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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艾森豪威尔同意，他将制订一些利用西西里战果的计划，等时机到来时，他不但将把这些计划送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且将把根据形势发展而作出的具体建议也送去。丘吉尔对这个结果尚感满意。他意识到，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司令官是希望朝前推进到意大利境内去的，而且，就象他在给伦敦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只要稍有耐心，我们英国人大家又意见一致，可能会获得所期望的解决办法的。”
至于欧洲方面，“三叉戟会议”和阿尔及尔会议的结果竟然比在卡萨布兰卡达成的协议要切实得多。理由之一是，有了在北非取得胜利的背景，而且盟军可以支配的物资、船只和受过训练的人力也日益充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盟军能够订出一些较为稳固的计划，能够迫使德国人继续采取守势，并能越来越随心所欲地打击敌人。英国人不再十分担心美国人会从欧洲撤出他们的主力部队去打日本了。他们希望，依靠形势的发展，依靠他们自己的军事外交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可能性和障碍的较为正确的估计，他们将能使美国人转而接受他们所制订的战略的主要纲领。美国人则觉得，英国人不愿同意他们的战略计划是可以用充分生硬的态度来克服的。尽管他们仍然十分警觉，惟恐英国人用狡猾的手段把他们引向歧途，他们还是认识到，使这两个国家团结起来的最终目标的一致性。
但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方面，形势却同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时没有多大不同。在华盛顿，没有取得十分有效的一致意见，而英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会上继续激烈地进行争吵。由于中国在钳形攻势中一个钳的任务已被取消，“三叉戟会议”上商定的用来打倒日本的那项宏伟的计划就必然要作出根本性的修改了。
“三叉戟会议”的决议使俄国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大为紧张。尽管英国人同美国人在有关“霸王”计划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和，双方还是同意：在1943年余下的几个月中不能在法国建立第二战场。对斯大林透露这个消息，肯定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丘吉尔和罗斯福觉得很难起草一份电报，用最完美的措词把这项决定告诉斯大林。结果，最后的电报稿是马歇尔拟完的。尽管盟国的领袖们在用词上花了力气，想使这个消息听起来愉快一些，但斯大林在接到这个消息时，还是大为愤怒。接着，象我们上文所述的那样，就出现了一段疏远的时期。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部队是在1943年7月9…10日夜间入侵西西里的。意大利士兵并未进行多大抵抗，尽管他们是在保卫祖国的国土，而当地居民则普遍欢迎盟军。然而，在西西里的德国部队却以一贯的本领进行了战斗，并成功地退到了该岛的东北角。在那里，他们通过一系列顽强的后卫战斗进行自卫，直到8月17日，全体都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到了意大利的本土。
对西西里的进攻在盟军面前出现了一个对一部分敌国国土进行管理的问题。在北非，民政管理工作曾由于法国官员的暖昧身分——登陆前是中立国公民，登陆时是敌人，几天后又成了朋友——而变得复杂化。在西西里，盟军面前没有出现这类复杂的情况，他们事先就决定应把担任公职的法西斯分子全部清除掉。由于让维希方面的法国官员在北非留任，罗斯福曾遭到麻烦，他急于想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这时他只好求助于过去打算处理法国事务而没有用上的主意，就是暂停政治活动直到战后为止。
用来行使盟国管理平民的职权的机构叫做占领区盟国军政府（AMGOT）。根据原来的设想，它的任务仅仅是军事方面的，要求由陆军军官组成的一些工作班子，能够保障战斗部队后方的治安和秩序，能够保持交通线畅通无阻，并且统管当地事务，以便促进“有关未来作战的盟军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西西里战役的司令官亚历山大将军被任命为西西里的军事总督，而盟国军政府本身则由一个英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副手掌管。
最初，西西里的盟国军政府倒能相当顺利地进行工作。当盟军穿过这个岛屿向前推进时，他们进入了一个实际上等于政治上真空的地区，军政府工作班子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象粮食供应、环境卫生、抢劫行为等。然而，在进攻意大利本土时，意大利政府投降了，这就带来了类似在法属北非出现的、曾使盟军烦恼的政治上的混乱。
英美的战略意图是不太明确的。根据1943年5月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决议，艾森豪威尔的任务是制订“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计划，但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以前，他却无权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此外，艾森豪威尔也完全无权作出任何政治上的决定。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把制订关于意大利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只把最低限度的处理权留给他们在战场上的军事代表。结果是在地中海地区盟军司令官之间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混乱和无所适从，他们干的时候毫无把握，不知道他们的上级是否会批准他们的建议。
然而，比起意大利本身的混乱来，盟国阵营中的混乱就算不上什么了。对意大利人来说，这场战争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打得不好。他们在北非损失了大量的兵员。对德国人的憎恨是普遍的，但同时在意大利却驻有许多德国部队，足以使意大利人想自行作主并摆脱希特勒成为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然而，这正是盟国要求意大利人做的。1943年7月16日，由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合发出的一份文告对意大利广播了，其部分内容如下：
保全意大利的唯一希望在于向联合国家的具有压倒优势的部队作光荣的投降。如果你们继续容忍为纳粹邪恶势力效劳的法西斯政权，你们必将自食其果。……
让你们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意大利人究竟应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死呢，还是为意大利而生，为文明而生。
“光荣的投降”听起来要比“无条件投降”好得多。当然，这是事先计划好的。意大利人的低落的士气，困难的军事形势（意大利军队有一半驻在巴尔干各国，而希特勒不让这些军队回来协助保卫他们的祖国），以及盟国的心理攻势，这一切都有助于促成1943年7月25日的军事政变，这次军事政变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由皮耶特罗·巴多里奥元帅取代他成为意大利政府的首脑。
