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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以前，法国从未认真考虑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无论是婴儿或壮年人的高死亡率问题抨击得也不够。
在移民入境方面，也没有一贯的政策，法国1939年的人口略多于1911年法国和阿尔萨斯…洛林人口的总和，这是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流入法国。单是1921至1930年的十年期间就有一百八十一万一千名外国人定居法国。按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外国人有二百七十一万五千人，而在1911年只有一百一十六万人。外国人的人数在1938年降为二百一十九万八千人，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取得了法国国籍。可以看到，大量外国人的流入也不过是弥补了1914至1918年期间的损失。
在繁荣时期，移民流入是得到鼓励的，但普遍的看法是，移居是移民的特权。在1934年萧条时期，为了所谓关心更多的法国人就业，确实曾经作出努力，要把那些在法国定居多年并已经在法国成家的矿工赶回本国去。因此而激起了抗议，首先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终于开始唤起公众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旨在同化移民或防止移民形成严密的群众组织——例如靠近其本国边界的意大利人——的政策，这又激起排外情绪。此种情绪不无其合理因素，因为只要法国对这种倾向提不出对策，法国南部的大片土地确有沦为其邻国的殖民地的危险，意大利的领事对意大利的移民便行使了相当于法国当局所行使的控制权；意大利出生的妇女被劝使回到她们的本国去分娩，以免法国认为这些孩子是法国人，然而这些孩子的上学费用却要在法国的税收项下拨付。一旦发生战争，法国的农民要上前线而意人利或西班牙的农业工人却会留在农场上，此种想法又为法国和平主义提供了另一个主题。
由于没有认识到法国对外来移民的需要，必然也就不会认识到这些外来移民可以为法国作出的贡献。法国和它的海外领地都具有进行经济扩展的条件，要是有外来移民劳动力的帮助，法国会取得比它在两次大战之间取得的成就大得多的经济扩展。
法国当时已经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成为接受欧洲其余国家未使用劳动力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缺乏那种热烈的劲头，法国本来应该步美国的后尘而高速扩展的，而法国之所以缺乏热烈的劲头正是由于它的年龄结构。
法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农业产量没有下降，却有一百三十万农业劳动者，包括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转入其他职业。在法国历史上，按照法国统计学家分类的城镇人口（有两千以上居民的市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不一定是农业）人口。1936年，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四，后者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六。可是制造工业远非主要的受益者。商业和运输，自由职业，公共事业的发展都超过工业发展的幅度。但在工业部门中，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确实是在排挤纺织和衣着工业的条件下取得扩展的。从1913年到1929年，钢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从四百八十七万吨增加到九百七十万吨，达到繁荣时期的最高产量。与此同时，法国同它的海外领地之间的贸易，在法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11…1913年的百分之十点一六增加到1934…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则从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九。
可是，乡村的稳定，极受珍视的城乡之间的平衡，却限制了新的动力的发展。除了印度支那以外．殖民地的工业都没有什么发展。法国本应为它的海外领地的发展感到万分满意与自豪，但由于缺乏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海外领地的发展却经常引起反对的意见。连法属西非的香蕉生产也引起担心，害怕它会影响法国国内水果的销路。在丰产的年份，对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酒和谷物的进口要设置障碍，而从理论上说阿尔及利亚应是法国的一部分。殖民地的产品很少有免税的。甚至印度支那的工业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由于对北非工业的发展设置了实际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940年对是否要把政府和尽可能多的军队转移至北非需要作出决定时，提出的一条重要的争辩论据是：在马格里布不仅不可能补充到一枪一弹，甚至连一家能够生产衬衣，靴鞋和钮扣的工厂也没有。
如果当时法国的人口不断增长，它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堆了。如果它的经济迅速扩展，它就更有理由发展它的海外领地的经济。其实法国引以自豪的国内人口的平衡不仅阻碍它产生权力，而且使它失去追求权力的欲望。由于法国在1914…1918年几年里为共同事业作出了莫大的努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因而它更珍惜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而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有其逻辑的结果，那就是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这种重商主义使法国殖民者最优秀的才能也无法发挥。重商主义是一种计划形式，然而在法国却不为计划提供必要的情报，因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法国的统计资料最不完备，这一事实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至关重要的。
法国本身仍然是一个小城镇占优势的国家，小城镇的活力在衰退，它的投票权却没有减少。小商店和手工业者得到国家的虚伪保护，而过去一直支持地方活力和创业性的地方大银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早期就被巴黎一些银行并吞掉了，那次危机在1930年就开始被人感到了。马克·布洛赫在回顾法国1940年夏末失败的原因时写道：“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这里被征服的正是我们如此眷恋的小城镇，它的浪费时间，它的短视的政冶争吵，它对一切已知事物的偏好和它对一切新奇事物的猜疑。”
