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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是1941年8月20日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德国专员的，虽然他的任命的消息直到这年较晚的时候才公布。可是，他还不曾就职，在一些主要方针上就已同罗森贝格大相径庭了。从理论上说，德国专员是罗森贝格的僚属，这是希特勒在1941年7月17日颁布的“东方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法令”规定得十分明确的。然而，科赫在德军占领乌克兰的头几个月里显然也只是次数有限地光临过乌克兰，因为他作为“一个老资格的行政长官”，自诩有权可以直接向元首诉苦，而且事实上，每当罗森贝格向他下达一些不称他意的命令时，他也就毫不踌躇地去见希特勒。至于罗森贝格，由于他并没有最终的和完整的权力，甚至在他作为德国部长的固有权限范围以内，掣肘也很大。在经济事务方面，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绍克尔作为征募劳工的总负责人，都可以管他；在警察事务方面，他得听希姆莱的指挥，因为希姆莱是党卫队头子，又是德国警察总监，有权直接向所有参与东方地区“安全”行动计划的党卫队发布命令。他的地位还由于他那个部的各个司长（例如负责经济、劳工、粮食与农业、林业与木材各司的司长）也在其他政府部门（例如四年计划、东方经济事务处、德国粮食与农业部，等等）担任职务而有所削弱，这些部门不是把能力差的官员调配给他，就是把最得力的人送到他那里去，以便控制它们特别感到兴趣的业务。此外，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政治司同他那个部里的一些专业部门（即那些处理经济、劳工等的部门）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这就意味着永远不能优先考虑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只能让这些专业部门去处理它们主要关注的、掠夺这一地区的日常工作了。
罗森贝格和科赫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他们开始为这个德国专员辖区制订一项农业政策的时候。在科赫看来，乌克兰完全是一个榨取对象，应当用纳粹官员代替布尔什维克官员来进行掠夺，并应让苏联的集体制度在其他方面保持原状。罗森贝格则认为，不废除“可恨的”集体农庄，不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就决不可能使乌克兰人热情地为德国人工作。可是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都得根据希特勒规定的全部目标来拟订他们的政策，而希特勒则认为乌克兰在占领的第一年里能提供三百万吨谷物，“在第二年里至少能提供七百万吨’。因此，归根到底，争论点与其说是基本目标问题，倒不如说是方法问题。科赫起初认为戈林本人是他的强有力的盟友，因为他的东方经济事务处担心把土地分成农民的自耕田以后，会使德国人无法控制农业的生产，因此发布命令对解散集体农庄的任何企图都要以“最严厉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不久，由于缺乏集体农庄所赖以生产的重型机械，情况开始有利于罗森贝格，虽然武装部队这时纯粹出于政治原因，也开始催促在军事管制区逐渐恢复私有制。但是过了好多个月以后才作出了最后决定，而且直到1942年2月16日，罗森贝格才能够发布他那个被长期搁置的“新土地法规”。它把集体农庄改为公田，而且一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时”，就可以通过农业合作社把土地交给农民去“单独经营和使用”。
废除集体制的下一阶段取决于科赫，他继“新土地法规”之后颁布了他自己的一道法令，成立一个专业公司（乌克兰农田经营公司）来负责管理那些新设置的公田和农业合作社，以及前苏联的国营农场（现在根据“新土地法规”已改为德国国家财产了）、拖拉机站和育种试验站。这个德国专员虽然无法保住集体农庄，却决意要把国营农场保留下来，并以德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布满乌克兰，使用当地人充作“最好的雇用工人”。他毫不隐瞒他对“新土地法规”的反感，也不隐瞒他决心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其实施的意向——结果是，原来想在1942年把百分之二十的公田改成农业合作社，而实际上只完成了半数。与此同时，他继续使乌克兰农民缴出很多产品（尤其是谷物），使他们觉得在“新土地法规”下，日子并不比以前在集体制度下过得好，从而使罗森贝格计划的道义价值大都丧失了。
