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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通过绝望的抵抗那最后一章，赢得了一种特殊的荣誉地位，因为当时摆在它面前的只是遭到消灭这个结局。
几世纪以前，华沙的犹太居民就一起居住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自己的地区内，后来这个地区便被称为犹太人区，但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他们中有许多人经商致富，于是犹太家庭就住到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地方，只有比较穷苦的同胞还住在犹太人区的贫民窟里。德国人实行占领以后不久，在有计划地反对欧洲犹太人的运动中，就开始把犹太人集中到中心地区。他们在华沙所选中的地区就是从前的犹太人区，于是弗朗克总督在1940年10月间下令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在那个地方。接下去，华沙的三十三万犹太人就被集合拢来，赶进犹太人区。一个月内，来自外省的许多难民又加进去后，那里便塞满了四十万犹太人。德国人于是着手筑起一道高高的砖墙把犹太人区包围起来，同时还采取措施来保证从这时起把犹太人封锁在里面，同华沙的其他居民隔绝。在1940年11月和1942年6月之间，他们的经历就是不堪设想的拥挤，难以容忍的肮脏、饥饿，以及企图使人精神堕落的种种尝试。可是，直到1942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计划才达到十足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1942年7月22日，从华沙犹太人区向各灭绝营进行的第一次有计划的遣送开始了。在1942年6月和10月之间，有三十一万零三百二十二名犹太人——几乎是战前华沙的全部犹太居民——就是用这种方式遣走的。他们中有少数人被挑出来充当劳动力，但其余的人都被断送了性命。到这次灭绝运动结束时，这个犹太人区里似乎杳无人迹，但是还有许多人躲藏起来，主要是躲在地下的隐蔽处。留在犹太人区的人于1942年10月组成了犹太战斗组织，其成员都拿定主意，与其听凭德国人屠杀，不如进行自卫。他们在波兰国家军的帮助下开始收集武器，并且制订保卫该区的计划。1943年1月18日，德国人发现自己面临有组织的抵抗，于是千方百计引诱犹太人走出犹太人区。有几千人上了钩，可是当这些人已被屠杀的消息传回来时，犹太人就决定，不能让德军不经过一场战斗再抓到一个人。
4月19日，当德军遭到猛烈的武装抵抗时，消灭犹太人区的最后战役打响了。德军采用了围攻战术。旨在使伤亡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据“博尔”将军说，波兰国家军部队在德军后方进行了零星的攻击，有组织的抵抗持续到4月26日。可是，犹太人直到5月16日才停止战斗，纳粹分子还为这个战役设想出一个象征性的结局，把犹太大会堂炸毁了。根据德国人的报道，共捕获了五万六千零六十五名犹太人，其中包括阵亡的七千名和押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六千九百二十九名。有些估计则认为，还有五六千人死在废墟和火焰中。德军有计划地摧毁了该犹太人区，把它夷为一大堆瓦砾。德国人正式承认的损失不过十五人；他们实际伤亡的人数要多得多。但是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中战死的那些犹太人所维护的，远远超出了以人类生命所能衡量的。
第二章 奥斯兰
在“巴巴罗萨行动”（德军入侵俄国的代号）发动前几个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在考虑对于预料将在东方被征服和占领的那片土地所应实行的计划。l941年5月他发布的总的政策指示里说，“战争的唯一可能存在的政治目标就是，要使德意志帝国在未来的几世纪里摆脱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因此他制定了在东方地区应当遵循的一项总政策。奥斯兰的命运将与乌克兰、高加索及“其北方毗邻的地区”的命运大不相同，因为奥斯兰将发展成为一个德意志化的保护国，作为走向同德国逐渐紧密的联合的第一步。奥斯兰将包括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和白俄罗斯，为它制订的更为详尽的政治计划列举在罗森贝格拟就的发给（未来的）奥斯兰德国专员的指示中；他在指示中强调了这个地区的欧洲特征，因为七百年的历史已把这个地区加进了“大德国的生存空间”。在这些指示中，罗森贝格详述了使这个地区变成大德意志帝国一部分的种种办法，并讨论了波罗的海三国居民种族同化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白俄罗斯则将被用作收容不同种族的垃圾场，它们将形成一道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奥斯兰作为一个整体，“将建成一片强大的德国边疆”。
1941年7月17日，对俄国发动的攻势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任命罗森贝格为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同一天，由海因里希·洛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省长兼行政长官）掌管的奥斯兰德国专员辖区和由埃里希·科赫掌管的乌克兰德国专员辖区成立了。洛泽的权限涉及前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土以及白俄罗斯那片相当不明确的地区（包括两次大战间波兰境内主要为白俄罗斯的地区）和军事当局将移交给他的被占领的那部分苏联地区的民政管理。奥斯兰德国专员辖区分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常务专员辖区，每一区进一步又分为几个分区，而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则分为几个大区。同科赫在乌克兰的统一的权力相比，奥斯兰的管辖权是比较分散的，主要是因为奥斯兰各地区的性质各不相同，但是虽然如此，政治权力却是通过洛泽在里加的总部从罗森贝格在柏林的总部直接授予的。尽管权力，尤其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权力，始终是牢牢掌握在德国人手里，波罗的海三国的内政却交给了由德国当局指定并严加监督的本国自治机构的手里。即使严格他讲，这些机构算不了政府，它们却也至少为德国人减轻了许多使人厌烦的事务工作。
按照原来的打算，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应该包括科赫的乌克兰边界以北、构成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一部分的诺沃格鲁多克和波列西耶“公国”的那部分地区，以及斯摩棱斯克省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境。可是，到1942年秋季，德国民政权力向东只伸展到波里索夫那么远，而白俄罗斯常务专员辖区除了前波兰地区以外，只包括明斯克、斯卢次克和波里索夫周围的地区。结果，白俄罗斯占领区的其余地方始终都由军事当局掌管着。不过，俄国的普斯科夫省则被归入爱沙尼亚常务专员辖区，而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的部分地区则仍然是立陶宛常务专员辖区的一部分，如同过去在苏联占领下那样。
