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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克拉克对事态发展的结果印象很深。他认为，看来既然是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命令终止了法国人的抵抗，那末显然应该同他打交道。克拉克希望达尔朗对盟国的价值现在只是刚露出一点苗子来，希望他能把驻土伦的法国舰队争取过来，并说服在突尼斯的舰队司令去抵抗德国人。这些希望很快都落空了。但在11月13日同达尔朗达成决定性的协议时，成功的机会看来还远远不容忽视。法属西非连同达喀尔后来真的一枪未发地就归附到达尔朗和盟军方面来了。
第三，克拉克觉得一个军人的职责是避开政治而让法国的官员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假使他们愿意在达尔朗的领导下并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行事的话，对克拉克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肯定就在这个问题上，墨菲对克拉克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军政分离的信条对美国政策的明智性也起了相反的作用。看来墨菲和克拉克嗅觉都不灵，没有觉察到达尔朗作为维希政府的一个成员来行事的结果所带有的政治气味。看来他们两人都感觉到他们应该纯粹从军事方面的考虑来作出他们的决定，即在北非建立巩固的基地，并期望盟国控制的范围扩大到达喀尔、突尼斯和法国舰队。当他们与达尔朗打交道的消息传到英国和美国，因而引起批评和怀疑时，克拉克和墨菲两人都非常吃惊。他们为了严格的军事目的，竭尽所能地干着，却非常不公平地被指控为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回顾一下从11月8日至13日这多事的一周中所发生的事件，人们可能对克拉克所作的决定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但如果看不到当时围绕着整个谈判所出现的匆匆忙忙、变幻莫测以及显然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等情况，那也是不公平的。假使突尼斯和法国舰队那时已经接受达尔朗的领导参加盟国方面，那末这个协议也就证明克拉克当时对它所抱的希望是有道理的。再说，如果克拉克能够找到一个他所真正信任的人物来代替达尔朗作为北非的法国行政长官的话，那末很难相信他会和达尔朗打交道了。吉罗完全不适合担任在初步计划中安排给他的角色。吉罗在政治上的无能，不时发脾气，以及常常突然改变主意等表现，使自己丧失了一些机会。他已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他不愿意和贝当彻底决裂，他对后者的社会和政治见解一般是表示同情的。但是北非其他支持贝当主义的人都不乐意承认他。公开反对维希政权在北非的合法性的人为数极少而且也没有什么势力，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也不喜欢吉罗。吉罗认识到，先是美国人，而后就是他自己在阿尔及尔的支持者们怎样大大地欺骗了他，因此在到达阿尔及尔的头几个小时内，就由于他的消极态度而拆了自己的台。
1942年11月时，戴高乐在北非并不是实际上可以取代达尔朗的对手，尽管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对他的要求并不是很反对。北非的法军司令官们非常不喜欢戴高乐，他们十分明白地表示他们决不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当时在那里再也没有别的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或将军了。因此，克拉克除了达尔朗之外再没有任何有前途的物色对象了。
这个过失部分是机会造成的。吉罗的迟迟到达阿尔及尔以及达尔朗的在场是无法预料的，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特别是对吉罗的威信和性格特点的不正确的估价，应对造成盟军登陆后所发生的混乱情况负责。如果决策英明的话，就一定可以找到比吉罗表现好的领导人，同时会事先与维希政权的合法性断然决裂并恢复共和政体。而美国人始而接受吉罗，但对他并无任何真正的了解，继而虽说不无理由，又把他撇开，遵照非常可笑的不干涉内政的信条，允许维希政权在盟国的领导下继续在北非存在。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尽管在军事上能取得现实的和预期的好处，但决不能看成是盟国政治手腕的胜利。
达尔朗在北非建立了政权，这并没有结束政治上的困难局面，但随着战局不稳而来的紧迫的压力则逐步减弱，处理政治问题的更多的正常渠道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乐意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突尼斯战役的进展上。在政治上同法国人打交道变成了文职官员的责任，最终变成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责任。
起先罗斯福觉得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达尔朗达成协议是犯了大错误，但1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发来一份长长的电报，里面提到了已经到手的种种直接的好处，终于使得罗斯福相信他们那样做是正确的。丘吉尔的怀疑则更为显著，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不接受艾森豪威尔的安排。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在分别发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电报中热烈赞同与达尔朗打交道。
在战役进行的头六个星期中，严格的政治检查使得在北非发生的事态的详情不能为英美公众所知。被战事上振奋人心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的报界，只是对已作成的政治安排表示了相当温和的异议。但政治检查和战事新闻的分心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罗斯福希望表明美国的立场，同时也想避免严厉的批评，因而于1942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他关于法国事态的基本观点。他说：“未来的法国政府将不是由法国本土或法国海外的某个个人来建立，而应该由因联合国家的胜利而获得解放的法国人民自己来建立。”根据这一原则，罗斯福声称，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战事的压力才这样做的。”他的声明以叙述同达尔朗合作所获得的军事利益来作为结尾。罗斯福私下希望达尔朗很快能被赶下台，但在突尼斯的战斗结束之前就推翻这一已作出的安排，又被认为是不明智的。
对达尔朗的不信任和不喜爱在英国比在美国要厉害得多，但丘吉尔可以声辩说，整个事情都由美国负责，因此英国政府不应立即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
罗期福和丘吉尔所作的这些努力有助于防止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同达尔朗作成的交易。但是在许多人中间终于还是留下了不满意和不信任的回味，这些人认为同历史上有法西斯主义污点的人妥协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在关于戴高乐和吉罗在北非争权夺利的问题上，这种感情就公开化了。
