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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的四万五千名犹太人犯下最为恶劣的罪行了。在这些犹太人中被放逐的有一万名，活着回来的只有六百零五人。
希特勒为了发泄他对意大利人背叛轴心国的愤怒，坚决主张应该审讯齐亚诺和最高会议的其他叛徒。设在维罗纳的特别法庭宣判了十八人死刑和一人无期徒刑。在六名拘押的被告中，齐亚诺、德·波诺元帅，以及三名地位较低的法西斯党徒，马里内利、戈塔迪和帕雷斯契都在1944年1月11日被枪决了。墨索里尼无力保护他的女婿，因为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德国人的俘虏，德国人把他安顿在加尔达湖畔的加尔那诺，派了一队党卫队卫兵保护他。他在这里完全过着退隐的生活，以致公众简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又访问过希特勒两次，一次是1944年4月间在克莱斯海姆，另一次是7月20日在腊斯登堡，刚好在炸弹爆炸事件之后。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秘密武器也许会挽救德国的命运，或者不管怎样，到战争结束时将会组成一个对付苏联的新联盟，而且盟国将会发现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人。
墨索里尼不象希特勒那样，始终不想使全世界和他同归于尽。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几个月中，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同非法西斯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和解。当盟军进攻“哥特防线”的时间日益逼近时，他在两条出路之间犹豫不决，既想率领部下作加里博迪式的撤退，退到接近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山方形堡的瓦尔特利纳，又想和盟国做成一笔反共的交易，或者甚至想同非共产主义的抵抗团体做成一笔反共的交易。在此期间，德国人在求和方面已经比他先走了一着。党卫队的卡尔·沃尔夫将军从2月起就一直在瑞士和盟国联系。但4月中旬盟军的突破，促成了第三帝国的全面崩溃，终于结束了德军总司令的踌躇不决（冯·菲廷霍夫将军于3月23日接替了凯塞林）。指挥或节制全体部队的德军西南方面总司令于4月29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也把新法西斯军队包括在内。战争在5月2日结束了。
墨索里尼在米兰度过了解放前的最后几天。4月25日，通过米兰大主教舒斯泰尔红衣主教的斡旋，他会见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可是当他获悉德国人正在和盟国以及游击队进行谈判时，他突然中止了会谈。当天夜里，他由情妇克拉丽姐·佩妲绮陪伴着，朝科摩湖方向逃去。游击队几天以后捉住了他们两人，4月29日把他们枪毙后，把尸体和若干法西斯领导人的尸体一起运回了米兰，倒悬在洛雷托广场上。
第四章 意大利的抵抗运动
我们有各种理由可以假定，意大利人在1940年6月是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参与墨索里尼的军事冒险的。在法西斯领导人中，有两三个人，象法里纳契和阿尔菲耶里，是真正亲德的。其余的人则因为从背后暗算法国而感到有点局促不安，而一些技术专家却知道意大利无法取胜，除非这场战争在一星期左右就结束。墨索里尼一旦宣战，就失去了他在慕尼黑外表上挽救和平所获得的声誉。实际上，自从德奥合并以后，他对希特勒的卑躬屈节，包括他企图迫害犹太人的尝试，不仅在反法西斯圈子里受到谴责，而且在很多法西斯分子（包括齐亚诺在情绪不佳时）中也受到了谴责。
这时，尽管墨索里尼发出好战的叫嚣，可是，他本人和他的运动都已日益臃肿和乏力了。意大利国内仅有的一点热烈的情绪都在希望他们垮台，而不是希望为他们的胜利作战。接着是在巴尔干国家、北非和俄国的战役。意大利士兵一般不得不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作战。有时候他们打得相当好，可是除了黑衫党的部队，他们都没有任何真正的热情。其中有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呆在乌克兰、希腊或者南斯拉夫的权利。在克罗地亚——特别是在达尔马提亚——和门的内哥罗，1942年的意大利第二军团听任南斯拉夫游击队在山区内活动，而不同他们对抗。相反地，意大利人以武器供给米哈伊洛维奇的切尼克人，以便让他们代替意大利人去同铁托的游击队作战，这不久就几乎成了正常的事情。
