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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活动。
美国各军种都没有用训练或组织采购机关来准备适应这种新局面。负责购买这种或那种军需品的各个办事处分头将订货单交给各工厂，根本不管其他的、补充的生产规划会遭到什么事。任何一个军事部门恰巧先找到一家工厂，事实上就可以优先购买它的产品。就整个经济来看，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发出的订货比实际可以生产的要多得多。这种过程在生产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缺乏平衡。例如，订购了大量小型武器的弹药，制造这种小型武器的新工厂也已开始在建造，这时人们才发现，如果这项规划实现了，那末这批弹药的供应就会大大超过任何紧急的需要。
战前的岁月里因袭下来的优先权制度已经表明完全不足以应付新的紧张局面了。安排优先权的权力分别掌握在战时生产局和陆海军军需品供应局的手里。不久，发交根据战时合同进行生产的工厂的优先权如此之多，以致这些优先权变得毫无意义了。当在流通中的一级优先权多得足以把现有的原料供应完全吸收去或不止是吸收去时，这个优先权制度就失去了意义。这几乎正是1942年的头六个月里所出现的情况。日本占领马来亚，使橡胶和锡变得很缺乏，而德国潜水艇成功地击沉了平时供应东海岸石油的油船这件事，使该地区的石油变得很缺乏，这使局面更形复杂化了。
所有这些平衡的失调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在1942年秋天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军需品生产的增长率开始惊人地下降。不少人已经预见到发生的困难，也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各种不同的建议。陆军后勤部的主要人物强烈地要求扩大他们对经济的控制，认为战时生产局的文职人员中有一批胆小鬼妨碍着他们生产计划的全面实现。反过来，纳尔逊和战时生产局的其他官员则批评陆军在经济上的天真幼稚，而且特别为军人们乐于削减掉的文职人员所要求的供应进行辩护。战时生产局和陆军之间的斗争在战争的年代里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不时爆发成惊人的公开争吵。
1942年间，试行了三种办法来补救美国战时经济的一片混乱。委派了一些“拥有特权的人物”去推动旨在解决橡胶和石油缺乏的主要发展。这个办法或许是应付一场危机的有效途径——无论如何，合成橡胶工厂建立起来，把石油输往东海岸的一条输油管也铺设了。但是这种特殊的组织，最后不过是对经济管理方面当时存在的混乱增加上另一个因素而已。这些困难的合理解决方法只能是通过一种广泛的全面的控制，把国家的生产能力用于被认为是最迫切的任务，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至于牺牲各项竞争规划之间必要的平衡。
建立这种全面控制的第一个尝试是一种相当生硬的手段。统计学家们指出，全部未完成的订货单根本超出了工厂在1942年间所能接下的数目。因此，经战时生产局提议，总统最后命令武装部队把他们的合同削减到据估计是在全国各工厂的生产能力范围内的一个金钱总值上。这个步骤本身并没有确保实际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平衡，虽然通过取消一些边缘的计划，多少解除了一些加在全国生产能力上的压力。还需要实行其他的更为精确的控制才能确保下列要点：（1）根据全面的财政限制所拟定的生产规划不至于因为主要原料的缺乏而无法实现，（2）最终的产品将相当合理地适应于陆军、海军、租借办法和民间经济当时的需要。
建立这种控制的第一个尝试通称《生产条件计划》。它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就在自愿的基础上小规模地实行了。1942年6月10日，纳尔逊宣布，这一计划在1942年9月1日以后将对金属的消费者（除最小的消费者外）一概强制实行。这个计划要求作出繁重的统计和事务性的工作。每一家工厂都必须上报它所接下的订货和手头现有的原料，并按月估计未来的需要。同时，对全国的原料和半制成品的总供应量也作了估计。然后，还得使供求的这两项计划得到平衡。最后，对生产计划经严格检查后获得批准的制造商一概发给单据，使他们有权正规定的发货时间领取一定数量他们所需要的原料。
这个计划经过一定时间，或许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需要作出的计算和日常的文书工作这些错综复杂的事务竟然是应付不了的。充足的情报和老练的工作人员两者都很缺乏。此外，战时生产局内外还有一群反对这项计划的重要人物，他们敦促放弃这项计划。这个计划最初生效的时期正是军需品增长率缓慢下来的时候，这被看作是它的失败的一种约略的现成的征兆。个人的和官僚政治的野心与猜忌在很大程度上都卷进了这幅画面。最后，这个计划容易受到一种理论上的反对，因为它对于在各个申请人——陆军、海军、民用经济和租借法——之间系统地分配工业能力并没有作出直接的规定。
这些压力导致政府放弃了《生产条件计划》。接替它的就是所谓《原料管理计划》。这个新计划于1942年11月公布出来，但是在计划付诸实行之前，允许制造厂商和政府官员有一段时期去熟悉一下计划中的规定。结果，这项新计划到1943年6月才开始实行。因此，它不属于我们目前讨论之内，我们将在下文加以叙述。
尽管美国经济动员带来了一片混乱，但是当我们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它的（总统1月所定的目标除外），1942年的实际成就给人的印象却是极为深刻的。美国1941年“战时产量”的总值是一百八十五亿美元；1942年，相应的数字是四百六十六亿美元，增长差不多三倍。在1942年的总值中，生产的军需品的总值占三百二十五亿美元，战时建设——新工厂、军营等等——的费用占一百四十一亿美元，军需品产量的增加按比例说来比总产值的增加还要大，几乎超过1941年产量的四倍。
尽管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军事方面对装备和供应品的要求到1942年年底还是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在制定计划和控制的一级上仍然存在着两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一是生产计划与战略协调的问题。1942年10月，成立了一个必需品联合小组，希望由此解决这一明显的缺陷。但是这个小组仅仅是一纸空文，这部分是由于各军种之间的猜忌，部分是因为参谋长们都极不愿意允许任何文职人员参预军事战略的秘密，部分还因为军事领袖们自己对盟国战略未来的方针仍然非常琢磨不定。
第二个未解决的，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是，把生产资源在盟国中进行有效的分配——按实际情况说，就是让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进行分配。为了这项目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一致同意成立三个联合委员会。1941年6月，在英国的生产大臣奥利佛·利特尔顿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访问以后，又成立了两个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成为可以把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努力联合成一个更大的、更有效的整体的主要手段。接下来，我们必须简括地叙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究竟能够办成多少事。
