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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对亚的事态比印度支那那样遥远的殖民地的事态对法国舆论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就法国政府的政策以及战略意义来说，最最重要的法国海外领土无疑还是法属北非。那里，虽然魏刚的权力由于合作分子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的对抗和诺盖的竞争而受到限制，但是，他从1940年10月以后似乎还是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王国。德国人对他这个王国极为疑忌，而达尔朗则颇为嫉妒。魏刚在可能的那种狭小的范围内致力于加强他所指挥的法国军队。他鼓励建立秘密的石油和武器库，阻止将钴和铜之类战略物资输往德国。他这种缺乏合作的态度使他同停战委员会经常发生冲突，但是，他并不打算冒险同德国公开决裂。对于贾德鲁的接触，他作了不承担义务的答复；他表明了他个人对戴高乐的敌意，并且对英国人的殷勤不予理睬，虽然美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容易使他动心的。
维希在政策上支持魏刚，成功地使北非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卷入战争。从军事观点上揣测这种政策的利弊，或者揣测另一种政策可能获得的成果，就象上文所谈的那样，都必然反映出事后聪明的想法，而不是反映当时发生作用的种种考虑和动机。不应忘记的是，贝当和魏刚最初的目的是要使法国逃脱这场风暴。他们接下来所操心的是，如何从这次沉船之难中救出可能救出的一切，而又不冒重新被吸引到险些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的波涛中去的风险。德国人可能把法属摩洛哥送给西班牙以换取它的协助来入侵北非，这一危险沉重地压在维希政府的心头。维希在北非可以使用的手段太有限了，使他们不可能考虑对这样一次军事行动进行任何长期的抵抗。不加抵抗，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还作些让步使德国人深信用和平办法比使用武力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后来，到了也许有可能采取行动的时候，无所作为却已成为习惯了。
德国和意大利当然急于想从法国殖民地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要使轴心国不为它们在利比亚的军队从法属北非榨取一些粮食和其他补给品是不可能的。英国人也同样不可能有效地切断北非与法国本上之间的贸易。据估计，从北非输入的商品中，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全落进了德国人的手里。
随着意大利人在北非战事的逐渐失利，轴心国更加急于想从法国领土上获得补给品和运输的便利了。达尔朗看到在它们的这种愿望中有利可图，可以借此同德国人达成一项更为积极的谅解。1941年5月11…12日，他和伯努瓦…梅香一同在贝希特斯加登受到希特勒接见，他宣称他本人准备立即站在德国一边，尤其因为他已坚信德国人将获得最后胜利。这次会见之后，他便在巴黎同德国人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谈，结果产生了著名的“五月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的条款，达尔朗象上文指出的那样同意把叙利亚贮存的军需物资让给伊拉克，准许德国和意大利飞机在叙利亚着陆和加油，并答应德国人可以经由叙利亚的公路和铁路向伊拉克运送物资。关于北非，双方商定，德国人可以利用比塞大港和比塞大…加贝斯铁路为部队运送给养，法国将从法属北非向德国人提供运输及其他补给品，法国政府还将宣布原则上准备允许德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使用达喀尔港。作为对这些重要让步的酬劳，法国人可以在叙利亚和北非与西非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整军备，使他们可以更为有效地保卫他们的殖民地，防止英国人可能发动的进攻。这完全是一项单方面的交易，只有假定达尔朗是觉得必须让德国人知道他能够为他们带来好处，从而增强他个人的地位，这样才解释得通。他还必须设法让法国人知道，他的合作政策将会改善他们的命运，因此他要求释放更多的战俘，削减占领费用，并取消法国东北部的特殊体制。作为报酬，德国人同意把占领费用削减到每天三亿法郎（这一让步并不要德国人花费分文，因为他们已经在法兰西银行中积聚起许多存款单），稍许放宽一点法国两区之间的来往限制，并给予法国重新装备几只鱼雷艇的权利，总的说来，同达尔朗提供的十分重大的利益相比，这些报酬实在少得可怜。
