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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米埃（贝当对他的信任并不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建议，他起草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万一他在新宪法生效以前死了，就把他的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同时，他准备了一篇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讲话，其中他准备宣称：“今天，我就是法国合法政府的化身。我打算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委托保持下去，在我死后把它归还给我从它那里接受这项委托的国民大会。”他把这些秘密策划的措施通知了赖伐尔，因为赖伐尔并不认为自己是可以被人如此轻易地撇在一旁的。赖伐尔向德国人报告，德国人就立即采取行动，占领了维希电台和官方的印刷厂，并查禁了该项宪法法令和那篇讲话。贝当所能做的只是暗地里印发了好几千份。
稍事拖延之后，德国人作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应。12月4日，阿贝茨给维希带来一封里宾特洛甫的信（日期是11月29日），信中严厉指责贝当缺乏同德国合作的诚意，并且要求今后一切立法建议应先提交德国政府批准；委托赖伐尔负责“在确保合作的基础上”改组法国政府；信尾含糊地威胁说，如果法国政府无力在法国维持秩序和正义，德国政府将不得不自行采取措施以保护其利益。贝当再次作了让步。罗米埃辞职，阿贝茨还要求允许戴阿、昂里奥和达尔南参加内阁。在这些人中，昂里奥是巴黎电台的大明星和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中最有才华的演说家。达尔南这个得过很多英勇勋章的有胆量的军人，是专门从事反马克思主义战斗的人，元帅对他并非全无好感。赖伐尔对多里奥和戴阿又害怕又憎恶，对达尔南倒不十分猜疑，他觉得达尔南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他倒的确是如此，不过，是德国人的工具而不是赖伐尔的工具。马塞尔·戴阿过去是议员和新闻记者，曾在《事业报》上为组成一个法兰西国家社会党进行过一场激烈而有手腕的宣传运动。在那场运动中，他曾不断攻击维希，因此很使贝当反感。在这一点上，赖伐尔至少是赞同贝当的，因为戴阿是个可能代替他当政府首脑的人选。因此，赖伐尔协助元帅把戴阿排斥在外，但是，德国人强行指定的其他人事变动都被接受下来了。为了确保元帅不会再次企图把占领国所不同意的任何意见付诸实施，新指派了一个名叫冯·伦特…芬克的人来当“看门狗”，经常监督他的言行。
1944年1月组成的新内阁说明维希已被巴黎的合作分子确切无疑地征服了。赖伐尔仍然是政府首脑——同贝当一样，而且可能动机也并非完全不同，他始终没有想到要自动辞职。这届政府中包括卡塔拉（负责财政）、德·布里农（驻巴黎大使和政府代表）、昂里奥（情报）、达尔南（保安）、阿贝尔·博纳尔（教育）、比歇隆（工业与运输）、马里翁（政府首脑的国务秘书）、格拉塞（卫生）、海军上将布勒奥（海军）、比杜将军（陆军）和勒穆瓦纳（内政），看来是可以保证毫无保留地推行全面合作的政策了。从这时起，贝当便不再出席部长会议。
甚至戴阿也没有被一直排斥在外。2月间，冯·伦特…芬克再次提出要他参加内阁，于是3月16日，他被任命为劳工与民族团结部长。昂里奥和达尔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德国政府大为卖力，戴阿却很令人失望。他的热病似的活动在从政中见效不大，虽然他一直不停地鼓吹要增加权力，也一直不停地进行倒赖伐尔的工作。他把极端合作分子都纠集到自己后面，还能利用海军上将普拉通，这时他已经完全陷入合作分子的政治活动中了。但是。普拉通曾被描绘为“简直是天生缺乏政治头脑”的人，赖伐尔轻而易举地便用计谋击败了他和戴阿。
