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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挥作用那样。在南斯拉夫和波兰这两个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盟国里，情况当然完全不同。这两个国家里的棘手问题是，促成流亡政府和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之间的某种和解。
1944年秋间，波兰的局势使盟国的亲密关系严重地紧张起来。英美报纸对波兰国家军从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在华沙进行的战斗大肆宣扬，波兰人的英勇行为在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中激起了日益增长的同情和钦佩。可是斯大林却别具心肠。在他看来，华沙的起义是波兰流亡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在波兰显示力量，这是令人讨厌的和具有潜在危险的。
斯大林的态度在8月13日塔斯社的一份公报中公开宣布出来了。公报说：“导致华沙目前情况的责任完全在伦敦的波兰侨民方面。”这种声明在西方人听起来是十分冷酷的，可是更坏的情况还在后头。8月14日，美国政府请斯大林同意让向华沙起义军运送补给品的美国飞机使用俄国的空军基地。这一请求遭到拒绝。这引起了美国人的进一步抗议。8月17日，莫洛托夫以比较温和的口气通知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俄国政府不反对英美飞机向华沙运送补给，可是仍然坚决不让它们使用俄国机场。英国发去的同样电报也同样无效。
8月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以个人名义联合向斯大林发出呼吁，但是这也未能改变苏联的政策。丘吉尔非常生气，8月25日他力劝罗斯福命令美国飞机（这些飞机当时在意大利待命，一俟获准在俄国着陆，立即准备起飞）飞往华沙，并在俄国降落，不管苏联人许可不许可。可是罗斯福不愿意这样直接和斯大林对抗，待命的飞机被分配了其他的任务。
在此期间，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几次飞到华沙上空，向波兰国家军空投武器和弹药。8月4日和8日，他们成功地作了一些小规模的空投，从8月11日至14日每天晚上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空投。可是损失很重。8月14日以后，英国皇家空军司令官决定对华沙的空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空投物资的地点改在华沙附近的一片森林地区，因为那里德军的高射炮火不是那么危险。
到8月底，波兰人在华沙的英勇行为已经在英美获得了普遍的同情，英美竭力支援起义军，而俄国人甚至冷酷地拒绝给予便利，这引起了日益增多的批评。这种局面显然使斯大林很为难。他最初大概以为起义军只能坚持几天，但是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既没有得到俄国的任何支援，英国方面的援助也很少。斯大林感觉到他几乎在全世界的眼里扮演了一个特别残忍和道义上不可原谅的角色，并且为了波兰人，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关系又一次紧张起来。斯大林可能也关心卢布林委员会的反应，其中有几个成员不可能对华沙的悲剧袖手旁观而无动于衷。最后，我们有理由认为，红军的战略计划也要求早日攻入华沙。如果继续采取对起义军不合作的政策，进军华沙就不得不延迟到起义军瓦解以后，而当时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这一决定，9月10日斯大林改变了政策。他通知罗斯福，支援华沙的穿梭飞行可以使用苏联机场。同一天，红军也开始向普拉加进军，这是维斯杜拉河东岸的华沙郊区。9月15日，普拉加被苏军占领了。苏联飞机从9月13日晚上开始向起义军空投给养。普拉加的德军被肃清以后，属于科希丘什科师的两营波兰人（他们是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上效忠于卢布林委员会）渡过维斯杜拉河，和华沙城内的国家军部队并肩作战，打了好几天。最后，因为天气恶劣迟延了几天以后，大批美国飞机于9月18日来到城市上空，空投给养，但是其中大部分落到了起义军控制的地区以外。
这些变化当然鼓舞了在华沙奋战的波兰人，并有助于缓和斯大林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是华沙得到的援助不足以避免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苏军的攻势在维斯杜拉河边停了下来。已经渡过维斯杜拉河的那两个营的残部维持不住它们在西岸的据点，几天后就撤回来了。德军对城里一些仍然在波兰人手中的孤立地区继续发动无情的进攻，守军粮尽弹绝，丧失战斗力。最后，当红军方面迅速给予救援的希望成为泡影时，起义军于1944年10月3日向德军投降了。华沙已成废墟，国家军的士气丧失殆尽，从此以后不能再发挥积极的军事作用，他们一方面畏惧俄国人，一方面又痛恨德国人。这样一来，波兰流亡政府便失去了它在波兰最宝贵的实力基础，而卢布林委员会争取权力的一项严重障碍，即使没有完全被消除掉，至少已经缩小了。
因此，华沙起义惊心动魄、悲壮激烈，对波兰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在一瞬之间瞥见了斯大林那种莫洛克火神的容貌后，无法轻易便忘却它。对苏联在东欧意图的不信任，此后连罗斯福也始终不能完全打消，更不用说丘吉尔了。
这些事正在波兰发生的时候，斯大林又有机会在巴尔干地区考验一下他的外交。红军迅速攻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一般说来要求明确盟国和那些新占领的以及新解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明确红军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罗马尼亚。这个国家从法律上讲，同三大国都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上罗马尼亚军队只同俄国人打过仗。当红军于1944年4月开始渡过普鲁特河进入罗马尼亚国境时，俄国人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同意停战的条件。可是罗马尼亚政府犹豫不决，生怕俄国要完全统治他们的国家。他们力图说服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派遣伞兵部队进入罗马尼亚，以抵制红军，但毫无结果。当俄国人于8月间重新展开攻势时，国王米哈伊在一些陆军将领和几个在战前已经著名的政治领袖的帮助下，于1944年8月23日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以康斯坦丁·萨纳泰斯库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全国农民党、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都参加了内阁。
新政府立即接受了俄国人在4月间规定的初步条件。德国人当时只有较小的兵力驻扎在罗马尼亚，罗军能够把他们赶回喀尔巴阡山去。同时，8月27日，俄国人宣布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战事停止了，而且，一俟红军推进到能够重新和德军接触时，往日的敌人马上就跟红军并肩作战，穿过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然后向西，直到收复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