他在5月23日的一次广播中为他同希特勒的谈判辩解，一开头便保证说，德国人并没有要他交出法国的舰队。“谁都知道，”他说（这一点至少是真的），“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也不存在把殖民地送给德国或是对英国宣战的问题，但是，法国必须为它的错误，为过去的懒惰与合法化的混乱，为不负责任的宣战，为从前盟国的过失，为一个“在我们已经无力作战时还要继续作战，后来又只想到逃跑的”政府的过失付出代价。这些话以前已经说过那么多次，以致这时可能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达尔朗在结束时说，法国的前途取决于同希特勒进行的谈判。“法国不得不在生死存亡之间作出选择。元帅和政府选择了生存。”实际上，不问是什么选择，当时都还不曾作出：达尔朗的话说得稍微早了一点。
美国政府听到达尔朗同德国人谈判的消息大吃一惊，连忙象在1940年10月的危机中那样对维希施加了影响。1941年5月15日，警卫人员奉派登上停泊在美国港口的法国船只。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重新提起法国政府所作的关于他们决不会同意同德国进行任何超出停战协定条件范围的合作的保证。总统宣称：“美国人民几乎不能相信，法国现政府竟会参与一项含蓄的或公开的自愿联盟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然将把法国及其殖民帝国，包括法属非洲各殖民地和它们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内，拱手让人，从而对西半球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在维希，李海也在警告贝当，指出他对德国人作出的让步所含的危险。亲德派发表了激烈的评论便证明了他的警告所产生的影响。7月间，《画刊》谴责美国大使是“一种新型的外国独裁者”；12月30日，《新时代》把作为1941年特征的观望主义说成是“战争煽动者李海”的“可悲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
维希政府的其他成员看到达尔朗显然是心甘情愿地要使法国投到德国一边去，几乎也同样感到吃惊。他们把魏刚和布瓦松从非洲召回维希。在6月3日举行的部长会议上，魏刚强有力地施展出他的影响来“粉碎”五月议定书，并且得到布瓦松的支持。在这种压力下，贝当被说服拒绝批准这些议定书，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把德国人想要得到的让步同法国两区之间的界线问题联系起来。德国人当时正准备进攻俄国，并没有打算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更大的压力，因此，五月议定书便成为一纸空文。
使这场谈判未获成功的法国观望主义，也在德国人方面莫名其妙地反映出来，他们也不愿意对维希作出任何重大的让步。甚至在他们需要什么法国的东西，又不准备用武力夺取时，他们也不愿意用钱来购买。也许困难是部分在于他们尚不能决定要用什么政策来同维希打交道最为得当，因为我们发现里宾特洛甫在1941年8月指示阿贝茨，在谈判时应采取缓慢的拖延政策。但是，在有一点上，他们却是绝对的、一贯不变的。他们继续逼迫维希把魏刚从北非撤换掉，阿贝茨早在1940年12月就提出过这项要求。在德国人看来，魏刚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而达尔朗则认为魏刚是他的竞争对手，是他推行政策时的绊脚石。维希的阻力被克服了，魏刚于1941年11月被免职，虽然接替他掌管兵权的朱安将军继续推行他的政策。尽管五月议定书没有搞成功，德国人还是能够从法属北非为他们的部队取得食物供应、卡车和军火，不必为这种种便利而对法国作出任何让步。
总的说来，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达尔朗的殖民地政策到处都证明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它给维希带来的只是损失；它损害了他个人的威信；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甚至对德国人也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在1941…1942年秋冬两季，入侵俄国占去了德国政府的大部分精力，但是到了德国高级领导有时间就法国问题作出新决定时，已不大会对达尔朗有利了。
