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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
法国的崩溃使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突出了。6月19日，日本政府要求暂时封锁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界，禁止过往交通，要求法国当局同意日本派去检查员，以保证永远禁止任何可能助长重庆作战能力的过境运输。法国政府于6月20日答复说：它在6月17日就已封闭了边界，不让供应的汽油和卡车通过；将把禁运的范围扩大到包括许多其他物资；不反对日本派检查员。29日，由西原将军率领的一个日本代表团到达河内，着手在海防、河江、老街、高平、谅山、贝亚尔堡建立检查站。但是，日本人的欲望远远不止这些。6月19日，日本外务省欧洲司司长告诉奥特说，已指示日本驻柏林大使来栖强调指出法属印度支那的前途对日本有特殊利害关系。他向奥特解释，这意味着日本想要德国让它在印度支那放手行动，并且可能还想要德国为此而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在柏林，来栖6月19日谈到日本的一位前任外相佐藤尚武将去访问，又对欧洲新秩序和亚洲新秩序在战后的经济合作大肆吹嘘了一番。6月24日，奥特报告，日本陆军省中央课课长武藤彰将军告诉德国驻东京的武官说，日本军队欢迎德国进行调停，以结束中国战事，同时为了这个缘故，日本对印度支那也非常感兴趣。日本拓务相小矶将军还就印度支那问题向奥特本人进行了试探。武藤和小矶还向对方详细论述了缔结俄日互不侵犯协定的可能性。他们的想法显然是，日本若同苏联达成协议，同时又占领了印度支那，那么蒋介石在发现自己陷于孤立之后，可能会同意缔结日本所希望的那种和约，特别是如果让他在印度支那分得一杯羹以进行收买的话。但是，柏林对日本的这些建议很冷淡。奥特在6月19日的电报中，表示对米内和有田不信任。他认为这两个人想同英美搞妥协。他建议德国不要立刻发表声明把印度支那交给日本，这样也许能导致米内内阁垮台，而由一个“亲我们”的内阁取而代之。6月24日，奥特答复小矶说，德国大概不会反对日本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动，只要日本保证在太平洋牵制美国，也许还应当允诺，万一美国干涉欧洲战事，日本就向菲律宾和夏威夷进攻。
德国外交部对于奥特的建议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特别是因为它对日本默许英法封锁德国的做法怀恨在心。经济司司长维尔说，日本直到不久以前才让少量的原料如锡和钨经过其领土运至德国。他还说，日本在1940年1月不通知德国就同满洲国缔结了一项独家经售满洲大豆的协定；而且，它不顾德国的抗议，迄今只向德国输送了七万吨大豆。他认为，德国为了停止供应中国战争物资而得不到宝贵的中国原料，日本却恩将仇报。德国外交部的另一个官员克诺尔在6月20日的备忘录中说，最好告诉佐藤，在从东亚获得原料供应方面，德国希望日本有比较恳切的态度。
7月8日，佐藤同里宾特洛甫会晤（在座的还有来栖和里宾特洛甫的私人代理施塔默尔）。佐藤声称，由于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转移了英、法、美三国政府的注意力，使德国的任务执行得更加顺利。他说，日本正努力在亚洲建立新秩序，象德国在欧洲所做的那样，他说，今后两国应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美国干涉欧洲或远东事务的时候。日本正在设法结束中国战事，以腾出手来为上述目标奋斗。然后佐藤提到，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前途使日本忧虑不安。里宾特洛甫在答话中没有许诺什么。他提到1939年三国公约谈判的失败。他说，谈判之所以失败，“正如日本一些政治家最近在讲话中再次表明的那样”，是由于日本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因此这时根本不明白，日本说要加强德日合作是什么意思。
有田急切地向佐藤了解，德国究竟是对法国和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有野心呢，还是要利用这些地方作为诱饵使日本参战？佐藤回答说，他猜想这两种念头德国都没有；德国这时似乎并不怎么在乎日本参战。但是里宾特洛甫却告诉来栖，传说德国对日本态度冷淡，纯是无稽之谈，他对日本所提的两国之间应就合作问题更明确地交换意见的建议，反应也很良好。
