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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无意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因为考虑到这是波兰人民的事务。鉴于这一点，苏联决定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一项有关苏军司令部和波兰行政当局之间关系的协定。
苏联政府声明，它无意获取波兰的任何一部分领土或改变波兰的社会秩序，红军在波兰国土上的军事行动纯粹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为了希望帮助友好的波兰人民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
事实上，解放委员会已经在卢布林成立了政府。同时，一项规定苏军总司令和波兰行政当局之间关系的协定公布出来了。它几乎完全仿效了5月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协定，唯一的区别是，没有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称为政府。
这个技术上的细节，其用意或许是为了同在伦敦的波兰人达成协议留有余地。但是，实际上，斯大林又向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政府增加了条件。现在，光是承认寇松线和驱逐伦敦波兰政府的某些成员已经不够了，在斯大林承认波兰流亡政府之前，米科拉伊奇克还必须接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为同僚，即使不是接纳全体成员的话。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全是共产党人，但这个委员会肯定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在伦敦的波兰人看来，该委员会完全是一个为了俄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出卖波兰人民的奴颜婢膝的集团。另一方面，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则随意责备波兰流亡政府同情法西斯，有亲德的行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集团根本不可能自觉地达成任何协议。
当米科拉伊奇克在赴莫斯科途中抵达德黑兰时，他首次获悉斯大林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的协定的全部细节。一时他拿不定主意，究竟去莫斯科还是折回。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打电报敦促他无论如何要前往莫斯科，最后他就决定去了。他抵达莫斯科时，并不真正抱着达成协议的希望，同时象过去那样，也不准备向俄国的要求让步或承认任何既成事实。
1944年8月3日，米科拉伊奇克同斯大林会晤。当时，他的处境非常痛苦，因为在8月1日，华沙的国家军起来反抗德军，指望在红军抵达前解放华沙。但是波兰国家军不能持久地抵抗强大的德军。如果要使起义不遭到失败，就亟需向当时在华沙东面仅仅几英里外的红军求援。因此，当米科拉伊奇克会见斯大林时，他要求苏联迅速进兵援助华沙。斯大林宣称他没有接到起义的消息，对于援助波兰人也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首先希望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接受寇松线，军事问题随后再谈。
米科拉伊奇克同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会谈。可是他同他们未能达成任何协议。鲍列斯瓦夫·贝鲁特向他提出，如果他愿意同解放委员会合作并承认贝鲁特为波兰总统，他可以担任总理的职务。米科拉伊奇克愤怒地加以拒绝。于是，获得成果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米科拉伊奇克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于8月9日再次会见了斯大林，好不容易才使斯大林答应（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是这样说的）对华沙局势进行调查，尽力帮助正在华沙城内英勇地然而徒劳地奋战的波兰军队。斯大林的调查显然不能使他安心。到8月12日，俄国政府明确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华沙起义是由敌视苏联的人领导的，因此决定对起义军置之不顾。
米科拉伊奇克的访问丝毫没有弥补裂痕。他坚决要求波兰应享有他和他的伙伴认为应得的权利，这只是增强了以伦敦的波兰人与国家军为一方同以俄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看来很清楚，斯大林决定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在波兰境内所建立的组织彻底地、永久地消灭掉，他决定利用在华沙发展起来的局势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同波兰人作战的德军正在替他进行血腥的镇压，斯大林对此感到相当满意。
8月上旬在波兰事务中出现的这一危机，理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如修昔底德把雅典人攻打美洛斯岛之役列为大事一样。这一事件不仅对波兰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具有悲剧的一切要素。斯大林要消灭波兰国家军，剥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本国事务中一切有效的权力，并且漠视波兰本国人民感情的这种冷酷的决定，意味着斯大林为了确保他所认为的西部边疆的安全，不惜在很大程度上牺牲英美公众的同情。波兰的民族主义和愚蠢行为促使这一悲惨事件发展到了高潮。俄国的残酷无情，罗斯福的未能向波兰人讲明他对寇松线的意见，再加上德国的血腥的复仇，所有这一切使波兰的这段历史成为十足的悲剧。
事实上，这出悲剧带着希腊戏剧所具有的那种劫数难逃的性质发展着。波兰的灭亡犹如俄狄浦斯的灭亡那样，是由于波兰人缺乏完美的德性所致。勇敢、自负、固执和狂热使他们变得愚蠢和鲁莽，结果带来了这场悲惨的大灾难。
这是波兰的灾难，同样也是俄国的灾难，是俄国的灾难，同样也是西方大国的灾难。盟国在1944年头七个月未能和平地解决波兰问题，这一政策上的失败可以说是大同盟历史上的转折点。虽然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盟国表面上似乎恢复了融洽，但只是在口头上如此，从未见诸行动。尽管后来作了种种努力来弥补东西方的裂痕，但1944年双方在波兰问题上出现的恶感表明大同盟开始瓦解。华沙街道上已经播下了相互斗争的种子，全世界到1952年还在蒙受其恶果。
在德黑兰会议后的八个月中，盟国面临的经济问题起了根本的变化。总的来说，战争头几年使大同盟的每个国家都花了很大力量的军工生产问题已经解决。这时，生产计划的改变或多或少已是例行公事。相反，盟国（至少是西方盟国）在1944年发现，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人力。生产上的其他因素已能充分满足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可是武装部队和工业方面所需要的人力却越来越缺乏。
