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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两位将军获悉这个建议时，他们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认为这是英国人又想把政治目标放在军事目标之上。当时马歇尔正在英国，准备视察开始进攻诺曼底的情况，他特地到威尔逊的司令部去了一次，设法打消他们的主意。由于支援部队正在美国等待开往法国参加战斗，需要开辟一个港口，因此马歇尔主张有必要发动“铁砧”行动。他还直率地表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军决不进入巴尔干各国。只有进攻法国南部时，才派美国援军到地中海来。
威尔逊将军发觉自己遭到两面夹攻。两个月前，丘吉尔曾责备他未能按照英国战略家的愿望，借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取消“铁砧”计划。现在，马歇尔却以相反的理由逼着他同意这个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将军只得建议，“就地中海而论”，在伊斯的利亚半岛登陆最为适宜，但是关于全面战略，他不发表意见而让上级——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作出判断。尽管丘吉尔费尽心机，美国人还是我行我素。7月1日，首相打电报给罗斯福，同意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两天以后，威尔逊接到指令，要他从部下抽调十个师的兵力，准备投入这个代号改为“龙骑兵”的战役。进攻开始日预定为8月15日。
虽然有了这项决定，英国还是希望更改作战计划。在强行登陆前的一周，丘吉尔再次建议，军队和登陆艇应绕过西班牙，在比斯开湾沿岸登陆。然而，这次最后的牵制性努力和以前几次同样无效。8月15日，当美法军队最后在里维埃拉沿岸登陆时，丘吉尔在近处看着他们上岸。
1944年的前七个月里，英美战略家之间为地中海兵力的使用问题曾产生长期的、往往是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他们又为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问题发生摩擦。这些问题下文将稍加叙述。现在先概述一下巴尔干地区的形势，由于那里的政治几乎纯粹取决于武装力量均势的变化，所以该地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看来最好将土耳其、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局势放在军事问题这一节里加以叙述。在这些国家中，英国代表盟国的利益采取行动，而美国和苏联从不同的观点出发，都不大过问，偶尔还批评英国的做法。
第二次开罗会议以后，当土耳其人拒绝立即向德国宣战时，英土两国官员在安卡拉举行了会谈，以便确定土耳其在参战之前所需要的物资。会谈并不顺利。1944年2月初，英国决定停止谈判，并召回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还停止向土耳其人提供一切军需品。可是土耳其人不顾这些措施，也不顾英美两国大使故意冷淡的外交姿态，拒绝放弃他们的中立。
由于1943年9月意大利的崩溃，大量武器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意大利驻军手中移交给了已在争夺地盘的各支游击队。德军已能恢复对主要城市和交通线的控制，但从那时起，游击队控制了许多重要地带，尽管常有变动。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1943年10月间，希腊两个主要游击队组织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发生了战斗。后来经过英国联络官的斡旋，双方于1944年2月媾和。有关的争端是，控制战后希腊政府的问题。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受了共产党的强烈影响，采用了共和主义的政治纲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虽然原来也信仰共和主义，现在却反对共产党，逐渐同保守派和保皇派分子联合起来。英国的政策是相当含糊的。它的真正目的是对德国人进行最大限度的破坏并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意看到在战后的希腊出现一个受共产党影响的共和政府。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是希腊最强大的游击队，英国不得不支持其军事行动而又反对其政治方针。
1944年3月，问题变得尖锐化了。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以及支持它的政治组织——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不言而喻，这个政府否认了希腊流亡政府的合法地位。由于希腊有了两个对抗的政府，一个由俄国人支持，一个由英国人支持，英国人担心象波兰那样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为了防止这种局面，英国作出努力，采取一些措施促使两派和解。驻扎在中东的希腊军队哗变以后，希腊流亡政府于4月间进行了改组。1944年5月，希腊的政治领袖，包括流亡者、游击队代表和国内的政治家，由英国人作出安排，在黎巴嫩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就“王国和共和国”体制问题通过了一项折衷办法：国王乔治保证，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的政体之前，他不返回希腊。但是，有好几个月，人们无法肯定地说，希腊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是否将接受这项妥协办法。同时，英国尽力设法增强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军事实力，以防止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压倒的优势。
南斯拉夫的局势在许多方面同希腊出现的情况很相象。铁托的游击队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游击队这两个敌对的组织不时进行内战。同时，“王国和共和国”体制问题、“共产主义和保皇主义”问题促使人民互不信任。另一个复杂因素是南斯拉夫的多民族问题：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马其顿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了分离主义的倾向，新怨旧恨造成他们之间的不和。
希腊和南斯拉夫局势的根本差别在于英国的政策。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在一处地方支持国王，在另一处地方又支持共产党。”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铁托的游击队和威尔逊的司令部之间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系。英国不仅把大量军需品送交给铁托，而且还安排好由英国各种突击队及其他特种部队同铁托的游击队在达尔马提亚沿岸和内地进行过多次联合作战。1944年5月，德国的一次空降袭击把铁托从波斯尼亚的司令部赶走。铁托乘飞机逃往意大利，再从那里前往南斯拉夫的维斯岛，那里在盟国海空军的保护下，铁托不再受到德军的袭击了。总的来说，英国当局和游击队之间的私人和作战关系都是十分友好的。