佐藤未能使德国在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问题上作出更明确的保证，里宾特洛甫暗示，希望日本提出更具体的办法，结果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德日协定的大纲，并同陆海军的代表进行了讨论。草案提出德国应承认南洋地区，包括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在内，是日本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并应支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德国还应帮助日本处理中国事件，给予日本与欧非集团通商的优惠待遇。作为报答，日本应承认德国在欧洲和非洲的霸权，日本虽不参战，但应采用各种手段协助德国迫使英国投降，并给予德国与大东亚通商的优惠待遇。两国应共同合作维护同苏联的和平，但如其中一国受到苏联的威胁，两国应共同协商采取措施；如果其中一国同苏联开战，另一国不得给予苏联援助。德国和日本还应共同合作来防止美国干涉它们各自在欧洲和亚洲推行的政策。同意大利也要商谈一个大致相同的协定。
7月12日和16日在东京讨论这些建议时，参加会议的外务省和军方的人员都对德国未来的政策表现出优虑不安。他们怀疑德国谋划使东印度纳粹化，或在和平解决时并吞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对德苏关系的前景也有疑问，并表示出有些担心，日本若不经过德国的同意就向南进军，可能会遭到俄国的敌对行动，这种行动或许还是德国怂恿的。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按照所建议的方针同德国和意大利接触。但是，米内内阁的倒台，使这些计划未能立刻开展。
1939年下半年，诺门坎停战以后，日苏关系稍有改善。10月27日，两国达成协议，互相释放因偷捕鱼罪而被扣押的渔船。11月6日，斯麦塔宁以苏联驻日大使的身分赴任，标志着两国紧张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在莫斯科，日本大使东乡同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会谈的结果，达成一项协议，组织一个俄日联合委员会，来解决外蒙古与满洲国之间以及满洲国与苏联之间的边界问题。该委员会于12月7日在赤塔举行第一次会议，此后又经过七次会议，于12月25日在程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然后委员会迁往哈尔滨，着手进行划定边界的实际工作。
东乡开始了为缔结长期捕鱼协定和通商条约而进行谈判，在这两方面也都取得了进展。缔结商约的初步商谈结果，于11月19日在原则上达成协议，随后再由东乡及驻瑞典公使松岛和外务省商业局的一位前任局长与莫洛托夫和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在莫斯科继续举行会谈。12月31日，苏日达成了一项暂时解决办法，规定在缔结长期条约之前，把原有的捕鱼协定延长一年，还规定购买中东铁路的最后一次分期付款必须交齐。但是，这些很有希望的进展，在1940年春天却受到了阻碍。苏日边界委员会于1月5日至30日在哈尔滨举行了八次会议以后，在诺门坎地区的问题上完全陷入了僵局，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接受对方出示的地图，1月31日，宣告该委员会认为无法达成协议，准备解散。2月10日，有田告诉日本议会，同莫斯科的谈判已经中断，但是他又说，谈判将要恢复。他说，对于成功地重新调整俄日关系固然没有乐观的余地，但是过分悲观也是毫无理由的。3月中，贸易会谈中断，4月7日，宣布松岛将返回瑞典。与此同时，缔结新捕鱼协定的谈判据传也陷于停顿。莫洛托夫于1940年3月29日在最高苏维埃发表外交演说时，虽然提到已在1939年底“经过周折”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声称苏联对它同日本的关系不能表示非常满意。他谴责日本议会要苏联把萨哈林岛北部和滨海省卖给日本的建议，并说，恰恰相反，日本人应考虑把萨哈林岛南部卖给苏联。在重揭疮疤的背后，存在着两国之间总的政治关系的问题。自从缔结德苏互不侵犯协定以来，德国政府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一直极力主张日本人跟它走。这样日本人就可以牺牲英国为代价，方便地向南进军，并使德、日、满三国取道苏联的贸易顺利地发展。里宾特洛甫强烈要求大岛缔结苏日协定，大岛心悦诚服地改变初衷而相信了他的意见。里宾特洛甫又趁寺内伯爵将军1939年9月到波兰前线的机会，极力怂恿他赞成此事。9月20日在索波特设宴欢迎寺内时，里宾特洛甫说，他在8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曾同斯大林谈到俄日关系，斯大林说：“日本人要是想打仗，那么就打吧；他们要是想和解，那么也就和解吧。”在东京，奥特接到指示，要他促成俄日协定，1940年2月，他又得到施塔默尔的支援。大岛和白鸟回东京后，成了俄日协定的热烈鼓吹者，并得到了一些拥护者。但是，日本人对德国与俄国达成协议的忿恨不满，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对苏联的猜疑，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
