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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举作为让步的另一目的也失败了，因为抵抗和破坏远远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空前未有的强烈程度。一般公众对于德国剥削丹麦的劳动力和资源越来越感到不安。此外，盟军对欧洲大陆日益增强的空中攻势使哪怕是最爱好和平的人也深信，与其白白遭受空袭，不如去破坏德国人的财产而为自己取得荣誉。1943年8月4日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因为这成为丹麦抵抗运动发展的转折点——当时德国人递给丹麦政府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对进行破坏活动和携带武器者处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国法庭根据德国法律审判破坏分子。政府在得到国王的完全同意下，拒绝采取违反国家法律和宪法的措施，而且他们声称，这些措施将使维持秩序比以前更为困难。尽管政府对居民发出最后呼吁，要求他们克制挑衅行为，普遍的罢工和大大加强了的破坏活动依然爆发了。斯卡韦尼乌斯于1943年8月10日向贝斯特提出辞职，但是，贝斯特要靠斯卡韦尼乌斯作为工具，所以不得不拒绝他辞职。在进一步威吓政府的企图失败以后，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了。德国人宣布戒严，解散了政府和议会，国王实际上成为一名战俘，陆海军军官都被拘留起来。丹麦的常任官员办理日常的行政工作，而德国人则在他们上面承担起了对丹麦的直接控制（1943年8月29日）。这些事件似乎标志着贝斯特的调和政策暂时失败了，同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冯·汉内肯得到胜利了。既然戒严令已经宣布，汉内肯便取代贝斯特成为德国在丹麦的最高领导，既有立法权，又有行政权。这些事件也使先前分裂为两个阵营的抵抗运动——一些是行动分子，另一些则宁愿等到“时机到来”再作出积极的贡献——在一场公开起义中团结起来。这时，德国军事法庭也是第一次对一个犯有破坏罪行的丹麦工程师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
1943年8月29日，在宣布戒严的同时，一个“自由委员会”组成了。它包括一名海外的自由丹麦运动的代表。委员会成员撇开党派成见，担负起抵抗德国和丹麦纳粹分子的责任。委员会包括所有行动团体的代表，这些团体过去彼此很少联系，这时却有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和系统性的纲领。大力劝阻对个别德国人或丹麦纳粹分子进行无组织的破坏和袭击，一切力量这时都集中在破坏为德国利益服务的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方面。
当戒严令还未取消时，柏林作出了一项决定——显然是根据贝斯特的建议——必须把丹麦的犹太人全拘捕起来，押送到波希米亚去。他们很愚蠢地作了多次努力，想把一切破坏行动都归罪于犹太人的恶意，以便作为他们迫害犹太人的借口，但是，德国人的行动所引起的新的破坏浪潮却显示出反抗决不仅限于一部分人民。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发生在10月1…2日的夜间。结果被押送出境的不到五百人，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听到了风声，知道他们究竟会遇到什么样情况，因此都逃到瑞典去了。
几天以后，在1943年10月6日，贝斯特获准宣布紧急状态已告结束，并恢复了他作为德国全权代表的“正常职责”。不过事实上，除了宵禁以外，紧急状态的大部分规定依然生效。但是，由于在整个冬天破坏的强度逐步增加（据估计11月份每天有二十起破坏事件），贝斯特即使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抵制冯·汉内肯，也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办法去同破坏行为作斗争，因为汉内肯经常叫嚷要重新恢复戒严令。在11月的一个星期内，有十五人被判处死刑，一百三十人被捕，三十一人被送到德国集中营去。这一恐怖政策在1944年4月达到了顶点，当时宣布如果再发生破坏行为，已被逮捕的破坏分子都将被处决，还有就是由丹麦的纳粹分子和沙尔堡军团的成员实行“反破坏”（就是破坏纯粹是丹麦人的财产作为报复），以及进行政治谋杀。在政治谋杀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44年1月5日杀害了那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者和诗人卡伊·蒙克牧师。