1942年1月26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宣布成立联合军需品分配委员会、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如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样，“联合”这个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1942年6月9日，另外两个委员会——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和联合粮食委员会——成立起来时，仍然使用了这个词。然而，授予这些委员会的权力并不一样，它们的活动范围和成效则更不一样。
总的说来，工作最有成效的委员会是联合原料委员会，它由两人（包括他们的工作人员）组成，一个代表英国供应部，另一个代表“美国政府”。该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根据原来的组织条例，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制订计划，以便尽好、尽快地开发、发展和利用两国政府现有的原料。成立联合原料委员会的协定宣称，它的建议“应由两国政府的各个部门负责执行”。这样的措词意味着强制性的权力。如果该委员会坚持行使这种权力的话，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场激烈的权限方面的争论。可是事实上，联合原料委员会采取了依靠战时生产局和供应部（后来是生产部）在统计和其他方面提供援助的方针；它依靠劝说和辩论来使两国的行政管理人员相信，对供应不足的原料一定要共同使用。
诚然，联合原料委员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在工作方面一贯谦虚谨慎。只有特别紧张的原料才引起了它的注意。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联合原料委员会就对英美两国能从世界各地取得的原料作一估计。根据这种情报，它采取了各种措施，使可以利用的物资能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最有效的分配。在有些情况下，它把一国的物资分配给另一国，例如，美国曾经按季度将铜分给英国。在其他情况下，两国间对可以获得的物资来源也以最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分派。因此，橡胶产地便在两国之间划分，在指定的地区内，每一政府享有排他性的收购权。
除了稀有原料的分配工作外，委员会还提出开发各个潜在的生产地区来增加物资供应的办法；它还提出以代用品或改变规格等办法来节省稀有的原料。此外，它还建议用各种方法来改变传统的贸易方式（例如，以纯磷代替磷酸盐岩运往英国），以便减轻对海运舱位的压力。
联合原料委员会的许多建议差不多总是被采纳的。这部分反映出委员会两位成员机智灵活的个性。或许，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英帝国和美国在原料供应方面或多或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英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有许多原料可以提供给美国以换取美国的原料。由于双方的交换几乎相等，每一方都易于认识到，联营的办法不仅可以而且的确绐盟国带来一般的利益，同时还给两国都带来一些好处。
就英美两国在共同经济努力的贡献来说，只有在原料问题上两国可以说是平等的。在其他方面，两国之间的关系则是单方面的——美国人供给，英国人承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常常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应该放弃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反复出现的紧张大大破坏了其他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效果。美国人的否决权太露骨了，以致妨碍了共同的讨论和研究。英国人则总是落到了恳求者而不是合作者的地步。
英美两国之间关系的不正常于1942年间在船舶和军需品方面特别明显。船舶和军需品部极其缺乏；美国军事力量的建立和加强与英国代表所提出的要求直接发生了冲突，因为英国代表要求美国安排船只和军需品去支持他们的军队和平民。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官员都坚定不移地把英国要求尊重盟国共同一致的原则的呼吁看作是诡辩，而英国代表则常常觉得美国人是鼠目寸光或固执自私。只有高级领导人员坚持要扩大互助的决心，才使基层人员之间的摩擦不致变得难以忍受。
关于军需品分配委员会问题，以及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在试行的基础上设立该委员会的方式，上文已经谈过了。与联合原料委员会不同的是，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分为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设在伦敦，负责分配英国的军需品，另一个设在华盛顿，负责分配美国的军需品。每个分支机构均由代表武装部队的美国和英国官员所组成，但都由一位文职主席来领导：在华盛顿是由哈里·霍普金斯负责，在伦敦是由比弗布鲁克勋爵（后来则由奥利弗·利特尔顿）负责。这个委员会只具有提供意见的权力，所有的建议最终还得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予以批准。
军需品分配委员会是这样行使职能的。申请军需品首先要根据申请国所使用的武器是美式的，还是英式的，分别向华盛顿或伦敦提出（俄国的申请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按照议定书的规定，从英国获得什么项目，从美国获得什么项目）。由于英国的生产未能满足对它所提出的军需品要求，不足部分便向驻华盛顿的分支机构提出申请。实际上，关于军需品分配的主要争执最终是在华盛顿获得解决。
在1942年里，争取装备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哈里·霍普金斯在防止对英国和其他盟国申请军需品不予重视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当军需品分配的争执达到特别剧烈的阶段时，霍普金斯总能立即从罗斯福那里得到权威性的裁决。结果美国陆海军将领们提出的有关急需装备的迫切要求好几次都遭到拒绝。可是如果没有这种驳回美国军方提出的要求的权力，英国、俄国和其他各盟国在1942年几乎就得完全依靠它们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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