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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能补偿他把内政部让给布舍的损失。在追随他的海军人员以外，他是一个不得人心的人：贝当在1941年8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公开提到达尔朗是一个“舆论对他并不是经常赞同，也不是经常公平”的部长。他的殖民地政策只是带来一场灾难；他想在5月份同德国人达成一项协议的计划也证明是一场失败。李海于1941年11月报告说，达尔朗本人也开始怀疑德国人最终能否取胜，并且打算静观俄国战事的发展后再进一步承担义务。虽然达尔朗心中很可能存在着这些疑虑，但是这些疑虑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努力以保持德国人对他的好感，例如，向德国人提供英国舰队活动情况的情报。12月10日在同齐亚诺于都灵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大大显示了一番他的激烈的反英情绪。
德国人企图不花本钱而有所收获，维希则只愿意按一定代价出卖自己的援助，他们之间所耍弄的这套惯用的策略在12月1日贝当和戈林于圣佛洛朗坦会晤时仍在继续耍弄。戈林提出法国人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保卫他们的殖民地以防英国人占领。贝当回敬说，法国需要更多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会谈结束时，戈林拒不接受贝当的一份备忘录，而贝当则有失体统地把那份备忘录硬塞进了这个纳粹分子的口袋里。《新时代》能够有几分合乎事实地抱怨说，法德关系在它所谓的“1940年12月13日的犯罪行为”以前，比在1941年底要好些。
维希的最大的幻想就是认为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其实它越来越受着环境的摆布，对德国人的压力它至多也只能进行一场阻滞的战斗。在法国维持秩序并且通过法国人来统治这个国家，这对德国人当然关系重大，但是，归根结蒂，问题还在于维希政府是否肯把德国人触犯到由赖伐尔来取而代之的地步。正如阿贝茨坚持的那样，赖伐尔的存在是维希对德国俯首听命——他说的是忠诚——的真正保证。当德国人发现贝当手中的唯一王牌——辞职，拒绝再当政府的名义首脑——是一张他并不打算打出来的牌时，他们就已经打赢这一局牌了。在这以后他们所要解决的仅有的问题就是防止有任何别人在维希变得势力强大，可以代替贝当来打这场牌，并且决定让谁来当贝当下面法国政府实际的首脑，成为他们最有用的工具。半心半意的合作、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反抗和动荡不安，以及镇压的一无成效，凡此种种，都不免令人感到，达尔朗和沃尔姆集团都不是德国政策的最合理想的工具。看来还要再拖三个月，可是，到了1941年底，导致赖伐尔于1942年4月卷土重来的那场谈判的舞台已经布置停当了。
1941年间在法国一直可以感觉得到的观望主义精神有所增长，这个情况反映在1942年1月1日贝当的讲话中。这篇讲话似乎是想用法德合作去抵制戴高乐派的政策，所以敢于把法国称为一个欧洲大国，并且暗示当时的局势应使德国想到，需要修改一下停战协定了。巴黎的报刊和电台都攻击这篇讲话，德国大使阿贝茨的政策是想从维希取得更多愿意合作的物证，这时他显然担心柏林方面对他这项政策的失败会有所反应，于是拿出一份据说是达尔朗的提议来反击贝当的讲话。这项提议被认为是在贝当及其政府的主要成员的同意下提出的，说法国将站在德国一边参加对英美作战。提议的内容本来是要保持秘密的，等到宣战的形式可以获得舆论支持的时候再公开出来。伯努瓦…梅香和达尔朗的朋友海军上将多特尔战后都明确地否认有过任何类似的提议，并且就算达尔朗采取了这一步骤，也不可能相信贝当和其他的部长会同意这样一项建议，因为这是同他们政策的整个趋向背道而驰的，他们的政策可以说是不惜任何代价要使法国不卷入战争。
事实上，这时候德国人在他们同法国的关系中，目标是比较有限的。鉴于轴心国军队在北非遇到的困难，他们已在1941年12月把朱安将军召到柏林去，由戈林向他提出一项要求，要法国提供物资支援他们。他未置可否，等他回到北非后，便下令采取措施以防德国人万一发动进攻。另一方面。达尔朗却在原则上接受了德国人的要求，只在一些细节上稍作变动。他在1942年1月2日写给埃斯特瓦的一封信中所表示的态度是，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法属北非沦为战场，因此用供应品支援轴心国部队，使他们能够阻止英国人，不让他们打到突尼斯边界，这是符合法国的利益的。
