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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同美国一样，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待法国殖民地的态度。英国的政策主要是关心这些法国殖民地成为实际的或潜在的陆、海、空军基地的问题，而并不过分担心如果攻击这些殖民地时维希或戴高乐会有什么反应。另一方面，法国这两派都以极端怀疑的目光看待英国的海外政策。奥方海军上将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把当时法国的总态度表达得很明白。他说，英国人并不十分明了战事将成什么样子。鉴于有可能互相妥协，他们便想抓住一些抵押品，或是万一法国彻底垮掉时，收集法兰西帝国以前的掠夺物。同时，维希的支持者则不知道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一直在进行的斗争，把戴高乐看成是英国的帮凶，在穷凶极恶地图谋消灭法兰西帝国。我们正是根据这些总的情况，才能对1942年间法国海外帝国的事态发展勾画出一个轮廓来。
往后我们将谈到1942年5月英国对马达加斯加发动的进攻。那次进攻结果使英国在那一年的深秋占领了全岛，并于1942年12月把它移交给自由法国管理，该岛附近的留尼汪岛也早已由自由法国和平地占领了。
1942年5月，美国政府和贝当的坚定支持者罗贝尔海军上将之间的谈判使法国在马提尼克的舰艇解除了武装。一年以后，美国宣布废除该协议，马提尼克于1943年6月投入了自由法国方面。在法属圭亚那，自由法国和阿尔及尔委员会之间的对抗导致双方争取获得对这个殖民地的控制。1943年3月，两派都派了总督去接管它的行政，但是，该地所需要的粮食全靠美国供应，在美国的压力下，它接受了阿尔及尔任命的总督。
争夺法国海外属地领导权的那场决定性的斗争发生在北非。它是盟军1942年11月8日登陆的继续。在魏刚的统治下，北非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亲维希情绪，并对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人抱敌对态度。1941年11月接替魏刚掌管兵权的朱安将军继续执行魏刚的政策，即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设法建立北非的防御，但完全是为了在维希政策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北非的陆海军军官全部表现出他们一贯对贝当的忠诚，军团有着充足的给养，影响很大，而穆斯林居民也热烈欢迎维希废除《克雷米厄法令》。因为根据这项法令，阿尔及尔的犹太人取得了法国公民权，而穆斯林群众则没有取得这项权利。在诺盖和埃斯特瓦分别管辖下的摩洛哥和突尼斯，几乎没有反对运动，而在阿尔及尔则只有一小批潜在的抵抗者。甚至君主主义分子——自称有权继承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本人就住在拉巴特——也是一股比自由法国的同情者强大的政治势力。
1942年间，美国人在同英国人协商下制订进攻北非的计划时，当地的背景就是这样。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情况，以及登陆前后美国人与法国当局进行谈判的情况都记载在《概览》的另一卷里。这里，我们只打算讨论一下北非的法国当局用来解决他们的良心问题以及重新参战的那些复杂的政治花招。
鉴于北非的法国行政当局具有强烈的亲维希性质，美国人于是同亨利·吉罗将军进行接触，希望他能成为一个领袖，以他的名声团结起力量来对抗维希，因为他从德国监狱中冒险脱逃的故事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公众瞩目的人物。不幸在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便出现了一种带根本性的误会。美国政府正计划在北非登陆，而吉罗则想进攻和解放法国。吉罗提出的条件之一是，只要盟国部队中包括有法国军队，他本人就必须担任总司令，他认为他所提出的同美国人进行合作的各项条件已经为罗斯福接受了，但是，当地的美国军事当局对此却一无所知。等到吉罗逃离法国，于11月7日在直布罗陀会见艾森豪威尔时，这一误会引起了争执，结果直到盟军登陆业已开始以后双方才达成协议，吉罗直到11月9日才到达非洲。