在经济领域里，罗森贝格和科赫还在绍克尔的征募劳工计划上发生了冲突。根据这项计划，乌克兰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中应当是作出最大的贡献的一个地区。可是，这次争论点到头来又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什么总目标的问题。罗森贝格显然找不到理由可以怀疑绍克尔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他认为“出于政治上的理由”，采取志愿应募的制度要比采用强制手段好，只有在“最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应使用后一种办法。相反，科赫在1943年的新年献辞中却可以吹嘘说，他已在乌克兰“招募”了不下于七十一万名工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热衷于政治司所谓“只有在最凶恶的奴隶贸易时期”才找得到与之媲美的那种方法，他的拿手法宝是放火烧掉那些企图逃避被送往德国去的农民的房屋和农庄。罗森贝格认识到这种方法只能对他那个为德国争取乌克兰人作为盟友的计划招致灾难，便一再设法使科赫的招工命令变得缓和一些，甚至还采取纪律措施，制止官员执行这个德国专员的比较野蛮的指示。他还在1942年12月21日写了一封长信给绍克尔，指出在东方推行的整个招工制度正有利于游击队，他在信中“着重地”要求不要再使用那些“可能有一天会用来反对＇他＇和＇他的＇同僚”的方法。
在政治方面，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在是否值得助长乌克兰民族主义上有分歧的意见，他们必然会在乌克兰流亡者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乌克兰流亡者中，有许多是西乌克兰人，战前就在德国十分活跃。在这件事上，情况一开始就十分混乱，因为在他们企图利用少数民族来对付总督辖区的波兰人的过程中，德国人已经承认了西乌克兰人中的一个所谓“民族委员会”。他们还通过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培训了一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积极分子，因此进攻苏联的计划还在酝酿时，罗森贝格就觉得必须去访问一下卡纳里斯，请他提出一些可以考虑“以后可能加以使用”的“具有政治立场……的人”来。在这个阶段，他本人对那些流亡者的态度似乎是极端谨慎的。在进攻苏联的前夕，他指示他的僚属们在事先没有同他本人商量的情况下，不去利用那些乌克兰领袖。因此，当一个乌克兰“国民政府”在利沃夫进行拼凑时，它的成员立即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
可是，等到乌克兰被占领以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活动，即使实际上没有得到东方事务部的鼓励，至少也已经得到它的默许了。按照科赫的看法，流亡者的领袖，包括那个“驻斯洛伐克的乌克兰流亡者的全权代表”加列卡博士，都已经得到证书，使他们可以去乌克兰进行访问了；西乌克兰那些煽动分子也可以扮成开业医生进入该地区；而班德拉和麦尔尼克运动也得以达到在科赫看来只会危害到德国安全的活跃程度。
科赫极其看不起那个乌克兰将军斯科罗帕兹克，他当时仍由德国人在慷慨地提供资金。在科赫看来，这批流亡者只会捣乱，所以他打定主意，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敢于出现于德国专员辖区的话，就要无情地对付他们（事实上，他的确逮捕了一伙胆敢在基辅出现的流亡者）。就科赫而言，他认为1918年的那种“试验”决不应在乌克兰重复。事实上，他故意不理睬罗森贝格公开宣布过的要建立一个自治的乌克兰国的意图，他在1943年的新年献辞中公开警告各流亡组织说，他们不必盼望会建成一个傀儡政府，（他说）他的看法是，如果由他们去干，他们只会象以前那些布尔什维克那样，使这个国家陷于混乱之中。
这片混乱和吵闹的结果是，乌克兰民族团体对德国人的意图经常感到怀疑，因此他们的两个主要组织，即乌克兰独立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直到最后对德国的事业都摇摆不定，一会儿给以半心半意的支持，一会儿又公开表示敌视。他们有时候鼓动他们那些追随者去参加利西亚党卫队；有时候又公开同德军打起来，就象后来同俄军打起来那样。但是德国人——尤其是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执行一种积极得多的政策的武装部队——始终没有能觉得他们是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可靠支持的。