在国内，定量配给和空袭都不是愉快的事情，而且这两者还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无能和腐败。从1942年初开始，也就是早在1942…1943年那个决定性的冬季以前，在一般公众对战争消极地感到遗憾的同时，一些活跃的反对团体已在开始组织起来。通常总有这两类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士。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一直在都灵和米兰存在下来。意大利的一再失败和俄国人的抵抗使它们得以发展成长，从前的社会党的关系又被接上了，特别是在米兰和热那亚。共产主义抵抗中心如同它在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葛兰西的时代一样，仍然是在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里。有重大意义的是，都灵法西斯工会的书记在1942年9月间召开了一次工厂职员的会议，用了下面这样的语言：“如果一个人是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话，他就没有权利软弱或感情用事，他就没有权利不把国家的敌人当成敌人看待。”
非工人阶级的反对派是强烈地亲英的，并受到英国广播公司有效的扶植。在若干大主教教士中，不少人怀有和平主义的情绪，但是对真正的反政府活动最具有热情的，也许是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这种热情虽然模糊，却“左倾”得厉害，并且往往被人误称为“共产党”也心甘情愿。这种热情由于1941…1942年冬季苏联对德国日益成功的抵抗而得到了鼓舞，也由于意大利社会上的落后和不公正的情况而受到了鞭策。最典型的表现也许可以在佛罗伦萨看到，在那里卡洛·罗塞利的思想又复活了，人们传播他原来那句口号“正义与自由”。但是，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有类似的团体，特别是在都灵，因为法西斯政权下的另一个受害者戈贝蒂在那里留下了同样的遗教。1942年中，这类团体中有许多都建立了联系，合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它重新使用了马志尼的“行动党”的名称，并于1943年1月出版了地下报纸《自由意大利》的第一期。这时，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秘密报刊，开始发挥一些影响，而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则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
从1940年6月到墨索里尼垮台这一段时期，反法西斯史中应该记载的最重大的事件是，1943年春天发生了许多罢工运动。共产党于2月20日发出指示，3月5日都灵市菲亚特公司的米拉菲奥里大工厂便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工人要求当局遵守以前作出的对于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工人给予赔偿的保证。地方当局显然不敢显得很严厉。一星期后，米拉菲奥里厂的工人在某些理事的鼓励下开始罢工，并散发传单要求面包、和平与自由。3月13日，当局对所有“遵守纪律”的工人一律发给三百里拉。此后都灵的罢工运动暂趋平息，于是一些为首的人就遭到逮捕和绞死。3月19日，罢工开始从米兰的卡普罗尼工厂蔓延到布雷达和皮雷利各厂，当局又作了一些让步。4月间墨索里尼和巴斯蒂亚尼尼去萨尔斯堡时，巴斯蒂亚尼尼对里宾特洛甫说到都灵和米兰的工潮，作为意大利不能继续作战的理由之一。这是轴心国的欧洲第一次出现一场矛头直指它的统治者的强大的工人示威运动。
从1943年5月7日突尼斯陷落到7月25日墨索里尼垮台，意大利人心理状态的历史是同意大利的政治历史分不开的。下述事例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征：6月2日国王在罗马接见了当时被公认为反对派领袖的前社会党人博诺米，而不久以后，帕多瓦大学的拉丁文教授共产党人马凯西又访问了斐拉拉的驻军司令卡多纳将军。接下来就是意大利宣布停战之前的不寻常的四十五天，凡是可以促使一个已是士气沮丧的国家益发沮丧的种种事情都在这四十五天中发生了。意大利人以为墨索里尼被免职，是为了便于与盟国讲和，但是他们却遭到从未经历过的盟军最猛烈的空袭，同时德国军队不断地涌进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显然将成为一个主要战场了。他们以为墨索里尼是为一个民主政权让路的，却发现民主主义者都被国王和巴多里奥撇在一旁，报纸还是同以前一样受到严密的检查。最后，停战协定已经签订这一事实于9月8日下午8时宣布了（但协定的条件并未宣布）。第二天早晨，王室便向南逃往已被盟军占领的地区内的布林的西，王室自从1940年以来也日益不得人心，只不过不象墨索里尼那样一落千丈而已。
