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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是最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自卢西尼亚的乌克兰危险的消失完全被德国在斯洛伐克的出现所抵销，后者是更为露骨、更为强大的威胁。
1938年秋季和1939年春季捷克冲突的不流血解决以及兼并斯洛伐克，使大德意志的领土得以圆满调整，因而此时有可能根据或多或少有利的战略前提前考虑波兰问题。
德国于3月23日夺取立陶宛的美美尔，这是1939年3月强暴事件的尾声，也可以从反面说明并强调波兰的被包围。“此后德国人对立陶宛十分‘宽宏大量’，希望立陶宛能由于维尔纳而成为它反对波兰的盟国，成为它北翼的另一个斯洛伐克。”
美国驻柏林的武官在一份报告中敏锐地描绘了新的形势：
德国由于占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在军事上和战略上所取得的利益是巨大的。从战略上看，德国已置身于波兰和匈牙利之间，明确而又永久地防止了波匈反对它的联合行动，而且，如果德国要对波兰采取行动，它现在已控制了通往克杜科夫、林堡和俄国乌克兰的大门。它现在所处的新地位可以把它的军队部署在波兰的三个方面，可以从容不迫地给予又迅速又有力的打击。至于对匈牙利，德国也从西北两个方面威胁布达佩斯，德军所处的地位可以长驱直捣匈牙利的肥沃大平原或通过匈牙利进入罗马尼亚。从德国据有的新的战略地位来看，匈牙利占领的卢西尼亚的崇山峻岭已无足轻重了。
从此以后，小国要么就加入德国的行列，要么就求助于反德各大国的从未履行的保证；可是在第一次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后残存的东欧中立集团的幻想这时终于破灭了。因此，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同边界正由于其实现的具体情况而失去其主要目的了。希特勒把他对乌克兰的长期计划搁在一边，却换得了当前如此巨大的利益，这正是希特勒策略天才的特征；或则也是形象地说明，当一个大国正处于扩张的春潮高涨时，小国的防御性策略只会倒戈反击自己，成为一股洪流中的支流；“因为在这一点上，权力的本质正如名望一样，总是日益增长，或是象重物体的运动，走得越远，速度越快”。
波希米亚过去在欧洲危机中曾两度充当过主角，十五世纪的胡斯革命不仅是新生的捷克民族主义对德意志权势上升的反抗运动，而且也是在自由的精神道德或思想意识方面所设想的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此种革命贯穿于全部西方历史，而以民族运动和1918年的威尔逊原则为最高潮；就它的宗教和社会方面的极端表现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来看，它对宗教会议运动所起的作用正如后来布尔什维主义对国际联盟所起的作用一样。在十七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期间，波希米亚又一次公然对抗德国的天主教，当时它取消了它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另外选举了一个信新教的亲王为国王，这便加速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波希米亚人在胡斯战争中保持了他们的独立，他们对欧洲的军事优势确实也保持了十七年之久，最后以1436年的协议，与巴塞尔会议取得了妥协，根据协议他们的宗教自主获得了承认。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他们在对抗反宗教改革军队的战斗中，只保持了两年独立，其后自白山灾难性的战败后，他们的独立丧失了整整三个世纪。在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捷克人第三次成为欧洲危机的中心，这一次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主角，他们扮演的是一个默然的顺从者而不是一个反抗者，他们在1938年9月对大国的意志只抵制了一个星期。1939年3月，他们一枪不发地屈从了。自十五世纪以来，由于现代国家的实力和组织的增长，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明确，致使现在较小国家的人民要保持其独立是那么困堆了。但是希特勒提倡的消灭小国的主张，却加深了大国之间角逐的尖锐化，其趋向是他所不能控制的。早在六十年前俾斯麦就说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俄国所要占有的就不仅是加里西亚，而是全部奥地利斯拉夫人。
至于波希米亚，欧洲永恒的战场，润泽我们的各条河流所发源的大高原，上帝竖在我们大陆中心的天然大要塞，如果落到俄国手中，那就意味着我们被奴役，如果波希米亚在我们手中，那就意味着对沙皇帝国进行毫不留情的和永无休止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奥地利的继续存在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希特勒的治国谋略不懂得他前任的那种有限目标和适度节制，因为他的治国谋略确实实现了俾斯麦政策中的更为深刻的精神特质——暴力、欺诈和骄横。正是1939年3月15日胜利自身带来了俾斯麦所预见到的各种后果。
纳粹于1939年3月兼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加上前一年征服奥地利，可说是德国历史的恢复和完成。第三帝国是在第二帝国的基础上，但是在更为缩小的边界内建立起来的，新的帝国现在突然以古代帝国的面貌出现，扩展到它以前的东部边缘，并自称有权继承其遗产。如同拿破仑帝国曾经乞灵于加洛林王朝的传统一样，希特勒的大德国也求助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并吞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就重建起撒克逊和撒利历代帝王的东部边界，而且并吞是在明确提到“千年之久的历史”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年夏天，在同奥地利合并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杖标志就从维也纳带回到纽伦堡，现在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德国人新的公共节日——就在这里举行。
＇希特勒说＇我已叫人把旧德意志帝国的王权标志送到纽伦堡，不仅让我们德意志人自己，也让整个世界都想到，在发现新大陆五百多年前。就存在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长期沉睡。德意志人现在醒来了，而且显得是自己千年王冠的所有者。