贝斯特对于破坏的损失不断增大十分激怒，终于采取了另一步骤。这一步骤虽然不是十分血腥的，却在这个被占领国家内造成了另一场重大的危机。1944年6月，在夏季白昼最长的日子里，他实行了宵禁，这就使哥本哈根的丹麦人忍无可忍了。丹麦人公开不遵守宵禁（有若干人在街上被德国部队枪杀），并在1944年6月30日号召总罢工。贝斯特以切断首都自来水、煤气和电力的全部供应，并宣布进入戒严状态作为报复。自由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宣言，敦促人民继续罢工，直到德国人答应以下四项要求：撤走沙尔堡军团，解除宵禁，恢复各项供应和交通，以及保证对罢工者不采取报复。经过仅仅几天的讨价还价（在这期间罢工一直没有缓和），贝斯特于7月4日接受了丹麦人的全部要求。因为他的报复手段似乎受到他的军事同僚和经济顾问的反对：前者怕会增加困难，使得德国武装部从更加不得人心；后者则担心在大战的这一紧要关头，一场长时期的罢工会给德国的战争潜力带来损失。这样，虽然在丹麦的德国人又一次表现出了不团结，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943年8月的上一次大危机以后，情况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当时德国军事当局想不顾一切击溃抵抗运动，而贝斯特却力求避免发生公开冲突。这一次，军方和经济顾问联合起来阻止贝斯特进行较量了。
然而，7月间发生了企图谋杀希特勒的事件，这使盖世太保在德国不可一世，而在丹麦也有了相应的反响，使以前两个竞争的实力人物都黯然失色。贝斯特确实被希特勒召了去，当面骂了一顿，说他对总罢工处理不当，并且告诉他说，他和冯·汉内肯都没有遵照要他们如何应付丹麦的命令行事。因此，8月初盖世太保在丹麦从德国军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权，他们的头子京特·潘克发动了一阵新的恐怖浪潮。潘克这时成为丹麦的统治者。但是尽管潘克施展了种种诡计，实行了恐怖政策，破坏活动仍是有增无已，抵抗运动基本上原封不动，未受影响。9月中，自由委员会为了反击某些押送出境和恐怖行动，号召举行四十八小时的总罢工。潘克以此为借口，消灭了丹麦的警察力量，因为他指控警察——也许是对的——袒护爱国人士和罢工者。1944年9月19日的一次假的空袭警报，使德国人得以占领所有的警察岗哨，抓住便衣警察，根据他们的重要性或者押送到德国拘留起来，或者夺去了他们的职权。
从这对起直到1945年5月解放时为止，德国当局与丹麦人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公开的战争状态。丹麦人的团结并没有因警察的命运而有所动摇，反而加强了，尽管警察被消灭以后丹麦居民只好听任一般罪犯和黑市商人的摆布，而且空袭警报和交通管制这类工作也都垮掉了。贝斯特在11月初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企图安抚丹麦人，他强调占领丹麦是出于军事需要，而且完全是临时性的，占领国也没有任何报复的意思，所以他恳求居民遵守秩序和予以合作，但是这时丹麦人决不会改变他们的有系统的破坏计划，即使暂时的改变也不容许。总之，潘克11月18日发出的警告把任何好印象都一下子抹掉了，他说罢工者今后将受到抵抗运动成员那样的对待，因为他们同抵抗运动是一致的，而1945年2月林德曼将军接替冯·汉内肯将军一事也抹掉了任何好印象。林德曼为了自身的利益，发动了一场新的恐怖运动。在被占领的最后那几个月内，除了德国人的暴行以外，现在又加上了严重的物质困难。食品供应很不稳定，部分是由于德国人征用的数量有所增加，部分是由于运输困难，而运输困难则部分是由于破坏活动，部分是由于燃料供应的减少。随着俄国占领了西里西亚，从德国运到丹麦的少量燃煤也完全停止了。德国人几乎没收了丹麦所有的存煤。尽管这样，德国人还要求丹麦收容德国难民和来自德国东部的伤员。到了4月底，有三十多万这种人到了丹麦，有许多人的情况糟得令人震惊。