1944年的经济状况中，第二件新奇的事情是，美国、英国、可能还有俄国的经济部门管理人员日益注意到工业复原和重建的问题。早在那年年初，军工生产的高峰已经过去。当战胜德国的前景更为明显时，所有盟国的人们全开始考虑一个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方法以及通过什么步骤才能把战时的经济生活方式回复到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对每个国家来说，这既是一个国内问题，又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贸易的未来规模和性质，以及能否获得国际贷款，势必将对美、英、俄三国的国内经济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当时而言，救济和重建工作的成败对欧洲广大地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项工作的筹备一方面需要在新成立的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盟国各个战时机构之间作出审慎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在联总和将要接受救济的那些国家的政府之间作出安排。
就美国而言，1943年11月是军工生产量最高的一个月。此后，某些生产计划的削减超过其他计划的增加，因此从军工生产的总生产率来看，稍微降低了一些。军工生产的这种减产，主要是由于到1943年年底，供应武装部队的基本装备这项重大的任务几乎已经完成。相对而言，新的需要并不那么繁重，其中包括制造补充物资，调整生产以适应改进的模型，满足预先没有充分估计到的特殊需要（例如登陆艇）。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1942年和1943年成立的行政机构和同年投入生产的工厂，证明能够非常成功地完成交给它们的任务。战争初期普遍出现的混乱现象已经减少。这时已能相当明确地预计军事上的需要，因而可以预先制订生产计划。反过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战略和武装部队的最终规模已经明确地决定下来了。
争辩和混乱倒是集中于另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并如何开始放松对战时生产的管制措施，以便恢复生产民用产品。这个问题和人力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到1943年年底，美国部分地区由于军火工厂特别多，非常缺乏工厂工人。但在军工生产削减的其他地区，多余的劳动力突然流入市场。一般说来，对这一情况有两种对待的方法。一种是设法迫使或诱导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工人移向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再不然就是允许制造商雇用新近失业的工人去生产各种紧张的民用消费品。
战时生产局的领导人唐纳德·纳尔逊采取了第二种方法。1944年6月18日，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授权战时生产局的地方机构允许生产以前禁止的各种民用产品，只要当地战时生产局的官员认为，这种生产所需的物资和劳动力不成问题，并不妨碍当地军工生产的计划。这个方案称为“授权地方计划”，原定于1944年7月1日实行，可是经武装部门和战时人力委员会提出抗议后，推迟到8月15日才执行。战时人力委员会对战时生产局地方机构的决定具有绝对的否决权。
纳尔逊所采取的行动是从欧洲的战事即将结束这样一种想法出发的。国会中、群众中以及战时生产局内部的重要集团都支持他的行动。另一方面，军事部门和战时人力委员会则强烈地反对在“紧张”地区的劳动力缺乏问题解决之前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个争端最后提交“总统助理”、战时动员局局长贝尔纳斯处理。当他实在没有办法促成妥协时，罗斯福于8月中旬亲自出马来过问这件事，当时他刚从太平洋回来。
总的说来，罗斯福同情军事部门。1944年1月他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令，使全国劳工必须服“国民义务兵役”，并声称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平均分担战争的损失。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想通过立法措施强制人们到兵工厂劳动，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力问题。他期望，只要颁布这道法令，就能使人力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军事部门向总统建议实施国民义务兵役制，主要是仿效英国的国民义务兵役条例。但是，国会和人民群众非常厌恶这种征兵制，因而这个建议始终没有被采用。
因此，当纳尔逊与军事部门的争端于1944年8月提交罗斯福处理时，他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使有限制地使工业恢复原状，如果不是实际上破坏国家的作战努力，也有可能起破坏作用。总统用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并不把纳尔逊免职，而是决定派遣他到中国去执行使命，并建议在纳尔逊出国期间，由他的主要助手查尔斯·E·威尔逊担任战时生产局的代局长。
威尔逊是反对纳尔逊的，并在工业复原这个争论中站在军事部门的一方。因此，罗斯福的这一措施似乎间接地支持了军事部门采取的立场。但是，事情并未象总统期望的那样发展。由于威尔逊和纳尔逊争吵得很激烈，威尔逊于8月24日辞职了。于是罗斯福又任命了一位新的战时生产局代局长，并赶紧派纳尔逊到中国去。纳尔逊到重庆和莫斯科访问一个月之后也辞职了。那时欧洲战事的进展并不象预期的那样顺利，为了重新加紧生产即将缺乏的军火之类的项目，这个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这场争吵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说明，在美国政府内部，当发生个人纠纷和政策争论时，人们可以公开地随意采用含沙射影和造谣的手段。除此之外，它还标志着作为战时经济管制主要机构的战时生产局，权力下降了。贝尔纳斯主持的战时动员局、战时人力委员会以及军事部门，在决定经济政策问题和管理经济活动方面，占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战时生产局却降到比较次要的地位。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当时人力问题变得重要了，而战时生产局无权管理人力，另一部分原因是，战时生产局内部个人之间发生倾轧和领导人本身有缺点。
尽管工业复原的政策引起了争论，但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在战时为美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人都相信，战争结束后，经济可能自然而然地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他们经常认为，战时经济管制的性质是暂时的和特殊的。美国公众中间的任何重要集团都没有认真地想永久保持一种管制的经济制度。
战后时期国内经济改革的计划不是普遍受人欢迎的。诚然，罗斯福于1944年1月曾宣布一项“经济权利法案”，并在那年夏秋两季的竞选运动中常常提到它。但是与其说这是一项有关美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明确的、具体的计划，不如说是政治上浮夸的词藻。此后，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的年代里，这项计划始终不过是纸上谈兵。要落实罗斯福宣布的各种经济权利，必须使一种管制的经济制度具有新的目标，并延长到和平时期。可是无论总统本人，或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