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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主要的食品，包括面包和土豆，都归入了配给计划，因此必须采用一种有差别的配给制度，才能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要。重工业工人——包括矿工在内——和士兵都获得增加了的配给量，这主要是采取补助面包、土豆、肉类和脂肪的形式，而全脂牛奶（含脂量减少为百分之二点五）则保留给儿童、喂奶的母亲和从事有害健康的职业的工人。然而，区别不仅是按照需要，同时也根据种族和民族。配给证被用作把外国工人束缚在工作地点的一种手段，而给予某几类外国工人何种配给品，则要取决于他们所做的工作。总的说来，外国工人和战俘全得不到具有高度营养价值的食品，只领得质量低劣的食品，而他们由于工种或健康情况按理应得的补助配给，也往往被扣住不发或只发极少的数量。发给俄国战俘和所谓“东方工人”的配给证，同发给非俄国战俘和来自西欧及东南欧的平民工人的配给证相比，供应的淀粉质食物数量多而保健性食物数量少。战俘和外籍平民工人在从事重劳动时理应享有的补充配给，比从事同类劳动的德国工人所得的份额要少。
最受歧视的是犹太人。1942年9月以后，犹太人不准获得任何肉类、肉制品、蛋品、糕饼、白面包、全脂牛奶、脱脂牛奶或任何不经特别许可而分配的食物。发给犹太人的面包证只准购买黑麦面包。犹太儿童和青少年只获得一般消费者的面包配给量，他们没有人造蜂蜜，没有可可粉，没有额外配给的果酱，他们也没有资格获得全脂牛奶。凡是德国人有权享受的所有其他补充配给，同等身分的犹太人则一概没有。
总的说来，德国的配给制度达到了它的目的，即：以这样一种方法来分配不太充足的粮食供应，使不同类别的消费者的真正的特殊需要全得到满足——只有对某些人是例外，因为对他们歧视乃是有意采取的一项政策。
战争爆发时，德国的农业情况很健全，所以1939年秋天要使农业适应战时需要，并不费什么事。主要的调整出现在油脂和蔬菜的生产上，大半以牺牲饲料作物为代价而获得了增产。植物油的产量从1939年的四万吨增加到1944年的二十四万吨。与此同时，在牛奶的利用方面也厉行节约。由于全脂牛奶的消费限于儿童、母亲和从事有害健康的工种的工人，因而出产的牛奶大部分可以用来制造黄油。尽管这样做并没有改变牛奶中含有的脂肪总量，却增加了可以得到的脂肪的供应，从而在战争时期一直维持了令人相当满意的脂肪配给。
油料作物、土豆、蔬菜这些适于种植的农作物的增产，影响了德国牲畜的总数，尤其因为海外供应的浓缩油被封锁切断了，而国内供应的麸皮也由于出粉率高而有所减少，在战争的五年中出粉率由百分之七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以上。奶牛主要靠家庭的饲料喂养，因此牛奶的供应保持在高水平上，但是猪的总数不得不减少。到战争结束时，总数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百分之六十。猪肉和猪油的产量下降得比猪的总数甚至还要多，因为缺少谷物和土豆作饲料，屠宰下来，猪肉重量和猪油含量都减少了。
象在其他交战国里那样，农民对农作物的亩数、收益和产量都没有保持精确的记录。把估计偏低的因素考虑在内，在崩溃前的最后两年中，德国的总产量比战前的数字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十五。可是，在农作物的利用方面却做到了相当节约，因此国内生产的、供人消费的粮食总额，只比战前的水平下降了百分之十。要不是农业工人和农业必需品的供应都保持在高水平，那么下降率将会更大。应征入伍的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大部分全由外国工人所替代，后者虽然不如本国工人那样有效，却也帮助维持了国内的生产。牵引力、农业设备、氮肥、钾肥也都供应充沛，至少在进攻俄国以前是如此。磷肥的缺少在1943…1944年以前并没有感觉到，直至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这才变得严重起来。
尽管粮食供应没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猛烈下降，需要量却在不断增加。战争爆发时，德国必须养活将近八千万人。在战争过程中，有一千二百多万人被动员入伍。这些人虽然对工业或农业生产没有贡献，却必须配给他们从二千七百五十至三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口粮。应征入伍的人中，有七百万人由外国工人和战俘所代替。他们虽然多半只靠劣质的和单调的饮食来糊口，可是如果要他们到工厂和农场去干重活，那就不得不给他们足够定量的淀粉质食物。因此，在战争期间，平民和军队所需要的粮食总数比战前的水平至少高出了百分之二十。国内供应量和总需要量之间的差额全靠在占领区大肆征粮来弥补。
要十分精确他说出德国军队和政府从欧洲占领区一共弄走了多少粮食，那大概永远是不可能的。官方的贸易统计表所说明的情况完全靠不住，不过四年计划办公室和粮食与农业部的档案倒似乎相当正确。根据这些资料，看来在战争和占领的五年期间，大约从欧洲大陆和俄国弄走了二千五百万吨（折合面粉计算）。其中一部分是根据正常的贸易协定进口，并以农业机械、肥料和其他工业品的出口来支付的，但是——尤其是在俄国和波兰——有大量粮食是由军队无偿地征用和消费，或者装运到德国去的。在入侵俄国的头两年中，外国供应的粮食要占德国粮食总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样，在战争期间德国就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消费水平。
在大部分战争时期，农产品的主要供应来源是被占领的苏联领土。这些地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德国人在他们的军队发动进攻以前，就已经充分讨论过从那里弄到粮食的可能性了。东方经济事务司农业组于1941年5月23日就德国在可能落入它控制下的俄国地方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建议，并对情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德国的粮食情况迫切要求武装部队的一切粮食供应，不得依靠大德意志领土或大德意志领土赖以获得进口的合并区或友好地区来提供。最低的目标，即在第三年中——如果必要，也在往后的年份中——使武装部队的粮食取给于敌国的领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达到。这意味着武装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必须完全由法国交给占领军的粮食来供应。其余的三分之二（鉴于武装部队目前的规模，所占比例甚至还要稍大一些）必须毫无例外地由东方地区来供应粮食。……除了装运的干草、麦秸、油脂、鲜蛋等等之外，还有大约一百万吨做面包用的谷物、一百二十万吨饲料谷物、二百四十万吨肉类生产所需要的谷物，换句话说，总共四百五十万吨到五百万吨的谷物，将不得不由东方占领区供应军队的需要。