随着解放的日子的临近，抵抗运动的成员对他们自身的前途和丹麦的未来事态日益感觉兴趣。3月里，一份主要的秘密报纸《丹麦新闻》进行了一次地下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出被征询的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希望自由委员会在首届自由政府中有代表，而共产党则在议会中有代表（共产党在1943年的普选中曾遭到取缔）。除了某些例外，普遍有着一种感觉，认为抵抗运动不是一个“政党”，不应在战后同各政党竞争。自由委员会本身强烈主张，与其把地下组织作为一个团体保存下去，不如把抵抗运动的理想灌输到现有的各党派里去。这是比较自然的看法，因为各党派的成员都曾在抵抗运动中起过主要作用——不管共产党人后来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共产党人虽然象在别的国家中那样，在丹麦抵抗运动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其他人士在这一运动中从一开始也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从而有助于抵销共产党的影响。在抵抗运动中，最早的抵抗者大概要算保守党的领袖克里斯马斯·默勒，他在丹麦被占领的最初六个月内被驱逐出政府和议会这件事就可以作为证明。另外一些主要的保守党人也在抵抗运动中起了积极而卓越的作用，如青年运动领袖阿克塞尔·默勒和下院的保守党主席比昂·克拉夫特，他和社会民主党人黑德托夫特合作创办了地下报纸《丹麦消息》，1943年12月德国人曾打算谋杀克拉夫特。另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弗罗特·约科布森在1941年建立了通称“挣扎”的那个抵抗组织，1943年又建立了自由委员会。他在自由委员会中是“国防部长”，那就是负责掌管地下部队的军事组织。此外，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可以以狂热的爱国者和抵抗者的身分站出来时，他们那个先前毫不妥协的领袖阿克塞尔·拉森甚至立即就同意同克里斯马斯·默勒合作出版主要的地下报纸《自由丹麦》。诚然，丹麦国内抵抗运动中最伟大的人物（在默勒逃到英国，拉森被捕并被押送出境以后）是共产党以前的一名党员，而且无疑依然是一个热情的同路人——就是莫根斯·福格博士，但是，共产党人无法隐瞒其他党派对抵抗运动所作的贡献这一事实。同时，因为另一个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同共产党一样具有良好的抵抗成绩，他们在解放以后就可以对共产党人垄断左翼意见的任何权利提出挑战，也可以拒绝共产党人所提的任何合作或联合的形式的建议。
第五章 挪威
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人对挪威发动了突然袭击。几小时后，他们才送给挪威政府一个通知，说明要占领挪威，并且要求挪威不要进行抵抗。挪威外交大臣也收到了一份照会，列举出德国政府希望挪威政府采取的步骤，这些步骤将使挪威立刻沦于傀儡国的地位。这些要求遭到了迅速而断然的拒绝。挪威军队对侵略者进行了抵抗，在挪威国上上与盟军并肩作战了六十二天，直到欧洲大陆西线的崩溃使盟军不得不撤退。于是国王和以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为首相的政府逃避过德国人，于1940年6月7日离开挪威，流亡英国，他们在较早的时候（4月9日在哈马尔和埃尔佛鲁姆）便已经得到议会的指示，要他们继续对德作战，必要时得在挪威国外作战。
与此同时，就在德军发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挪威“纳粹”党（民族统一党）的领袖维德库恩·吉斯林得到德国人的支持，在奥斯陆宣告成立一个新的挪威政府，由他自己担任首脑。然而，挪威公众对这个已经被人唾弃和不信任的吉斯林突然获得这种声望感到非常愤怒，因此这个政府只持续了几天。而且，根据宪法，政府应由国王任命。尽管德国的一个调停人费了很大力气，想使吉斯林自行树立起来的政权得到事后的批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取得一致意见，拒绝批准这项任命。再者，宪法的惯例要求政府应该代表最主要的政党，因此，这是一个在议会中连一个议员席位也没有的政党对宪法的明目张胆的破坏行为。的确，开始时，人们对于吉斯林和他的那些心腹的怨恨更甚于对德国人，因为一个外国征服者行使非法权力，对于民族自尊心所造成的伤害程度并不象一个政党的成员行使同样权力那样巨大，因为这个政党在六年的竞选运动中始终没有获得百分之二以上的选民的支持。
回顾起来，德国人顽固地试图利用吉斯林作为德国政策的工具，可以认为是希特勒在判断上的一大错误，因为这大大地使得对德国人的反对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