在莫斯科，东乡也是苏日协定的鼓吹者，尽管他的动机并不是偏爱轴心国，至少他本人的表现以及他使馆中的部属的表现都证明是这样。据当时担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三等秘书的太田三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东乡“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派日本大使馆的另一名秘书斋藤到东京，极力要求允许他开始苏日协定的谈判，最后有田指示他着手进行。但是无论太田还是东乡在作证时都说不出接到这些指示的确切日期，东乡只是说，指示“终于”下达了，很可能直到1940年春末或夏初他才接到指示。施塔默尔和奥特在给里宾特洛甫的报告中，说明了日本舆论的影响，尤其在宫廷派和内阁中间，对苏联是有敌意的。有田于1940年1月31日在日本国会的演说中，声称日本将继续执行同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所有签字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政策。他还说，苏联“应停止干涉在萨哈林岛北部办工业的特许权，应修改其支持中国抗日政权的政策，应进行合作以实现东亚的普遍和平”。3月22日，他再次提到反共产国际公约继续有效。俄国对重庆的援助以及苏联报刊对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敌视态度，是两国不能言归于好的主要障碍，特别是由于英法卷入欧洲战争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俄芬战争以及英法有可能——在3月初几乎成为事实——为了芬兰而出面干涉，使日本政府有了新的指望。倘若西方盟国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么它们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援，也许会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日本对苏联的态度之所以强硬起来，以及日本参谋本部之所以制定对苏作战计划并在3月间得到天皇批准，也许都同这样的期望有关。
但是，如上所述，俄国与芬兰缔结和约以及德国在西欧发起进攻，使局势发生了变化。苏联既摆脱了与芬兰的纠纷，避免了与盟国开战的危险，与日本相比，其地位相应地增强了。另一方面，法国的瓦解和预期德国将获全胜的前景，也未尝不使莫斯科担忧害怕，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怎么想冒险卷入远东的纠纷。而日本却仍然在中国不能自拨，使日本继续陷于这种境地，对苏联是有利的。另外，日本想要俄国人给予保证，假若日本开始向南进行冒险活动，苏联不会向它进攻。因此，总的说来，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较弱的地位，所以在诺门坎问题上不得不让步。1940年3月，东乡恢复了对有争议的满洲国…外蒙古边界问题的谈判，经过长时期的商谈，于6月9日由东乡和莫洛托夫达成一项协定，按照苏联提出的要求划定了诺门坎地区的边界。7月18日，商定设立一个联合边界委员会。据那个替东乡和莫洛托夫当译员的野口喜雄说，东乡在7月初建议缔结一项政治协定。建议的内容是两国确认以（1925年）的基本条约继续指导双方之间的关系；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一个或几个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应在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应为五年。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在原则上同意了，到8月中旬，他宣称，如果日本人放弃他们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特许权，苏联准备同意接受这项协定。东乡建议日本政府接受这个条件，以缔结中立协定。但是这时米内内阁已经垮台，接替的是以近卫公爵为首的内阁，由松冈担任外相。8月29日，东乡被召回国，并奉命在继任者未到任之前，暂停谈判。
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注定了米内内阁的命运。这个政府既未能与英美达成协议，以促进它所渴望的“对中国事件的处理”，这时又受到指责，说它下错了赌注。日本希望同德国达成协议，商定英国一旦被打败后——看来不过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