1944年4月，德国人准许贝当去访问巴黎，出席为盟军轰炸死难者举行的一次追悼仪式，这表明德国人确信贝当这时已经完全在他们控制之下了。这次访问虽然没有公布，但是，元帅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却使德国人惊恐。他们坚持要他在4月28日广播一篇拖延已久的讲话，使法国和德国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联系在一起。那段经过多次讨论才商定的实质性措词宣称：“多亏德国和欧洲共同的努力，保卫了我们的大陆，我们的文明肯定已获得保障，不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等到当前这场悲剧结束了，法国恢复元气，进一步确定它的地位的时刻就将到来。”这篇讲话在法国起了灾难性的影响。德国人显然不能认识到，他们越是迫使贝当和法国内阁公开出面支持他们，他们就越使这些人在法国丧失影响，这些人可能具有的用处也就越小。不过德国人在法国推行的政策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始终不是绝对的）迫于形势，已开始完全消失了。德国人拿不定主意，内心十分惊慌，唯恐贝当呆在维希会落入“马基”的手中，因此把他迁移到朗布依埃附近的瓦松城堡去。然后，他又获准作另一次旅行，这次是到鲁昂去庆祝圣女贞德节。这次旅行，象上次访问巴黎那样，在德国主子看来是一次出色的反英宣传。鲁昂给予他的热烈欢迎，象巴黎那样再次使德国人感到惊恐，于是决定把他送回维希。一路上，他仍然受到盛大的接待，并在南锡、厄比纳尔和第戎都临时讲了几句话，大受人们赞扬。
在期待已久的盟军进攻发生前几个月内，维希的历史似乎经历了一段假死的时期，虽然抵抗和镇压之间的斗争并未稍松。1944年5月，一个同抵抗运动有联系的高级官员的组织“超级胜算”被破获了，逮捕了十四个县长，四个区行政长官，以及内政部国务秘书勒穆瓦纳。尽管有了这次震动，德国人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仍旧可以指靠维希。当盟军于6月6日开始登陆时，维希广播了一篇贝当的讲话，这是3月17日在冯·伦特…芬克的压力下录音的。它要求全体官员坚守岗位，要求法国居民服从政府，维护秩序与纪律，并接受德国人在作战地区发布的任何指示。赖伐尔也广播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法国并没有参战”，同时力主法国人保持中立，不要再用内战的恐怖来加重这场外来的战斗。抵抗运动对这项请求的答复上文已经提到了。
盟军发动进攻时，法国确实已处于内战状态中。自从1943年以后，在法国袭击个人的事件据说每天合计大约要发生一百起。这些袭击事件的责任何在，并且实在说，它们的动机何在，都并不总是容易搞清楚的。德国人、民团、共产党人、非共产党的“马基”，各有各的敌人，况且私人抢劫的机会也并不缺少。民团杀害了两个比较知名的政治犯——从1940年以后一直被拘禁着的社会党政治家让·泽和芒代尔——对方也暗杀了菲利普·昂里奥，这种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从这些事件中有了比较非同一般的表现。德国人在民团的帮助下，加强了恐怖活动，虽然这时候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统治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正象阿贝茨指出的那样：“采用枪毙法国官吏等这类严厉措施并无用处，这只会把居民更快地赶到‘马基’那方面去。”
民团对于昂里奥的遭到暗杀，干出许多新的暴行来进行报复。这次暗杀刺激了极端合作分子，使他们在1944年7月3日发表了一份宣言，极力主张必须使舆论振作起来，因为盟军登陆的威力和俄国攻势的进展已使人心动摇。宣言声称，在德国人以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击溃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前，必须经过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法国大有遭到政府彻底崩溃的危险，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即贝当和赖伐尔）两人都没有表现出应付这种局势所需要的坚定。面对着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法国必须在这场全世界的斗争中立场鲜明。为了使法国的行动有效，极端合作分子要求把政府迁回巴黎，把“没有问题的分子”引入政府——除他们自己外，还会指谁，就搞不清楚了——并对挑起内战或损害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的任何人严加惩办，包括处以死刑。宣言由阿贝尔·博纳尔、比歇隆、德·布里农和戴阿等部长签名，接下去是普拉通、伯努瓦…梅香、吕歇尔、多里奥、迪歇纳将军和比诺将军，以及一群知名的合作分子新闻记者的姓名。这些人都知道他们的赌注已经全部押在德国的胜利上了。