求助于奥斯曼传统是以一种新的、更有力的方式，来坚持德国由来已久的在欧洲称霸尤其是在东欧各民族中称霸的要求。里宾特洛甫对松冈说，“新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将建立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古老传统的基础之上，当年它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统治力量。”匈牙利曾对前一年11月维也纳裁决书的不公正表示不满。希特勒在1939年1月对匈牙利外交部长恰基加以叱责时，他说匈牙利人只想到千年之久的圣斯蒂芬王国，但他自己要以古代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压倒这些妄想。不过，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是现在把过去塑造成为自己的形象。因为从十世纪以来，波希米亚一直是承认帝国的宗主权的，而且在十一世纪帝国几乎把匈牙利降低到附属国，但这个帝国一直有别于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直到十五世纪，与开始形成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相呼应，“德意志民族的”这个字样正式加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上。希特勒的早期征服比之中世纪的回忆具有更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些征服对非民族的过去，来了一个清算，过去德意志人曾被分隔为许多弱小国家或是被分开在俾斯麦帝国和奥匈帝国两个国家之中。这些征服是对哈布斯堡“这个衰微没落的王朝”的最终抛弃，它一直是德国统一的障碍。这些征服又实现了俾斯麦所尽力阻挠的大德国政策。乞灵于古帝国是德国同它过去的调和，所借助的一种虚妄的说法是，暂时破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插曲。
希特勒成功的要素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军国主义的传统和一位救世主般的领袖。这些因素以前也同时存在过，但在纳粹德国的条件下，它们却获得了特殊的力量。纳粹运动显著的和表面的方面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纳粹运动在征服德国的过程中最有力的两个神话就是：从背后插上匕首，即11月平民叛国者从背后刺杀了军队，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上并没有打败的虚构；以及凡尔赛强制令，亦即协约国靠武力和背信弃义把肢解、奴役和赔款强加于德国。关于把德国恢复到统治欧洲的地位，它的最有力的要求是平等权利，恢复德国在国际社会的平等权利，终止凡尔赛的奴役。
但是传播和接受上述神话却引向德国和欧洲的一种动乱，其深度远远超过任何恢复民族尊严的冲动。纳粹运动最自豪的夸示就是它在德国完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改造，也是一种世界观的胜利，与之相比，1918年的“革命”仅仅是一次政府的更迭。与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相类似的不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本身；1939…1945年的大战将是德国纳粹革命的战争，就好象1792…1815年的大战是法国革命的战争一样。
法国＇希特勒在1934年说＇以民族的概念把它的大革命进行到国界之外。国家社会主义以种族的概念要把革命推向国外并且重新铸造世界。……我们的这个革命是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真实副本。任何犹太人的上帝也不可能从这场革命中拯救民主国家。
1939年是法国革命一百五十周年，法西斯哲学家早就在宣布法国革命开辟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法国革命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终点和对国际秩序的矿坏。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恶兆。到那时为止，西方国家的各次大革命都造成或确认了向新阶级的权力转移，也相应地扩大了政治和社会的自由。这种情况在已成立的国家内的革命是这样，如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同民族独立战争结合的革命也是如此，如十七世纪末叶的荷兰革命和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西方国家以前发生的中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俄国同代人所宣称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就其基本方式而言，它的意大利法西斯先驱也是如此）是由一个在欧洲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什么实力和声望的阶级指挥的。而且，这个阶级还得用一个否定通常的阶级概念的词来描述它。这是一场由潦倒失意的人进行的革命，由那些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忠贞的分子进行的革命。
德国是无可匹敌的向这种类型革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军队溃散为军事冒险者（他们恃暴力所犯下的罪行，成了共和国初期政治生活的特征），自由团和费梅法庭的兵勇，杀害库特·艾斯纳、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拉特瑙的凶手。这些复员而又无人雇用的士兵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来源，而希特勒本人，世界大战的一等兵，就是他们的典型。不过这一场群众运动的普通成员却是由被根除的中产阶级提供的，因为1923年的通货膨胀最终毁了他们。这支为数可观的力量的增加，在1929…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德国失业人数上升到五百万，并使国家社会党在议会赢得第一次大胜利时，就得到确认和成为压倒的多数。
但是尽管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造成的，不过它有深远得多的根源，一方面这场革命似乎颠倒了德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偿还了德国的历史宿愿。它以新的尖锐性提出了有没有任何办法对整个一个民族提起公诉的问题，如何叫一个现代国家对遭受极权主义政党的俘虏和败坏承担责任的问题，以及一次成功地反叛拥有民政、军事和宣传权力的极权主义政府在技术上是否可能的问题。纳粹宣传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德国人民和国家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责任扩散和普遍化，在精神上使整个国家卷入统治者的行动中去。确实，在最终的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反映在它所容忍的政府之中，而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内的反对派的性质只有在大幕降下之前从国家政治生活的活力中才能推断出来。纳粹党在自由选举中从未获得过多数；但在它执政的前一年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党，而议会中各民主政党则未能联合起来反对它，第三帝国的反对派是英勇的，而且就个人而言有时是圣洁的，但是反对派最大的特性是政治上的虚弱和无用。在这一点上正同反对威廉二世及其各位首相，反对俾斯麦，反对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对派的性质一样。俾斯麦于1866年迫使自由党人投降和放弃权力，从而使普鲁士发展成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最后机会破灭了。希特勒接受了中央党的投降和放弃权力。这个党以其高尚的忏悔机会主义最先破坏了魏玛共和国，而且最终以赞成1933年2月16日授权法击破了国会反抗纳粹革命的最后机会，这一法令建立了独裁政体——中央党“曾经公开反抗和击败过俾斯麦，现在却匍匐在希特勒面前”。
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忠于他们未能保卫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