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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有田通知格鲁，他已指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同美国国务院继续研究原有商约满期后的商务关系问题。第二天，有田宣布，新内阁将履行其前任对开放长江所作的保证。但是，两个国家的观点如此分歧，无法弥合，有田未再继续格鲁和野村先前一直在进行的会谈，他后来告诉格鲁，因为他觉得要在这时候谈判新的商约是白费劲。在华盛顿，美国通知日本大使，不能议定一个暂行办法。因此，在1月26日以后，美日两国之间的商务关系就不再遵守任何条约规定，而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2月1日，有田在日本国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开幕之际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中，宣布日本无意排除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权益不免要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他宣称，日本政府已竭力避免损及外国的利益，甚至不惜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不利地位。他声称，没有商约的局面是不稳定的，为相互的关系普遍地带来了困难，这是不合乎日美两国需要的，日本将再作进一步的努力，争取缔结一项新的商约。
在此期间，日本报刊对美国一直在进行谴责。连一向观点稳健的《中外商业》也在2月9日说，美国正在推行一种故意敌视日本的政策，而同一天的《朝日新闻》则极力主张全国要防备出现“最坏的情况”，声称日本一定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说美国的目的是要使日本无法建立东亚新秩序。
由于野村虽答应开放长江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暂行办法，也由于他胆小懦弱，在对方是否会作出相应让步尚无把握之际就单方面作出让步而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因此米内内阁的语气比较强硬。2月17日，有田在国会说，日本政府不受其前任发表过的声明的约束，3月4日，陆相畑大将在国会宣称，长江是否开放以及何时开放，决定权掌握在军方。反对重新开放长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在日本《改造》杂志二月号刊载的一篇异常坦率的文章中表露了出来。文章的作者指出，恢复他国商行在长江的自由竞争，将毁掉许多已经创办的日本企业。其中包括华中缫丝公司，由于上海的中国缫丝业已经被迫暂时停工，这家公司在当时几乎完全垄断了丝的原料。日本的棉纺和航运公司也将受到损失，而别国具有外汇价值的货币进入中国市场流通，将对日本的军用票产生有害的影响。
日本驻华军官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宁可打仗也不向美国让步，日本至多只能准许美国以日本控制的工商机构为媒介与中国通商，象在满洲国那样。而这种办法恰恰是美国——以及英国——一再提出抗议表示反对的，因为它否定了通商机会均等的原则。但是，日本政府不会也不能在这件事上让步，就连野村已经答应的在长江问题上作出非常有限的让步，也仍然不能兑现。
反之，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赫尔认为，日本竭力要使欧洲的交战国家撤走军队和军舰，以及日本扶持汪精卫政权，进一步证明了日本军方和政府都决心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40年4月和5月，当日本开始表明关心荷属东印度的前途时，华盛顿认为，这是它对那个地区也怀有侵略野心的证明。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赫尔的决心，只要日本仍准备谈判，就继续同它谈下去，但是不向它作实质性的让步，“使它猜不透”美国的意图。
4月26日，有田向格鲁提出建议，这预示会谈将在东京恢复，但在上述情况下，不能期望谈判会有什么结果。6月初，日本外相和美国大使开始商谈，范围涉及两国之间的一切争论。在会谈中，有田再度建议商定一个临时的商务暂行办法，并提出美国停止援助重庆政府以及同中国的新秩序合作等问题以供讨论。他还建议把整个太平洋划分为日本势力范围和美国势力范围，由两国采取一致行动予以维持。