尽管达尔朗采用了这种策略，维希政府总的说来却并不打算对德国人的事业承担义务。它在1942年初采取的一项积极行动是，终于开始在里翁审讯战争罪犯了。其中有四个人——达拉第、勃鲁姆、甘末林和居伊·拉尚布尔（他是为了答辩对他的控告而从美国归来的）——从1940年9月以后便受到行政拘留。1941年4月又把1936年以后担任国防和军政部秘书长的雅科梅列进了这份名单。雷诺和芒代尔已经由一个特别法庭定了罪，所以不在这次新的审判之列，不过，其余的人都于1942年2月19日在里翁出庭受审。审讯进行得并不完全象预期的那样。一些被告，尤其是莱翁·勃鲁姆，充分利用了法庭给予的机会为他们自身进行辩护。他们提出证据证明，法国当时的毫无准备应由参谋总部负责。为了避免提到贝当本人一直对法国防御计划具有占优势的影响的那个时期，法庭曾规定了时间限制，但是，他们拒不接受这一点。不久就很明白，这次审讯对于贝当和参谋总部的名誉所带来的损害远比对于第三共和国这些被控有罪的部长的名誉所带来的损害要大。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次审讯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并没有把战争罪责加在这些法国部长头上，反而变成了一场追究法国战败原因的公开辩论。这样搞了大约两个月后，维希和德国人对它都深感厌恶。1942年4月11日，审讯草草地暂告结束。被告们带着增高了的名声返回监狱，维希则小心谨慎地再也不对他们进行审讯了。
尽管阿贝茨极力掩饰当时局势，德国当局对他们的法国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却很有理由感到不满。3月底，戈林会见了赖伐尔，开始商谈改组维希政府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里，达尔朗的地位显眼地日趋削弱。许多部长，尤其是所谓“共荣社”的成员，都敌视他。据费尔南·德·布里农的看法，“沃尔姆的班子”愈来愈接近“赖伐尔集团”了。这似乎误解了他们的立场。法国的大工业家们直到1941年底一直把钱押在德国的胜利上，而现在，当美国参战以后，他们开始改变了看法，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经济力量比法国任何其他集团都更为了解。但是，虽然不是为了投靠赖伐尔，他们却肯定同达尔朗疏远了。贝当的医师梅内特勒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达尔朗，而贝当本人也对这个海军上将的声望有点猜忌。这样，法国和德国两方面都为达尔朗的罢官准备好了基础，同时赖伐尔同德国人所进行的谈判又为他本人官复原职打开了大门。1942年4月18日，达尔朗被降到总司令的职位上，赖伐尔代替他当了政府首脑。与此同时，根据第十一号制宪法令，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分开，对内对外政策一概由政府首脑实际负责。赖伐尔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回来的，这些条件排除了重演1940年12月事件的一切可能性。在新政府中，《费加罗报》原先的主笔吕西安·罗米埃，尽管身体不好，却成为贝当最信任的同僚，并且在他的支持下一直任职到1943年11月德国人最后坚持要他辞职时为止。赖伐尔的内阁包括许多直到维希政权不再存在时还留在他身旁的人，其中有卡塔拉（负责财政）、阿贝尔·博纳尔（教育）、格拉塞博士（卫生）和保罗·马里翁（情报）。在其他人中，勒鲁瓦…拉迪里（农业和粮食）、巴诺（法德经济关系）和约瑟夫·巴泰勒米（司法）离去得较早。伯努瓦…梅香由于同多里奥和巴黎的狂人们勾结，于1942年9月被免职，他的同僚，国务秘书普拉通海军上将，也于1943年3月被免职。
赖伐尔在野的十五个月丝毫不曾改变他对局势的判断。
我的政策＇他对李海说＇是基于同德国和解，我认为，没有这种和解，就不可能有欧洲的和平、法国的和平，或是世界的和平。我确信德国人将会获胜。但是，即使德国战败，我的对德政策也还是如此，因为这是为决定性和平打算的唯一可行的政策。
他具有往往同阴谋策划的能力分不开的某些固定的想法，超出这些想法的东西，由于智力的限制和无能，他就看不到了。早在停战协定以前，赖伐尔便下了决心，认为法国的命运是同德国的命运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法德两国的合作，即使是按照纳粹提出的条件，对于挽救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也是必要的。他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还以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自豪，因此断定万一国际事务发展到必须通过战事来一决胜负时，他那个赖伐尔决不会站在失败的一边。