赖伐尔甚至在盟军发动进攻的初期仍然执迷不悟地相信德国的军事实力，还认为自己资本雄厚，甚至在最后一分钟也无意听凭巴黎的合作分子把他赶下台来。他召集内阁成员于7月12日在维希开会。戴阿不来，但是，其他的叛逆分子全都在场。临开会前几分钟，德·布里农递给赖伐尔一张铅笔写的纸条，由博纳尔、戴阿、伯努瓦…梅香和吕歇尔署名，要求改组政府。赖伐尔于是动手把他们搞掉，把他们的纸条撕碎。船舱里的这群侍者竟然要叛变了，妄图控制这艘沉船，赖伐尔在处理这场荒谬的叛乱时的手腕也许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个人要比他的这些同僚们棋高一着。达尔南并没有参与这场反赖伐尔的阴谋，他也是德国人所找到的唯一真正得力的同盟者。6月24日，他被提升为内政部长。
事实不断证明德国人的败局已定，面对着这些事实，连赖伐尔也不能一直顽固不化下去了。极端合作分子们猜对了，赖伐尔心里正在盘算，是否有可能在最后关头投靠另一边，把法国带过去，将功折罪。当然，法国并不是他想带就能带走的，不过，他是从来就毫不尊重舆论的。他选来作为他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计谋的工具的就是被拘禁在南锡附近的爱德华·赫里欧。在阿贝茨的同意下，赖伐尔于8月12日去找赫里欧，通知他已获得自由，并把他带到巴黎去。在巴黎，赖伐尔请赫里欧召集国民大会来接过对法国前途的责任，声称他所采取的步骤是根据华盛顿的建议并得到柏林同意的。赫里欧则回答说，召集国民大会是参议院议长的职权。战前的政治家德蒙齐出来干预，声称他代表大约二百五十五名议员发言，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只出席以元帅名义召开的国民大会会议，而不出席赖伐尔所召集的会议。我们根难相信这项复杂的阴谋竟会有成功的机会。总而言之，决心不让它成功的极端合作分子把正在进行的事情向德国秘密警察告发了。秘密警察于是重新逮捕了赫里欧，把他押送到德国去，从而结束了这场阴谋。
德国人这时知道，他们对巴黎或维希都不能再控制多久了，但是，他们决心要把那些在法国为他们效劳得很好的人紧紧抓住不放。8月17日，赖伐尔奉命把法国政府迁到贝耳福去。想溜掉是不行的，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折衷办法：他生平第一次对德国人送给他的一份最后通牒表示拒绝接受。他用书面宣布他不再行使政府职权，把权力全部移交给巴黎市政会议主席泰坦热。赖伐尔办的最后一件公务是，命令各部的秘书长，或者在没有秘书长时由在职的级别最高的官员，负责主持部务。然后，他带领他的政府中剩余的人员启程到贝耳福去向元帅提出辞呈。据德国人说，贝当已经在那里了。事实上，这是捏造。8月17日这天，德国人也向贝当递交了一份照会，要他和跟随他在维希的全体政府人员迁居到法国北部一个未经指明的小镇去。8月20日，只是在德国人的武力逼迫下，贝当才屈服下来，也动身到贝耳福去。瑞士大使是这个场面的目击者，他写道：“元帅当时的镇静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不大了解。”他留下一份给希特勒的抗议书，宣称这一暴力行为使他无法继续行使他作为法国国家元首的特权，还留下一份告法国人民书。
合作分子的队伍现在全部崩溃了。有些人躲藏起来，有些人则慌忙钻进抵抗运动的队伍，在那儿的另一面旗帜下，他们并不是没有继续从事他们的熟练活动的机会。达尔南在法国东部顺利地收集了一支大约六千人的民团，随带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从法兰西银行抢走了一笔钱，在盟军向前推进时，带领他的支持者撤退到德国去。他在那里获准组成一支大约有两千人的“法兰西警备队”。他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队伍被编成查理大帝旅后，被派往俄国前线，而剩下的人则被吸收进了德国各种队伍。
对维希那帮人说来，贝耳福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地。当德国军队被迫后退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了，那些法国部长都被仓皇地送到德国境内济克马林根的城堡去。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便在那里上演了。由于贝当和赖伐尔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长拒绝再履行任何政府职责，里宾特洛甫便邀请德·布里农同多里奥和其他的极端合作分子一起组织一个“全国革命”政府。据德·布里农自己说，他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