与此同时，美国人和以马斯特将军为首的一个抵抗小团体制订了法国人在北非起义的计划，但是，虽然这个团体在11月7日顺利地控制了阿尔及尔几个小时，贝当分子却在盟军8日登陆以前恢复了他们的地位。当时，达尔朗因为儿子患了重病，碰巧来到阿尔及尔，鉴于他是当地法国的最高级军官，他的权力比朱安大，而美国人一直是同朱安进行接触的，朱安对法国军队重新参战的想法至少是同情的，这一切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达尔朗对盟军舰队的庞大有了深刻的印象，在11月8日授权朱安仅就阿尔及尔市区同盟军缔结一项停战协定，但是，诺盖却在摩洛哥抵抗盟军的进攻，并逮捕了该地的少数反对者。当吉罗到达现场时，他的名声并没有发挥出原先预期的影响。显然，北非的法国当局和部队仍然忠于贝当，只有奉到他的命令，或是奉到作为他代表的达尔朗的命令，才会停止抵抗。
达尔朗本人显然在等待贝当作出决定。维希发来的官方电报指示他用全部可用的兵力抵抗入侵。11月10日2时30分，他接到贝当的命令：“我早已下令保卫非洲，现在仍维持原令。”然而，在法国当时的情势下，任何官员，甚至最高级的官员，都决不会有把握地认为任何命令就是字面上的那种意思。在德国人开进法国非占领区以前，贝当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是：“我完全信任你，好好地干吧。”这件事还有下文：在关键的时刻，“国王的秘密”应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原来法国人在停战以后，曾将电报密码交给德国人，达尔朗也保留了一份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密码。这份密码为维希的海军部长奥方海军上将知道以后（他以前不知道有这份密码），便提供了一种手段，于同一天（11月10日）4时35分从维希发出了另一份不同的电报：“不要理会在强迫下发出的公文。你可以全权处理一切。”达尔朗回电说：“我完全了解。我很幸运。”必须承认，原电都已经销毁了，这个电文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甚至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应对这份电报负责，不过，有一件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确有这样一份电报从维希发给达尔朗，从而打消了他的疑虑。同一天，他同意全面停火，并以贝当的名义在北非肩负起管理权来而由朱安担任他手下的军事指挥官。
这出来自不名誉中的名誉和来自不忠诚中的忠诚的悲剧至此还没有演完。诺盖在卡萨布兰卡对进攻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美国的一次炮轰使法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1月11日，诺盖奉朱安的命令宣告停火。但是，同一天贝当又发来一份正式电报，任命诺盖为他在北非的唯一代表。幸亏维希不能撇下坏事不管。达尔朗文收到了一份密电，这是贝当最后发来的一个完整的电报。据说电文是这样的：“你必须理解，正因为大家认为你已经成了俘虏，诺盖将军才被任命为元帅的代表的。”诺盖于11月12日到达阿尔及尔，显然对这些密电感到怀疑，他建议北非的法国军队应保持中立。法国人和美国人在阿尔及尔陷入的这场几乎无法解决的纠纷，现在被一位本来就是将军的将军解决了。11月12日傍晚，朱安命令突尼斯的巴雷将军掉转枪口打德国人。阿尔及尔和摩洛哥重新参战了。
这时，突尼斯是一个危险的地点，因为这里发生了反侵入的战斗。总督埃斯特瓦、地面部队司令巴雷和比塞大的舰队司令德里安三人所面对的不是盟军的舰艇和登陆部队，而是德国的飞机。在一周的混乱期间，巴雷设法把大量军用物资转移到可以进行军事防卫的山区去。另一方面，埃斯特瓦和德里安这两个身为海军的人，都认为只有比塞大这一海军基地才值得一战，但是，正当他们迟疑不决时，德国人却行动起来了。11月17日，狂热的合作分子普拉通海军上将从维希到来，随身带有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侵略军的命令，突尼斯的命运便决定了。在这一周里，一直摇摆不定的德里安，这时已决心这样干了。埃斯特瓦则扮演了突尼斯的贝当这一角色。另一方面，巴雷在一支薄弱的部队的掩护下，在山区进入了阵地。11月19日，北非的陆军同德国人交战了。