这些建议等于要美国承认日本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权。赫尔不赞同这些建议，他一如既往仍然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发展，并想使日本放弃它的帝国主义打算。但要为此目的而对东京增加压力，则时机尚未成熟。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日本和德国合作。因此，会谈乃继续下去，目的在故意拖延时间，而不是希望真正达成协议。会谈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直至米内政府下台为止。实际上，野村在上年11月倡议的商谈，已足以表明日美两国观点的根本分歧，要解决这一分歧，不是一方改变立场向对方让步，便是诉诸战争。双方这时都还不希望发生后一种情况，因为双方都在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发展，等待着事态演变的结果。
在欧洲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中，日本的舆论在对待各交战国的态度上是有分歧的，但在支持日本政府推行的不卷入欧洲战争的政策上，却完全一致。亲轴心派仍然畅言无忌，渴望同德国缔结军事条约，由于当时对德苏协定群情愤慨，使他们不能取得多少进展。波兰迅速被德国击溃，英法按兵不动，都被德国的对日宣传以及崇拜德国的日本人大加利用，反之，盟国海军所确立的全面的制海权，未尝不对日本海军界产生了影响。甚至对德国征服波兰一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些日本人同情波兰，认为日本同波兰的关系一贯友好，特别因为日本一向把波兰看作西方防御苏联的堡垒。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目中，对苏联的畏惧和猜疑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再加上还有些惊恐，生怕在这场战事中，苏联在欧洲的几个对手也许都会打得筋疲力竭，而使苏联成为主要的得益者。此外，日本人还正在为可能发生其他的情况而担忧。一种情况是欧洲的战争可能陷入僵持的和局而很快结束。在“假战”期间，这种情况似乎很有可能出现。另一桩使日本人焦虑的事是，预期德国在欧洲得胜之后，将要进而觊觎远东，同日本的意图发生冲突。在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国似乎快要获得全胜的时候，这种忧虑对日本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述种种相互矛盾的期望和忧虑，所产生的总的影响是促使人们支持阿部和米内两届内阁所奉行的政策，即不卷入欧洲战争，力图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结束同中国的冲突，以免日本可能面临一个敌对的联盟。
至于英国，它因正在与德国交战，故而不愿日本也起来反对它。英国政府希望尽量避免采取任何行动来激怒日本的舆论，迫使日本投入德国的怀抱。因此，英国在运用其海上威力以切断德国与日本的贸易，以及在处理因中日冲突而发生的问题时，都持慎重态度，看来这是明智的。而日本呢，自跻身于大国以来，当一个中立国还是第一遭，因此对作为一个中立国应有的权利就很敏感。它很有理由抱怨德国不分对象地进行潜艇战和水雷战，使日本的航运也同其他中立国的航运一样遭受了损失。但是，由于英国在海上占上风，英国对付德国进口的措施，以及在1939年11月27日的报复令实施后，英国对付德国产品输出所采取的措施，最引起日本的关注，也最激起日本的恼怒。
英国政府在坚持其切断德国海外贸易的总的权利时，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来抚慰日本人的感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报复令实施以后，日本政府向德国购买的商品中，凡是日本迫切需要的，都获准通过英国海军封锁线海运到日本。英国一面又开始同日本政府商谈，目的在缔结一项协议，规定日本出口到德国的物品，以期在发货地点就对禁运品拒绝接纳，但是商谈没有得出具体的结果。这样一种办法同英国与其他中立国商定的办法类似，将是合乎需要的，因为日本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铁路继续同德国进行贸易，包括输出铜和禁运单上的其他原料。不过，也许由于日本害怕英国会把其海军控制范围扩大到日本沿海，这项贸易后来逐渐地减少了。