俄国人在1940年6月以后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的那一年中所遵循的政策，使这些国家的民众深恶痛绝。这三个国家经过含糊可疑的普选后被并入苏联一事，以及后来把大批领导人物押送往苏联本土一事，结果加深了他们的怨恨，所以当入侵的德军于1941年6月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时，他们在进攻俄国的战斗中找到了许多志愿的盟友，这是十分自然的。立陶宛人甚至在红军撤退时起来造反，并且在阿姆拉热维齐乌斯博士的领导下怀有希望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可是到8月它便为德国人所解散，它的领导人也都被逮捕了。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同样有许多志愿人员在俄军撤退时参加了对俄国人的战斗。
因此，洛泽在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他的民政机构时，发觉形势十分有利，他在初期还充分利用了那种仇恨俄国人的情绪。把苏联经济和政治政策颠倒过来的心理气氛已经成熟。俄国人在波罗的海各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工作，而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的以前那些地区，情况则并不一样，因为那里从1939年9月起就处于俄国的权力之下，至于这时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情况则更为显著地不同，因为那里从1918年以后只知道苏联的行政管理。这种互相悬殊的情况使德国人不可能在奥斯兰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并且确定了对白俄罗斯和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是必要的。
可是，当1941年8月19日洛泽发布一道命令把奥斯兰的全部苏联产业没收时，这使波罗的海人民由于俄国的政策，而渴望恢复某种形式的个人所有制和个人经营的愿望受到了令人不快的挫折。德国人为了给战争努力保持一种平稳的经济，觉得立即接收俄国人所建立的那些国有的和集体的经济机构是有利的。可是，洛泽的命令却说，“私有财产准备全部发还”。然而尽管有这些对波罗的海民众的保证，俄国国有的全部财产只不过由德国国有所皆代。德国人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应维持到形势允许德国当局在东方实施其战后的殖民政策时为止。目前，私有经济只准在小规模的农业和企业中予以恢复，但也只有在那些私有主答应充当德国人的代办人的条件下才能获准。这是必要的，就算只是为了使经济运转下去的话。可是，对于大规模的企业，处理办法就不同了，它们归柏林的托拉斯管理局控制。德国信托所有制的建立有双重好处，既保证了大规模农业、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正常运转，又为德国移民保留一个地位，让他们在战后可以发展。在1939年以前就是苏联领土的地区，由于从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后便一直在巩固苏维埃制度，所以那里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需要有一种不同的政策。对于德国民政机构已经接管或预定要接管的苏联被占领区（1939年以前已是苏联领土的地区），罗森贝格的办公室制定了一项“新土地法”，经同戈林商定后于1942年2月16日颁布。根据这项法令，苏联的“集体农庄法规”被废除了，同时要建立。一种“新秩序”来引导农民逐渐回到个体耕作上去。这要分几个阶段来完成，第一个阶段是把集体农庄改为公田。这项农业政策的前景使德国领导人，包括罗森贝格以外的最高集团的其他人员，都激动起来，因为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赢得俄国民众支持的关键。
虽然罗森贝格在1月间向新闻界说，首要的任务是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去保护奥斯兰和供给德军的需要，他同时却全神贯注在取得当地民众帮助的种种措施上。1941年秋季在德方监督下建立起来的波罗的海国家的行政机构显得很有效能，这使它在1942年3月7日的一项法令中得到了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人民在一定范围内预定是可以受到优惠待遇的，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民族。同时，根据德方促使他们同西方而不是同东方保持密切关系的意图，他们同那些所谓“劣等种族”（诸如犹太人以及略胜一筹的斯拉夫人）相比，受到的待遇要宽大得多。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德国人在内政上从地方当局方面，特别是从地方警察和民兵方面，能够获得很有价值的帮助，而且许多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还自愿到东线去参加作战。在奥斯兰，也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合法自治，但是德国人后来发觉他们被法典方面的一片混乱搅得十分烦恼。然而，当人们知道正在制订计划，准备让1941年根据1939年纳粹…苏联条约回到德国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卷土重来时，取得当地人民支持的种种尝试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遭到了失败。波罗的海人民普遍同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也对德国人起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德国人在宣传工作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抵销它。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和仇恨则被很有效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1942年英苏条约签订的时候，因为德国人当时可以有充分理由声称，英国人已经秘密同意让苏联政府在波罗的海地区自由行动了。同波兰和俄国的大量犹太人比较起来，这里的犹太人相当稀少，这就为德国人简化了波罗的海各国的犹太人问题，不过已有的犹太人却也足以使民政当局要为他们在塔林、里加和考那斯建立起犹太人区来了。
在白俄罗斯，象在乌克兰和苏联其他被攻占的地区那样，罗森贝格从一开始就打算挑动反对莫斯科的民族意识。他也曾把这个地区看成是比较落后的，并考虑在那里安置各个不同的种族作为抵挡俄国人的堡垒。由于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一部分，罗森贝格在实施一种获得当地民众支持的政策方面遇到了困难。1942年间，因为实行了他的“新土地法”，他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普斯科夫地区，但是任何有可能成功的建设性政策都受到若干因素的妨碍。例如，希姆莱办公室和罗森贝格办公室正在试行对这个地区殖民的种种不同的计划，而荷兰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人迁移到奥斯兰去的计划已相当提前。可是，从一开始，德国民政当局就被迫得去应付游击队的活动，这种活动早在1941年11月便已经十分严重，使洛泽不得不宣布了集体负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