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为了使德国人相信他们少不了他，他的打算是，使他们明白没有别的人能比他更为有用。他竭尽全力，尽可能慷慨、尽可能公开地出卖祖国的利益，目的在于表明他是全心投靠，他除了同德国人全面合作之外，是别无其他退路的。在1940年12月，就维希说来，他走得未免太远了，但是，既然他又官复原职了，他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相信自己的机敏，他便重新捡起他在1940年底中断的政策。在1942年6月22日的一篇广播讲话中，他甚至说出了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我祝愿德国胜利。”在战后审讯贝当时，他解释说，他讲这句话是因为需要在德国人中创造一种相信法国的气氛。也许，说得更正确点，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需要在德国人中创造一种相信他本人的气氛，不过人们也不应该忘记这句话的后半句——“因为，如果没有德国，共产主义将在欧洲所有的地方安顿下来了。”他认为世界的前途不是由纳粹…法西斯主义决定，就是由共产主义来决定，而在这两者中他宁愿挑选前者。
赖伐尔重新当权，重新同德国进行为密切的合作，自然使法国同美国的关系冷淡下去。1942年1月，美国政府同魏刚作了最后一次接触，他的回答是，除非得到贝当的指示，否则拒绝采取任何行动。美国政府于是放弃了对他的希望。李海报告说，如果德国人向北非方面挺进的话，不能期望维希会在任何把德国人逐出北非的努力中进行合作。早在2月间，美国在收到情报，说法国船只在为轴心国军队从马赛运送物资往北非时，美国便警告维希，这种做法将使美国改变政策，但是，这种威胁并不见效。3月间，美国停止向北非运送粮食供应。4月17日，李海海军上将奉召回国，只留下一名临时代办来代表美国。
在1942年内，法兰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脱离了维希的控制。法属北非站在盟国一边重新参战。印度支那实际上由日本控制着，由德古海军上将继续维持的法国权力，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在余下的属地中，有的仍旧坚持忠于贝当，有的接受了北非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依附戴高乐，再加上美国人和英国人从旁插上一手，所以它们之间进行着一场错综复杂的冲突。
自由法国想使法兰西帝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重新参战，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的敌视态度要负一部分责任。上文已经提到过，纽芬兰海岸外的两个小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在1941年底曾在自由法国运动和美国之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冲突，但是，美国对戴高乐极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戴高乐如果不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就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冒险家而已。国务院在法国的情报人员向国务院保证说，戴高乐在法国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支持，盟国如果承担义务去支持他，将会失去最终使法国重新对德作战的希望。来自北非的情报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能把贝当当局争取过来，他们就能提供远比戴高乐所能收集的为大的军事支援。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认为，他的政策就是负责使维希不站在德国一边参加故争，尽管事实上，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的危险同希望维希重新参加对德作战一样都是被夸大了的。然而，以这类假设为基础的美国政策力求避免不必要地激怒维希，并且一般地使法国的海外领土保持中立，而戴高乐则在力图使这些殖民地在他自己的领导下重新参战。
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也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