义务，可是在他们看来，反共产国际公约意味着德日进行合作反对共产国际的老家苏联。然而这时德国甚至不屑于费点口舌同日本商量一下——象日本首相承认的那样——就同苏联缔结了协定。因此十分明显，德国已抛弃了日本，使日本在世人的眼中显得滑稽可笑。德国曾反复谈论要“加强反共产国际公约”，而这时那个公约实质上却变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具文。
因此，日本报刊的评论是非常激烈的。它谴责德国背信弃义，破坏了“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本精神”。《都新闻》（8月27日）说，“根本不必再讨论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是否可取了。”对日本来说，假如它能一直坚持这种主张，那倒未始不是好事。
与此同时，德国人一直在试图抚慰日本人被伤害的感情。8月25日，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拜会了有田，向他解说德国同苏联缔结这个协定的理由。奥特根据指示，着重表明了德国想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并强调德苏和解对日本的好处，因为这将使德国在帮助稳定俄日关系时发挥有力的影响。有田不愿讨论这件事，他把当天发给大岛的一项指示的复本给了奥特。这项指示命令大岛“通知德国政府，日本政府认为德苏互不侵犯协定的缔结，最终中止了日德之间目前就与意大利缔结三国公约而举行的谈判”。大岛还进一步宣称，德国的行为严重地违背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公约附属秘密协定，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的抗议有一段奇怪的经过。白鸟听到这件事后，打电话给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劝大岛不要交出这份抗议照会，同时却要求有田通过奥特去提出抗议，“因为我觉得要大岛君这样喝下滚烫的开水，未免太残忍了。”但是大岛在8月26日已经拜会了德国的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后者拒绝接受这份抗议照会，劝大岛暂时把它收回。9月初，里宾特洛甫就德日关系的前途问题同大岛作了一次长谈，声称德国准备为日本和苏联调停，并说，此举如获成功，将能导致德日苏三国之间全面和解，这对日本将十分有利，使日本能腾出手来进一步向南扩张。据里宾特洛甫说，大岛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观点。
但是，这位倒霉的日本使节未能说服其政府撤销抗议，9月18日，他再次将抗议照会递交给魏茨泽克，说明他是被迫奉命行事，并且说他一直等到波兰危机结束，这一步骤不再使德国政府那样为难时才这样做的。同时，他还把东京抗议的“语气缓和了一些”。魏茨泽克说，他只能以个人名义接下来作为参考之用，而不能以官方的身分接受，但是他愿意帮助大岛了结这件事。据魏茨泽克说，大岛暗示他并不要德国政府作正式答复，日本政府似乎也从未接到过答复。
在大岛和白鸟似乎都准备接受德国方面的解释和建议时，日本的舆论却不是那样。8月27日，日本军部发表了正式声明，宣称日本人民对于德国这个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签字国和“直至昨天还是日本的友邦”的国家，居然同俄国修好，感到失望。不管欧洲的局势怎样变化，日本反对共产国际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