英国人越是对铁托友好，就越是对米哈伊洛维奇冷淡。1943年12月，英国军事代表团奉命离开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英国政府一方面在军事上与米哈伊洛维奇决裂，另一方面又作了很大的努力，想说服国王彼得抛弃米哈伊洛维奇而与铁托妥协。直到1944年6月1日，南斯拉夫国王才在英国的压力下听从后者的意见，任命伊凡·舒巴希奇为首相。象铁托一样，舒巴希奇是克罗地亚人。他深信自己有把握促使国王彼得与游击队领袖和解。这也是英国政策的主要目的。经过一系列会议以后，他们于6月16日大体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同前一个月在希腊两派之间达成的协议相仿。
尽管英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采取了两种显然不同的军事政策，它在两国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丘吉尔希望，无论是希腊或是南斯拉夫，改组后的流亡政府与抵抗运动的领袖之间应达成一种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协，由此所产生的政府将会是亲英的。
一般说来，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英国行动的，但是马歇尔和罗斯福总有点猜疑，担心英国会在巴尔干用某种方式把美国军队卷入不愉快的冒险行动中去。
俄国人为了对巴尔干各国表示关切，分别于1944年1月和7月派遣军事代表团到铁托和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那里去。1943年12月21日，苏联政府正式声明，他们同意英国谋求促进铁托和南斯拉夫王室流亡政府之间的合作，因此丘吉尔在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上想与斯大林协调的努力总算取得了一点成就。从铁托后来的几次行动中不难看出，俄国可能曾向他施加过一些压力，以促使他尊重上述政策。可是在希腊，当英国人于1944年5月初感到慎重的做法是要求斯大林同意和支持他们的政策时，俄国人起先却拒绝合作。
地中海的军事问题完全从属于1944年上半年在英国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备战工作。1944年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就任新的指挥职务。这时离诺曼底登陆日期不到六个月。他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接到的指令很简单：“你们将登上欧洲大陆，并同其他盟军配合作战，其目的在于攻入德国的心脏和消灭它的武装部队。”计划和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但是在盟军可以发动进攻之前，还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此外，艾森豪威尔还必须作出一系列决定，或说服他的上级来作出决定，而这是相当棘手的，固为这涉及盟军人员对各自祖国的忠诚以及陆海空军对自己军种的忠诚，而这些因素常是互相矛盾的。
首先作出的一些决定中有一个是关于他指挥下的空军地位问题。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都坚持，空军的全部打击力量应由这次进攻的最高统帅来指挥。可是，丘吉尔和英国皇家空军的某些高级将领却认为，战略轰炸比任何直接的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更为重要。他们认为，如果重轰炸机由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飞机将被滥用。经过长期讨论后，到4月才达成了协议。艾森豪威尔在细节上作了让步，而在要点上则取得了胜利。于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从4月起直到诺曼底登陆的“紧急时期”结束时为止，一直指挥着英美两国的战略空军。但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必须通过早已成立的轰炸机指挥部的渠道来下达，而如果没有接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正式命令，轰炸机指挥部有权自由调动它的部队，来进行它所决定的战略轰炸。
在地面部队的指挥系统方面，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在卡萨布兰卡，曾经达成这样一项尝试性的协议：进攻法国的盟军最高统帅将由三位负责指挥海陆空军的副司令官予以协助。自从第八集团军冲破马雷特防线，进入突尼斯的日子开始，地中海战区就一直实行这一制度。英国认为应当再次采用这种方式，就是说按照各国人员交替担任各级司令官的原则，他们争辩说，这三位副司令应当是英国人。就海空军指挥权而论，这项建议对美国说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不愿让英国人指挥地面部队，因为在最初阶段的战斗结束后，地面部队主要将是美国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很久，错综复杂地牵涉到民族感情、个人之间的倾轧以及行政原则。最后达成了一项基本上是勉强的妥协。蒙哥马利在最初时期被任命为地面部队的司令官，英美军队将以大致相等的兵力战斗在比较狭隘的战线上。同时双方达成默契：一俟盟军牢牢地控制住滩头堡后，就将另外设立一个美国陆军司令部，直接归艾森豪威尔指挥。那时，蒙哥马利的职权将局限于战线的一部分战区。可是，在一个战役还在进行期间，这样的变动确实是微妙的，因为蒙哥马利地位的变动容易被理解为降级，而在一些地区确实产生了这样的误解。
纵然在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次要争端后面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对立，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却能够在两国的基础上把工作搞得非常顺利。在平衡英美参谋人员的人数方面，艾森豪威尔有条不紊地作出了努力，使得在正常情况下，美国人总有一位英国助手，反之亦然。当考虑到有关登陆计划和准备工作的无数技术问题时，民族的私心几乎消失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能够在内部发扬一种集体精神，来应付英美两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所有争端，这些争端在1944年使两国政府的关系变得不太和睦。这种出色的事迹至少部分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本人的坚定、老练和以身作则等有益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特别在如何对待法国和戴高乐的问题上，同本国政府有争执，同时在军事和战略问题上，又同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有分歧。说来奇怪，这些情况不但不妨害，反而有助于他的盟军统帅地位。由于上述情况所造成的争论和电报通讯上的紊乱，势必干扰了艾森豪威尔所负责的军事计划和备战工作，同时又由于他在某些问题上与本国和英国政府的意见不一，反而给他造成了一个超国家的地位，如果他一直顺从某一方的话，那就不可能取得这种地位。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统帅的头几个月期间，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霸王”行动基本计划的正确性仍然抱着一些怀疑。他们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