正是这一部分法国人阻止法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用它强大的金融力量，效法美国和比利时的榜样，自动实行货币贬值，从而几乎可以无痛苦地终止危机，并避免发生在1936…1937年的那种尖锐的社会冲突，而那时却正是需要它积蓄力量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时刻。保罗·雷诺把1936年的选举说成是法郎含金量被规定为六十五点五毫克的结果，这种说法并不荒唐。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一度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肮脏的唯物主义”，同时发表的议论又好象他认为法郎的黄金平价和每一个法国青年的道德完整是一致的，他迟至1944年还写出并在1947年发表下列的论点：
（货币贬值）这一味药对于象英国这样的国家也许是最好的，英国的繁荣基本上是以交易及其附带的（金融，保险，航运）的利益为基础的，对法国这样的国家却是毒药，法国是一个天然的自给自足的国家，只有消费者收入的稳定才能保证生产者的正常报酬。
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上，此种坚持稳定不变的经济政策，就象一味强调安全而不改弦更张的外交政策一模一样，两者都是自取失败的政策。此种经济政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保守阶级的精神士气方面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国的保守派曾掌握政府的全部权力：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4年，以国民联盟的形式执政；第二次是1926年至1932年，在左翼力量于1925年至1926年的金融危机中分裂后执政；其后，在左翼力量发生同样的分裂后，又在1934年至1936年以及1938年至1940年执政。英国的鲍德温时期在英国大部地区尚能维持令人满足的，至少是差强人意和社会宁静的繁荣，法国唯一能与鲍德温时期相比的年代是从1926年至1929年。其后几个的标志是，法国的保守力量未能找到解决它的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办法，这样就必然引起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这种失败的后果是在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一再实行没有成效的货币贬值之后才完全暴露的，可是人民阵线的错误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前任政府的错误。为了抚慰1929年被粉碎了的希望。抚慰中产阶级保守派被损害了的自信心，一切责任都被推到领导社会党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莱翁·勃鲁姆身上，许多法国人对他的痛恨简直达到了极点。然而，这并不能恢复已失去的自信心，却大大地加剧了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阵线的困难。
经济和金融是在一位来自法国中产阶级的杰出首领保罗·雷诺的领导下得到恢复的，他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3月任财政部长，但对业已铸成的精神祸害未能予以消除。保罗·雷诺多年来是一位法国政治的预言家，他不断地指出他的同僚们在财政、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上的各种错误。在1936年的选举中，他几乎被击败，他以强调别人所犯的错误洋洋自得，却并未使他赢得人们的爱戴。作为旷野里的呼声，他在智力上的地位是同温斯顿·丘吉尔相似的，只是他关心的事情更多一些，但他没有象丘吉尔的那种长期担任部长的资历，没有作为一位领袖的相同条件，也没有相同的实际行动的经验。凡是被他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又没有那份从他们那里取得谅解的才能。因此，他的胜利丝毫不能恢复他为其利益服务的那些人的士气，也不能消除他们的憎恨。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阴影笼罩下，经济和金融的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在普恩加赉领导下曾一度恢复的那种健康的民族活力的意识，一度恢复的这种意识在九年困难期间又消失了，当时也曾尝试过四、五种不同而又都是未能奏效的政策。
在左翼方面，失望情绪在1939年3月也占主导地位。在1924年、1932年和1936年，激进党和社会党三次联合起来在选举中获胜，第三次还把共产党包括在内。可是这一联合在面临经济和财政问题时三次分裂（1926年、1934年和1938年）。历次联合都纯粹是以政治的和主要系否定性的目标为基础。因此联合的一再失败也就不难预料了。分歧来自两党首先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但两党对此都无突出表现。顽固的教条主义激情已成为它们的阻力，它们对自己的学说都是忠诚不渝的。1938年的失望更使人难受，因为1936年所抱的希望比往日更大。星期五的黄昏，一对青年夫妇骑上双座自行车并在拖斗里带着孩子上城外去度假，这已成为一个和平世界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新希望的象征。这一希望与同时期“向西班牙送大炮”的最响亮的口号，其含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到1939年3月，长长的周末已经消失，共和的西班牙也不复存在，已不能向它送大炮了。在二十年期间，左翼所实现的希望跟右翼一样少。
作为法国政界的右翼和左翼均告失败的结果（它们失败最惨时正值英国人民生活多年来欣欣向荣之际，只有长期失业的领域除外），双方的极端派便纷纷活动，不仅在国家体制之外另找希望，并且还效法其他国家的先例而与之相勾结。
在极右方面，法兰西行动同盟已经从君主专制主义转入法西斯主义，从依靠自身力量的民族主义转入在外国庇护下的排外主义。由于它依靠的是日益衰退的传统，这是一种不可能有重大发展的运动。它的领袖夏尔·莫拉斯致力于恶毒攻击，甚至不惜煽动凶杀，莱翁·勃鲁姆在1935年几乎因之丧生。
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的追随者人数要远远超过法兰西行动同盟，一部分原因是它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些可以避免个人主义的手段，那种个人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情况下业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通过组织其中有些人至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如果火十字团能有一批有政治远见和能力的领袖，它也许会形成对共和国的严重威胁，但是，也许是由于它在结构上有缺陷，或是由于组成火十字团的各社会集团对现代问题缺乏了解，又或是由于在它的领导人中多少有些顾忌，又没有胜任的能力，所以火十字团终于对任何人都没有形成威胁。在1934年2月6日的动乱中，火十字团只是工具而不是领导，这场动乱大概是由法兰西行动同盟策划的，而且肯定是由它组织的；杜梅尔格总统则竟成了这场动乱的政治偶象。
尽管这样，火十字团在法国历史上还是有重大影响的。虽然德拉罗克上校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比老约克公爵的军事策略更有实效，但是他的组织所起的恐吓作用，导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1924年2月6日动乱后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同年8月，两党订立了联合行动协定；次年，火十字团的行动又促使左翼激进社会党在由于动乱而下台的总理达拉第的率领下，全党加入人民阵线，最后，虽然火十字团的许多成员以后在战争中证明他们是勇敢的爱国者，但是追随这个主要是反议会制（尽管也起缓和作用）的运动的数十万人后来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