起初，混乱的情况十分可怕，在罗马尤其如此。各种各样反法西斯人士全部希望，德国人在罗马会遭到抵抗，一些政治团体的确向负责将领卡博尼提供了相当多的志愿兵。卡博尼本人后来说他是极想合作的，可是人们一般都指责他妨碍了合作。有些意大利兵士，特别是卡多纳将军指挥的阿里埃特师，同9月9日向首都进攻的德军发生了激战。次日，该师的残余战士和几个平民团体在圣保罗门和卡斯蒂诺金字塔附近拦住了入侵者，可是军队的领导人和军官们大多是失败主义者。他们通过老迈的卡维利亚元帅商定了条件比较有利的投降，但是后来德国人却对这些条件置之不理。有九个月，罗马成了意大利德国占领区的一部分。这时几乎肯定代表大多数公民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同在别处一样，成为一个地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那年秋季，透过德国占领区的警戒线泄漏出来的唯一真正的好消息，乃是《四日刊》（9月27…30日）所发表的消息，说那不勒斯人在盟军迫近时奋起抗敌，把德国人赶了出去。这一次，如同后来类似的各次一样，意大利人总是声称是他们的起义把希特勒的军队赶走的，而盟军则反驳说，完全是由于盟军的进攻才使德军削弱到溃败的地步。
战后，人们才发现，意大利对希特勒的抵抗就某些方面说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运动中最为出色的。德国人因为先前盟友的背弃而十分愤怒，盟国则对他们先前的敌人又有所怀疑，两方都指责意大利人慌乱和懦弱。事实上，意大利人这时正处在最佳的时期，他们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独创精神是搞地下政治抵抗运动和游击战的极好的武器。在1943年9月中旬的失望以后，一股向往正义与自由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并带来一种使人想起加里博迪时代的、高昂的精神。这种高昂的精神激发出惊人的勇气，这在许多饱经盖世太保各种折磨的受害者当中尤其是如此。历史上的复兴运动几乎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可是那个有时被称为第二次复兴运动的抵抗运动，却是以北方的产业工人为基础的，它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农民，特别是威尼西亚农民的支持。人们还注意到，妇女第一次变得热心于政治。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全国真是团结一致了。
要叙述一个各地如此不同的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区域性传统对抵抗运动大有帮助，德国人和他们的新法西斯盟友都被这种遍地皆是的起义活动弄得狼狈不堪。每一处的情况似乎全是无关紧要的，但结果各处都成了九头蛇的头。早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在皮埃蒙特搞起来的，该地曾驻有意大利第四军。该军有许多成员参加了新的志愿军，因而游击队能够夺取到大量贮存的武器。早在1943年9月12日，有十几个人聚集在库内奥，建立起库内奥游击队的第一个阿尔卑斯师。他们的领袖是加利姆贝尔蒂，一个年轻的律师和行动党党员。7月26日他在都灵和库内奥对群众讲话时，表示了强烈的决心，说全体人民必须同希特勒作战，以荡涤自己身上的法西斯污点。游击队集结在瑞士的边缘地带。莱科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居民拒绝交出武器，他们是十二个小伙子结成的一个团体，在奥塔湖上参加了菲利波·贝尔特拉米的队伍，后来变得远近驰名。共产党领导人莫斯卡泰利不久成了塞西亚地区的统治者，他在那里的权力地位直到战争结束几乎都没有中断过。游击队集结在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中某些阵地上，逃出来的英国军官特别在这里（不过也在其他地方）成了很好的指挥官。威尼西亚的局势一直很紧张：这里是对德国交通十分重要的交叉路口，但也是铁托和意大利游击队之间的通道（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士兵，有些人在意大利停战后参加了铁托的部队，他们之间当时的确有一种真正的兄弟情谊）。总之，威尼西亚在传统上是激烈反德的。
米兰成了上意大利的政治大本营，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通常总在那里开会。象在罗马以及后来在成立有民族解放委员会基层组织的所有较小的地方那样，意大利北部民族解放委员会至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