1941年上半年，法国政局的总的均衡状态出人意外地变动很少。巴黎和维希的政客和报刊，同联盟和军团这两个组织一起，都在遥相厮打，但是，因为双方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区域里，所以不能短兵相接。达尔朗从维希通过他的殖民地政策企图得到德国人的垂青，戴阿和巴黎的合作分子通过他们亲纳粹的热烈宣传力图胜过达尔朗，德国人自己则把赖伐尔搁在冷藏库里备用。贝当和他在维希的亲信小集团置身于这场在四周肆虐的狂风的寂静的中心，他们甚至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季节，还一心想建立民族革命计划所拟定的那种新社会秩序。至于法国人民对战争的态度，齐亚诺说的一句很有特征的话也许并不太错。他说，维希和巴黎的唯一差别是，在巴黎的人说：“希望英国人打赢”，而在维希，他们却说：“希望那些英国猪打赢。”李海于1941年3月向罗斯福汇报说，法国非占领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占领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都希望英国获胜。这种情绪在当时自然并不能有效地影响事态的进程。改变法国的形势，使之重新动荡不定，并对维希、巴黎的合作分子和占领当局提出许多新问题的，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俄国。
6月30日，维希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召回法国大使加斯东·贝热里，不过却小心地使自己的动机同德国人的动机有所区别，说所以要断交的理由是，因为所谓苏联外交人员和领事在法国进行活动。总之，维希的报刊和舆论继续坚守观望主义的政策。弗罗萨尔的《口号报》（1941年6月20月）承认形势中有难以估计的因素，并宣称：“我们正处在一场严酷、猛烈的斗争的开端。”《加罗纳报》（1941年6月24日）认为，法国必须置身于这场戏剧之外，一定要采取沉默的态度。德拉罗克也说，法国“应居于局外”。甚至莫拉斯也宣称，法国必须把为祖国的这场战斗或是交给革命的十字军，或是交给反革命的十字军。这种态度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共产主义有任何同情，而且人们在表达这种态度时往往总要连带把布尔什维主义猛烈谴责一番。维希的总倾向是认为，应该同情对俄国作战的德国人，而贝当所要干的却远远超过这种倾向。在1941年8月12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把纳粹说成是“在东方捍卫文明”。
巴黎的合作分子自然最卖力地要求法国应毫无保留地站在德国一边。有一群人开始组织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军团（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他们代表了戴阿的全国人民联盟、多里奥的法兰西人民党、波拿巴主义分子康斯坦丁的法兰西同盟、比卡尔的法兰西主义，还包括革命社会运动的德隆克尔、《上枷示众》的皮埃雷、丰特努瓦、让·古瓦、萨比阿尼，以及其他一些人。颇有意思的是，在法国所有报纸发表以前，7月6日的德文《巴黎日报》上首先刊登了这个新军团的消息。戴阿和多里奥自动要求参加反布尔什维克军团。在巴黎和其他地方成立了招募站，并且对据说是蜂拥而来的大批志愿参加者大吹大擂。可靠的数字很难查出，但是，招募工作似乎比原先希望的要慢得多。然而，到8月底，总算有一群人准备出发到东方去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了。在出发前举行的检阅上，一个叫科莱特的志愿兵开枪打伤了赖伐尔和戴阿，这个人就是为此而参加军团的。这件事使人对军团是否可靠不免有所怀疑，可能就是为此而推迟了军团的出发时间。法国掀起了一阵同情科莱特的浪潮，赖伐尔和戴阿也请求赦免他，于是将对他判处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9月4日，军团的第一个分遣队在拉博纳上校的率领下，由凡尔赛悄悄地出发了。
合作分子圈子以外的公众舆论仍然是不太热心。在维希的许多支持者看来，在叙利亚进行的斗争似乎同法国的利害关系较为密切。莫拉斯写道，法国人为法国在叙利亚战死总比（他暗示说）为德国在俄国战死要好些。人们对于东方战事的进程自然是满怀兴趣地、有时还不免流露出一些希望地注视着。在德国报道大捷的公报的鼓舞下，人们最初的料想是德国人会迅速而彻底地取得胜利。随着战事继续下去，各种各样的舆论都出现了。甚至《法兰西行动报》的军事评论员也表示相信俄国有能力继续抵抗下去。俄国的广阔幅员和俄军兵力的雄厚给法国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法国人忘不了拿破仑在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