粮食与农业部长巴克博士承认，占领区供应的粮食对德国人的饮食作出了贡献。在1944年5月13日的演讲中，他说：
占领的头两年中在东方取得的成就，弥补了我们由于德国收成较差而遭受的损失，从而给了我们必要的行动自由。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不受我们支配的这一事实，迫使我们放弃了增加某些粮食配给的计划。
德国农业协会的机关报《N·S·乡邮报》在1943年12月底说：“我们为军队和德国弄到了两个月的谷物配给、一个多月的肉类配给和几乎整整一个月的脂肪配给。要说我们目前在东方放弃的那些地区对我们不重要，那是错误的。”
在撤出占领区以前，德国军队和民政占领当局经常转移走了大量粮食。有一个战地记者在1943年12月21日从东线报道说：“撤退之际，光是南线一个战区内，每天就有八十列撤退列车驶出。有十九万八千头牛、二十万头羊和十二万八千匹马被运走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是狭义的军事行动。”
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的消费者都受到庇护，没有象占领区人民那样受苦，但是他们也决不是完全没有受到粮食供应量波动的影响。起初，配给量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在1940年和1941年作了少量的削减后，1942年春天面包的配给量猛减了一次。在他们占领了东方盛产粮食的地区以后，粮食配给量有所增加。1944年和1945年，当这些地方被放弃以后，配给量削减了好几次，减去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1944年以前，粮食供应减少了不到百分之十，但是在德国崩溃前的最后一年中，数量却陡然减少了。
尽管配给量有所改变，配给制度却可以说是成功地把不太充裕的粮食供应分配得相当令人满意。除了少数例外，配给量都十足照发，因此在德国发生的违反配给条例的罪行比在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都少。至于总的供应数量，各个不同的作者的估计多少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把不列入配给计划的食品的消费量也包括在内，那么全体平民摄取的卡路里的平均数，就从1939…1940年的每天二千七百卡路里，下降到1944…1945年的二千四百五十卡路里。在1945年的头几个月中，它又下降到二千一百卡路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量第一次下降到二千卡路里和二千卡路里以下，而一般消费者——即社会上每三个人中的一个人——的配给量则下降到大大低于这个水平，到了最后，在德国投降以前，下降到一千六百卡路里。
在战争的头五年里，德国人的饮食一直是单调的和不太可口的。它充斥着体积大、长气力的食物，而缺乏高质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不过并不严重缺少任何重要的营养。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德国人饮食中的动物蛋白质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脂肪下降到三分之二。对一般消费者的供应量始终就不十分充足，但是对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饮食通常至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低营养。
德国人民的健康并没有由于缺少食品而受到损害。工厂中生病和缺勤的比例并不过高。在出现这种情形时，主要是由于工作过度和在猛烈的空袭下生活条件普遍恶化，而不是由于营养不良。在1943…1944年的冬天，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德国，而到战争结束时，还出现了某些轻微的皮肤病。在其他方面，德国人民的健康和营养情况，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保持得非常好。甚至在德军最后崩溃而带来的苦难时期，多亏了地方紧急配给，人民还是得到了最低限度的食品供应，从而避免发生骚动。
战争爆发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农业情况都很健全。二十年代后期的经济萧条，导致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普遍对农业进行援助，所以战争爆发前的那十年，是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时期。增产大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强化，而不是由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肥料应用得比以前更广泛，农业机械也使用得比以前更频繁，作物轮种的方法改进了，畜产品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结果，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食品的将近百分之九十（按卡路里计算），仅在饲料方面缺少百分之十，而在脂肪和食油方面则缺少百分之四十五。同德国一样，欧洲大陆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土豆、食糖和牛奶方面几乎可以自给，但是有百分之十五的肉类要依靠海外供应。由于预料将会出现紧急情况，大多数国家都增加了储存，管制粮食的法律也准备就绪，而且基本工作人员都已内定。在1939年9月，据认为只需要作一些较小的变动，但是结果在欧洲大陆的不止一个国家内，这些准备工作都证明是很不够的。
战争爆发以前，德国以外的各国对于管制食品的生产、征集、定价和分配只做了有限的准备工作，而且大多数国家只是在被德国占领以后，方才实行了或完成了管理粮食的制度。德国政策的总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把管理权授予原来的行政机构和现成的农场主及商人协会。可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组织后来都解散了或改组了，到最后往往连细枝末节都照抄德国的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便于控制食品的征集和分配，但是各处都作了尝试，想把德国典范的思想方式也强加于人。
在欧洲大陆各处，全采用了生产和交售的定额，规定了播种率和饲养率，控制了价格和补助金额。控制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工具，是农场记录和营业执照，但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如同德国的情形一样，这些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