战争爆发时，有许多德国商船正停泊在美国港口，不敢再冒险出航。英国政府获悉，德国政府正在出钱要船员取道日本和苏联回国，这些船员正在订购日本船票。德国政府显然打算把这些海员编入德国海军，包括潜艇兵种，英国政府乃决定予以阻止。第一批大约五十名德国海员登上了日本班船“浅间”丸，一艘英国巡洋舰奉命前往拦截。原打算在离日本海岸很远的地方进行拦截，不料遇到暴风雨，直至日本船已经到达离日本海岸只有三十五海里的地方，这艘巡洋舰才完成任务。1940年1月21日，英国巡洋舰在这里截获并强行登上了这条日本船，从五十名德国旅客中，带走了十三个军官和八个技术兵，其余的人虽是受过训练的海员，却不具备上述那些人的资格，因而获准继续航行。
这件事使日本报刊勃然大怒，出言不逊。“浅间”丸虽在日本领海之外的公海上被截获，日本报刊却说这是在“靠近富士山”和“皇宫附近”发生的；是故意侮辱日本；日本政府必须强烈要求对方立即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在1月22日提出的最初抗议中，宣称英国的行为不符合国际惯例，指出按照惯例，一个交战国在公海上固然可以要求交出另一个交战国的国民，但仅限于实际上已编入军队的人员，而这些德国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它诬蔑英国的举动是“严重的、不友好的反对日本的行为”，并提出警告，这种行为如再发生，对日本全国的反英情绪，将更是火上加油。
英国政府在1月27日答复说，它绝不是存心要蔑视日本的荣誉或尊严，并对“离首都如此近的地方发生”的这一事件在日本引起的轩然大波表示遗憾。英国照会驳斥了日本认为英国的举动为非法的说法，声称带走那些准备回国入伍的德国人，完全有法律和先例可援，而且符合1939年德国捕获敌船条例的规定。毫无疑问，从“浅间”丸被带走的那些德国人，是要编入军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其中有些人将在德国潜水艇上服役，而这些潜艇的非法活动，正在使英国也使中立国的人员和航运遭受损失，英国政府坚持其举动有国际法和惯例为根据，并对盟国也对中立国的利益作出了贡献。
日本政府在2月1日的复照中，对英国的道歉表示非常高兴，但是坚持日本原来的论点，认为英国的举动是非法的。它引证了“特伦特”号的实例和其他的先例，力图说明，不经捕获敌船的程序而把交战国的国民从中立国的船上架走，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因此，日本政府要求交还从“浅间”丸带走的德国人。
不过，尽管日本民情激愤，两国政府却都不愿为此事决裂。因此，在克莱琪和有田会谈后，达成了一个折衷的协议。根据协议条款规定，英国政府一面仍坚持其行为的合法性，一面则同意把被俘的德国人释放九名，交给日本方面，这九个人经查明“比较不适合”服兵役。日本政府则保证，命令日本的航运公司不准那些已经入伍或有此嫌疑的交战国国民乘船。
这个妥协方案是英国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因为日本政府作出的保证，意味着流落在北美和南美的大批德国后备役军人和技术人员将无法回到德国，英国则不必为了进行拦截而在太平洋上布置巡洋舰，毋需冒同日本发生严重纠纷的风险，就达到了这个目的。罗伯特·克莱琪爵士说，该协议为“东京的日本政府十分忠实地遵守，但是驻在北美和南美的日本领事馆官员却不是那样”。有些德国人经过乔装打扮，或巧立名目混了过去，不过为数不多。
在达成这项协议时，米内政府表现了值得赞扬的坚定意志和克制态度，它没有顺从公众的喧嚣，要日本行使其交战国的全部权力，反对英国在中国水域的航运，以对英国进行报复。日本政府不得不面临着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对这项协议的强烈批评以及德国的不满。日本政府同意达成这项协议，表明了海军大将米内决心不要卷入战争，也表明了英国称雄海上的实力这时对日本海军界产生的影响。
阿部大将在1939年8月31日和9月4日所作的政策声明，表明日本欲利用欧洲战争来促进它在中国的目标，表明日本继续保持中立——或是象它津津乐道的所谓不卷入——用作进行交易的筹码，以使欧洲的民主国家抛弃中国的合法政府。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日本政府立刻对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增加压力。9月5日，日本外务省向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这些交战国驻东京的代表递交照会，宣称欧洲各交战国的军舰和军队驻在中国，可能造成“不幸的事件”，“这种局面也许会迫使日本放弃其不卷入的政策”。因此，日本劝各交战国自动撤走军队。如果上述国家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