上文已经提到，俄国人在4月间曾宣布他们无意干涉罗马尼亚的独立、领土完整或社会秩序。8月25日，这项声明又正式重申了一次。这适合于紧接在政变之后所发展的局势。这是一次确确实实的宫廷革命，罗马尼亚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原封不动。新政府所接受的初步停战条件主要涉及军事和领土问题。罗马尼亚人同意参加对德作战，承认俄国兼并比萨拉比亚，对苏联缴纳赔款，允许红军自由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并且遣返战俘。作为答复，苏联政府“答应”把1940年被匈牙利兼并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归还罗马尼亚。
这些初步条件并未规定盟国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于9月10日至12日在莫斯科提了出来，那时罗马尼亚的全权代表正和俄、英、美三国政府的代表在谈判一项停战协定。根据官方的公报，这三国“代表了所有联合国家的利益”。
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2日签字。一般说来，意大利投降的谈判为这方面的有关程序树了一个榜样。于是，就象艾森豪威尔签署了意大利停战协定那样，马利诺夫斯基将军代表三个盟国政府签署了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下述条文规定三个盟国将继续参与罗马尼亚的事务：“成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在代表盟国的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总的指导和命令下，管理并控制目前各项条款的执行，直到签订和约为止。”这一条文的别扭的措辞并未明确地规定管制委员会的权力，这种含糊不清使后来引起了争执。可是当时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英美和俄国一致认为，对罗马尼亚事务的唯一重要的外来势力将来自苏联。在意大利，俄国实际上无法有效地积极参加盟国的决策，西方盟国也就不能期望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此外，1944年5月英国政府暂时承认了俄国在罗马尼亚的支配势力，以换取英国自己在希腊的支配势力，虽然这项协议没有正式签订，但也没有遭到拒绝。
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条文重新肯定了8月27日已经接受的那些初步条件，并使罗马尼亚政府承担的某些义务更为明确。对苏联的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分六年以农产品偿付。但同时却给予苏联最高司令部无限权力，使它可以动用罗马尼亚的资源来维持红军。这就使得规定赔款的数目几乎没有意义。俄国人可以合法地要求无限的物资和劳务，以作军用。苏联最高司令部还有权检查一切公共通讯和逮捕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将“在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总的领导下”作战。西方大国获得保证，“联合国家及其侨民战前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一切合法权利和利益”都将予以恢复。当然，岌岌可危的主要利益是西方公司原来拥有的在普洛耶什蒂的油井和炼油厂。
作为交换条件，除了紧接前线五十至一百公里的地区外，全国各地的民政机关一律“恢复”，但同时又规定，罗马尼亚当局应执行“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为了保证实行停战条件而颁发的指示和命令”。
显然，停战协定的条款赋予苏联军事当局以处理罗马尼亚事务的十分广泛的权力，而罗马尼亚政府不可能反对苏军最高司令部想要实施的任何政策。所谓尊重罗马尼亚独立这一句话，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然而，这一点在意大利也是如此，那里的停战条款给予盟军司令同样无所不包的权力。在这两个事例中，赋予军方的特权，推测起来，大约只限于战争时期，可是这种时间上的限制，并没有阻止西方盟国在意大利或者俄国人在罗马尼亚从根本上影响和约签订后出现的政权。
早在1944年5月，英国政府已表示愿意牺牲在罗马尼亚的势力，以确保在希腊自由行动。然而，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同意把巴尔干各国分成各个国家的活动范围，因此对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制订方式并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抗议。美国人特别反对规定赔款的具体数目，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权力含糊不清，并反对在制订停战条款时完全撇开欧洲谘询委员会的这种做法。
但是在占领罗马尼亚的最初几个月里，俄国当局的行为在英美都没有引起严重的疑问。红军并未带来革命，虽然它的确给罗马尼亚共产党带来了新的领导人——一些长期流亡在莫斯科的人。最初几个月，共产党在罗马尼亚政府里接受了次要的地位，国王、军队和老的政治领袖们在红军的保护下表面上保持着权力与影响。
在保加利亚，局势则完全不同。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之间有着强烈的感情联系，从圣·斯捷凡诺时代（1878年）和更早的时代起就是这样。希特勒始终没有能说服战时的保加利亚政府派遣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到俄国前线去，或者甚至对苏联宣战。因此，1944年9月初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局面。俄国军队已迫近多瑙河，可是保加利亚却只和英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如果保加利亚人想要退出他们同纳粹的联盟，他们必须与之解决问题的就该是西方国家。然而在新的军事形势下，保加利亚人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的却显然是俄国人。
这种古怪的法律上的状态于1944年9月5日俄国人对保加利亚宣战时，获得解决。保加利亚政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俄国人请求停战，接着又于9月8日对德宣战。第二天，俄国人停止对保加利亚的军事行动，实际上这种行动几乎还没有开始。同时，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它正在和英美两国共同拟订停战条件。这一次把草拟停战协定的任务交给了欧洲谘询委员会，作为对美国就罗马尼亚停战谈判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一种让步。
协议很难达成。主要的障碍在于保加利亚人不愿意退出他们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俄国人并不急切地想在这个问题上强迫保加利亚，因为那就意味着把北爱琴海上一个出口交给希腊。可是当俄国人建议让保加利亚人至少保留这片领土的一部分时，欧洲谘询委员会的美英两国委员坚决反对让一个以前的敌人保留一部分从盟国夺取的领土。双方僵持了很久，直到10月11日，经丘吉尔亲自调停，使谈判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