巴多里奥在7月27日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实行全国戒严，并在战争结束前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他还宣布说，战争将继续下去，但在意大利、德国或盟国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句话。德国人立即开始把增援部队派到意大利北部，而且并不隐瞒他们对意大利新政府的不信任。
盟国同样也不很信任，但试图从墨索里尼的倒台中得到充分的好处。7月27日，丘吉尔在下院讲话，对于欧洲一个独裁者的倒台表示满意，但是对巴多里奥新政权要作出任何评价，则持保留态度。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伸出了橄榄枝。他说：“当意大利事务正处于这种可变的、不定的、未成形的状态时，如果援救它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竟然摧毁意大利国家的整个结构，不让其表达自己的意志，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又说：“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应全面实现，而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这既对意大利有利，也对盟国有利。”
第二天，即7月28日，罗斯福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以强硬得多的方式谈到了意大利的事务。这位总统说：
我们对意大利的条件仍然同我们对德国和日本的条件一样，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我们决不以任何方法、形式或态度同法西斯主义打交道。我们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的残余遗留下来。
最后，意大利将重建自己的国家。干这件事的将是意大利人民，他们将根据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则来选择自己的政府……
同时，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争将进行下去。战争必须进行下去，也将进行下去，直至意大利人民认识到为一桩必败无疑的事业打下去是无益的时候为止，对这桩事业意大利人民从来也没有给与全心全意的赞成和支持。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欢迎巴多里奥政府组成时所用的显然不同的语调，反映出他们之间有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这部分是战略的问题。丘吉尔长久以来就深信，盟军应在意大利打一仗，因此他欢迎赢得意大利政府消极的或者甚至积极的支持那样一种前景。这种支持将使战争容易进行得多，而且，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在罗马以北的某处组成一条抗击德国人的战线。此外，意大利和德国的决裂还能在巴尔干各国和爱琴海地区展开一幅吸引人的前景。如果能说服美国人，打消他们反对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作战的意见，那末丘吉尔所珍爱的那个在南面进行多方面的进攻而使德国人从西面抽调后备力量来的计划就能实现了。
罗斯福对巴多里奥投向盟国阵营可能带来的军事利益并非无动于衷。但他被一些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作战抱怀疑态度的军事顾问包围住了，他们认为，在地中海地区作战只会妨碍横渡海峡的迅猛进攻。的确，马歇尔和他的同僚无法忽视从意大利投降中可能得到的军事利益，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943年7月16日批准了一项进攻意大利的计划。这项计划的初步目标是夺取那不勒斯地区。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在批准这项进攻意大利的计划时是不热心的，英国人提出的盟国部队应当试图在更东的地方作战，以便把兵力进一步分散的建议，都遭到了冷酷的拒绝。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对意大利的新的进军已经危及为1944年春天进攻法国北部所需要的最大武力的集中。在他们看来，资源决不能允许进一步消耗了。结果，这对罗斯福发生了影响，降低了他最初对地中海地区进行冒险的热情，并缩小了他对巴多里奥投降可能给盟国带来的军事利益的估计。
对总统来说，另外一种考虑也许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巴多里奥很可能结果竟是另一个达尔朗，盟国一旦同他打交道，就很难把他摆脱开，然而，由于他同法西斯政权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不可能被接受到联合国家的行列中来。丘吉尔却不受这些顾虑的束缚。他在7月31日写信给罗斯福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一点也不怕在表面上承认萨伏依王朝或巴多里奥，只要他们能使意大利人去干我们的战争目的所需要的事。这些目的肯定会由于混乱、布尔什维化或内战而受到妨碍。我们没有权利把过分的负担加给我们的部队。很可能，在停战条款被接受后，意大利国王和巴多里奥在投降的耻辱下都会倒下，而另行选出王储和一位新的总理。
罗斯福看到，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没有人可以立即代替巴多里奥和意大利国王。而且，他也并不希望迫使意大利陷入政治混乱。诚然，这位总统看来是处于极端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他对于意大利投降所带来的战略上的利弊犹豫不决，对于叛变的巴多里奥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也犹豫不决。对比之下，丘吉尔的意志是专一的和坚决的。因此，他的获胜也就不足为奇了。丘吉尔本人的外交风度以及当时的形势都帮了他的忙。
在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事情发展得很快。8月4日，意大利通过驻里斯本的大使馆向盟国进行了第一次和平试探。两天以后在丹吉尔开始了更为明确的谈判。同时，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急忙着手起草意大利投降条款。这项任务交给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联合民事委员会。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英国人希望无限期地维持意大利国王的权力并建立起巴多里奥政府的威望，美国人则认为，鉴于意大利国王在法西斯政权下的所作所为，他已丧失了保持国王特权的所有权利，而巴多里奥政府的权力和威望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丘吉尔本人一贯倾向于君主政体这种政治制度，这对于英美两方的意见分歧起了一部分影响。更为根本的是，他担心，万一巴多里奥那样的人所代表的君主政体和保守主义的结构崩溃，意大利要不了多久就会转向共产主义革命。与此相反，美国人基于自己的国家传统，是倾向于支持共和主义的，他们不相信在意大利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