就象科赫认为罗森贝格对那批流亡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纵容得过了分那样，他也有理由抱怨说这个德国部长忽略了日耳曼族人——即那些在卡德琳娜大帝时期已经到俄罗斯来寻求生存空间的老一辈德国人的后裔。这在德国专员看来特别感到可悲，因为德国人在1941年夺取这块土地时发现了日耳曼族人是过着怎样一种生活。他们发现俄罗斯日耳曼人所居住的村庄（在1926年人口普查时，他们有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二十四人，主要聚居在南方的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一般地都是处于最糟的境况中”，由于布尔什维克“放逐了其中最优秀的人”，结果就不可能“在没有外来的帮助下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外，他们同纳粹祖国完全被隔绝了：“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几乎连元首的名字都不知道”，并且（显然被认为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德国部队已经开进来以后，还未能采取措施去对付残余的犹太人”。他们与其他占领区里的日耳曼族人不同，因而并“没有民政和经济机构所能依恃的可靠的人”。
科赫认为德国民政当局对日耳曼族人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因此在1942年夏季要求罗森贝格颁布一项法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他们可以重新加入德国社会，并且恢复他们的各项权利，”他本人已经给予他们特殊的免税权，还使他们受到德国婚姻法的管辖。可是，罗森贝格尽管十分钦佩“东方地区”日耳曼族移民的“巨大成就”，却不肯使他们具有一种会脱离其余的乌克兰公众的身分，也不肯把他们的定居点变成“日耳曼区”。因此，他不理会科赫的要求，结果后者就去求助于希姆莱。希姆莱作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会长，认为为了维护德国的“政治威信”，必须给那些残存下来的日耳曼族家庭“建立一个新家园”。因此，他决定，尽管由于苏联的放逐造成了人口丧亡十分之一，还是必须把他们集中在安排好的定居点里，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特殊的支援”。因此，他要科赫颁布一道法令，根据1941年3月4日“关于东方合并区内日耳曼民族登记和德国公民权的命令”的基本精神，承认乌克兰的德意志人为日耳曼族人，并准许他们以这种身分把他们的姓名登入德意志种族登记册里。在颁布这个法令的同时，又发布了一道命令，赋予某几类日耳曼族人以耕种（但不是立即拥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曾拥有的面积和地价相当的农田的权利。可是，这些措施事先都没有上报给罗森贝格，罗森贝格认为科赫背着他去找希姆莱而大为恼怒，他于1942年9月28日颁布了一道法令，正式斥责这个德国专员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不是由于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基本上都抱着反基督教的态度，那么到了为乌克兰制订一项宗教政策时，就会再次发生同样的冲突。就科赫在宗教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而言，据说他曾谈到同时建立两三个对立的教会是合乎需要的，因为他能够利用这一派去反对另一派，以坐收渔翁之利。至于罗森贝格，他却认为德国人“既没有复兴一个受压制的教会生活的任务，也没有责任去持续布尔什维克的灭绝政策”，因此德国专员只应默认“忏悔团体”就行了，不必给予他们任何“国家的支持”。但是这两个人到头来都不热衷于主动采取行动，因此关于东方教会前途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既不是出自这个德国部长，也不是出自这个德国专员，而是出于德国武装部队。尽管希特勒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东方地区恢复任何宗教活动，军事当局显然因为看到德军占领区里上教堂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印象深刻，以致他们决定亲自来抓这件事，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宗教自由——使罗森贝格除了默认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外，别无他法。
由于武装部队方面这种仁慈的干预（当然也由于苏联秘密警察的销声匿迹），乌克兰的宗教复兴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时采取了改组教会的步骤，包括在“解放了的乌克兰”为自治教会任命了一个“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