在北非，罗斯福11月17日的声明进一步动摇了达尔朗的地位。这位法国海军上将原来希望并打算让维希政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直到贝当这个年迈的元帅能够从德国人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并恢复他的法国国家元首的合法地位时为止，他认为自己是代理贝当行事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意味着达尔朗的权力将扩大到那些仍然忠于维希政权的法兰西帝国的所有部分，然而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都不乐意让他的权力有这样的扩大。
即使在北非，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觉得要接受达尔朗的政策是越来越困难了。从一开始，认为可以让法国人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的想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早在11月20日罗斯福就插手了，当时他下令，不管达尔朗同意不同意，要艾森豪威尔释放北非的全部政治犯。到了1942年12月底，由于任命墨菲和英国的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拥有否决法国行政官员命令权力的两个特别政治顾问，盟国对法国政策的监督就变成经常性的了。不过法国的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很不乐意听从外国的指挥。他们中间很多人开始耍弄两面派手法，对责令他们做的大部分事情表面上显得非常驯服，但是却不把英、美人的建议付诸实施。他们自称对当地情况拥有特殊的知识并侈谈阿拉伯人不满的危险，如果象褫夺犹太人公权等等的维希法律被撤消的话。结果，盟国的压力未能使北非法国行政当局的现存政策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
原则上吉罗不参与政治活动。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实际上他也很少和那一帮曾利用过他的名义在登陆前搞密谋的人来往。当然这一帮密谋者是怀恨在心的。11月7…8日晚在阿尔及尔搞的政变失败了；他们被美国人和吉罗本人所抛弃。达尔朗把担任公职的大多数密谋者都解职了，包括马斯特将军在内。他们在社交方面受到了忠实的贝当主义者的严峻排斥。他们中有些人马上就想到戴高乐，希望他能够也乐于支持他们。从戴高乐的总部来的一个使者于11月19日到达阿尔及尔，并与部分不满分子接触，很快就达成了谅解。
戴高乐起先对英美在北非登陆的反应是，在电台上发表演说欢迎盟军。但是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激怒了他，特别是看来他和他的追随者有被排除出北非的可能的时候。为了寻根究底，戴高乐认定由他去美国访问一次并试图与罗斯福达成谅解将是有益的。正当他整装待发去华盛顿的时候，达尔朗遇刺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他的这次旅行很快就取消了。
1942年圣诞节的前一天，一个曾经参加过11月7…8日阿尔及尔政变的青年人开枪打死了达尔朗。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是很错综复杂的，而且有人企图遮掩整个事件，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那时只作了既不完全而又被歪曲的报道。根据后来的调查，可以肯定，这次谋杀就是先前策划起义以支持盟国登陆的那一伙中的几个人所密谋进行的。两个被认为最有直接牵连的人是，亨利·德·阿斯蒂埃和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科尔迪埃神父。德·阿斯蒂埃和科尔迪埃神父两人都是戴高乐主义分子又是保皇党，他们的这种混合身份乍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他们的希望是，一旦达尔朗被清除，法国王位的觊觎者巴黎伯爵将能把所有法国分裂的派别统一到他的旗帜下。但这一计划成了泡影，因为巴黎伯爵一发觉美国人不会同意这个计划时就缩手不干了。
这些情况在当初是不知道的。官方发表的公报暗示说轴心国的特务要对达尔朗的被刺负责；而法国的官员互相隐瞒重要的证据，不让公众知道。结果，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了这次谋杀事件；法国当局极不象样地匆匆忙忙于12月26日只经过非常草率的审讯就把凶手处决了，这种做法丝毫也无助于消除很快就在阿尔及尔传播开来的种种猜疑和谣言。
达尔朗之死又把法属北非的未来政局置于纷乱多变之中。那些组成所谓帝国参议院的法国高级官员想把达尔朗的权力交给诺盖，但艾森豪威尔在罗斯福授意下声称吉罗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吉罗自己不想要这个职位，但在稍经劝说之后同意接任达尔朗的职务。
吉罗执掌政治和军事领导权后，法国北非当局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重新又开展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维希政权和贝当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整个合法性问题也得做出决定。尽管这样，随着达尔朗从北非政治舞台上消失，方始看来有希望为这两个法国不同派别之间的和解铺平道路。
还在11月8日之前，戴高乐就表示愿意同吉罗达成协议，当他听到达尔朗遇刺的消息时，戴高乐就提出同吉罗会晤，以便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国政权。但吉罗想到他答应过诺盖不让戴高乐进入北非的诺言，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实际上，吉罗仍然认为自己是贝当的代理人，因而不愿意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彻底清洗维希官员的要求。
罗斯福和丘吉尔几乎从一开始就急于促成这两个法国人之间的和解，在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们也朝这一方向努力过。戴高乐一开始拒绝接受邀请到卡萨布兰卡来，后来虽然在英国人的强大的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但安排他与吉罗之间的会晤未能取得任何协议。
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吉罗在北非的地位逐渐受到削弱。盟军的压力限制了他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行动的自由。在突尼斯的作战进度由于时值泥泞和不利于机动的漫长冬季而迟滞下来，以致原来认为法属北非很快就会不再成为战场的想法失去了现实意义。为了对付这种新形势，约于1月中旬把法军直接置于盟军统帅之下，这就违反了艾森豪威尔与吉罗在直布罗陀签订的协议。
另一方面，在这几个月里，随着戴高乐在整个法兰西世界中威望的提高，戴高乐派在北非的势力不断地扩大并增强。戴高乐同法国本土的法国抵抗运动的关系大大加强了他对付吉罗的地位。戴高乐和他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