达尔朗的在场和他对密电的解释使进攻部队与法国军队之间避免了一场大冲突，但是，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同盟军设想的一切全然不同。美国代表罗伯特·D·墨非及其工作人员所搜集的关于法属北非的情报，使美国政府获得了十分错误的印象，以致艾森豪威尔在11月14日致罗斯福的信件中竟会写道：当地的情绪同原先的估计相去不远。根据海军上将坎宁安的判断，达尔朗是唯一可以使这场战斗停止下来的人，同时艾森豪威尔也致函丘吉尔说，达尔朗是“我们所受到的一点一滴实际援助的源泉”。因此，不管盟国多么不信任和不喜欢，他们却不得不把这个海军上将当作政治上必需的人物而接受下来，法属北非的政府主要就是以他的权力为基础的。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在11月15日发表了一项宣言，使武装部队、行政人员，以及军团不再受效忠贝当的誓言的约束。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也是一个只有达尔朗才能有效地采取的步骤。
经过一场混乱的谈判后，他们商定由吉罗任总司令，达尔朗任法属北非高级专员，朱安任法军地面部队司令，诺盖和夏泰尔分别任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总督。使法属西非依附新政权的布瓦松则保持原职；成立了一个帝国委员会，由达尔朗、吉罗、诺盖、布瓦松和贝尔热雷五人组成，后者原来是维希的航空部长。他得到情报，说11月15日盟军将发动进攻，便于11月6日动身来到非洲。
这些几乎全都是参与停战协定的人。因此，同北非的贝当行政官员做成的这笔交易，以及对达尔朗的承认，就在自由法国的人士中激起了怨恨的情绪。这种作法在英国和美国也受到强烈的批评。为它辩解的人说，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的确，要是没有达尔朗，又得对付当地法军的抵抗，这次进攻一定会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战斗。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1942年11月以后法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上去。盟军对北非发动的进攻似乎使维希全然出乎意外。罗斯福曾写信邀请过贝当，劝他参加解放北非的工作。贝当回信说：“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这就是我下的命令。”他给北非的正式电报也指示该地当局镇压一切反叛的企图。贝当另一方面似乎（如同上文所述的）已经用11月10日的密电暗中批准了达尔朗可以不服从这些命令，但是，他又在11月11日把北非的权力移交给了诺盖，而且在12日还签署了军政部一个将领呈给他的一份电报，使突尼斯的部队不再听从达尔朗和诺盖的指挥，并命令他们保卫突尼斯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对于贝当当时采取这些自相矛盾的行动，唯一讲得通的解释是，他那时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影响。他始终毫不犹豫的一点——这一点已经成为他的固定思想——是，他拿定主意不离开法国。对于乔治将军和魏刚等人劝他离开法国到北非去的意见，贝当的回答几乎同他在1940年所说的话一样：“我的责任是同法国人民呆在一起。”因此，不论他暗中能够作些什么，或者能够允许他手下作些什么，他是不能公开同德国人决裂的。
法国本土当然无法支持地中海彼岸发生的事件。只有两件公开反抗的行动：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想发动兵变的企图，他遭到逮捕，被判了十年监禁；法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把该公司的飞机派往北非。赖伐尔大为惊慌，生怕他的政府赖以维持的同德国人达成的不稳定的妥协办法会彻底崩溃，于是一再重申先前的政策，把他不得不献给德国人的东西全献给了他们，力图挽救这种局势。不幸这还不够。11月7日夜间，德国人得到报告说盟军的护航队进入地中海时，曾建议以他们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为基地的空军支援法属北非。次日上午，赖伐尔劝使维希政府向德国请求这种援助。接着又接受了德国人提出的使用突尼斯机场的要求。但是，11月8日，希特勒要求法国对英美宣战。这是会使德国人息怒的唯一一着，也是贝当始终最最不愿意采取的一着。当赖伐尔奉召前往慕尼黑谒见希特勒时，他所能转达的只是对这项要求的拒绝。他可能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而有所收获，但是，德国人却无意谈判了。11月11日，德军侵入了非占领区，同时意大利军队也开进了东南各省。
盟军攻入北非的总的影响是，加强了法国那些主张同德国进行更加全面合作的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