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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顽固的拖延策略。
最后，迪恩决定整个计划不得不取消。然而，美国参谋长们却不同意，并且指示他坚持下去。这一决定所反映的是一种严格的军事上的估计，因为利用西伯利亚沿海各省的空军基地对日作战是有利的。的确，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美国在中国和俄国所推行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几乎完全是军事性的。美国参谋长们认为对日战争在欧洲胜利以后大概要持续十八个月，他们还认为必须在亚洲大陆上找到一支能制服日本部队的强大陆军。既然到1944年底中国人显然还不能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美国军事领袖们便倾向苏联红军，认为他们是最现成的代替者。俄国人在满洲打一仗就会使美国人减少牺牲，并能缩短战争：这就是美国三军参谋长和美国政府所乐于知道的。
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之间，欧洲的战事对于盟国没有象1944年夏季和初秋那样顺利。在东线，德国人已经能够同时守住布达佩斯和华沙，西线的英美部队发觉德国边境很难越过。补给的困难妨碍了两条战线的进展，而恶劣的气候又使盟国失去了空中的某些有利条件。
1944年12月中旬，德国人在阿登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艾森豪威尔很感到意外。德国部队突破了前线一段兵力薄弱的地区，把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切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艾森豪威尔于12月19日把德军突破点以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了蒙哥马利，而布雷德利便只负责这个“突出部”的南翼。到1月底，这两位将军已经把德国人赶回到大约是他们原来发动进攻的战线上。当这两位将军的主力在1月16日会师以后，布雷德利将军重新承担起了一个月前移交给蒙哥马利的那部分军队的指挥权。
艾森豪威尔采取的行动是出于便利和普通的识见。但是这些行动却成了英美两国司令官之间、部队之间和新闻记者之间互相对抗的相当不愉快的表现。1945年1月7日，蒙哥马利接见了记者，在接见时似乎暗示：他已经把一种险恶的局面完全控制住并使之转危为安了。美国人对他的话非常不满，吵吵闹闹，他们不喜欢蒙哥马利以恩人自居的那种语调。于是双力互相攻击，你来我住，一连几天报纸上登了不少这种资料，把这件事搞成了一个严重事件。
这件事本身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它显示出，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外表面的和谐下面，沙文主义情绪的火山挨得多么近。它为一场老争论提供了新燃料。这个争论是，艾森豪威尔是否应该象他任命空军副司令官及海军副司令官那样也任命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副司令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照例争辩说，这样一位副司令是需要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太忙于政治问题和军政问题，对于战场不能给予充分的、适当的注意。蒙哥马利是这个职位的英国候选人，但是在“突出部”战役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互相指摘之后，任何这类任命一定会在美国人中产生爆炸性的后果。然而争论暗暗地持续着，一直发展到马耳他会议的时候。英国人的坚持只促使美国人更为顽固。有几个英国记者公开提起了这场关于安排司令官的争论，这也一点没有消除在英美官兵之间已经如此激动的情绪。
法国人又给艾森豪威尔增加了一层困难。艾森豪威尔为了要调他的部队去抗击阿登地区德国人的突出阵地，不得不削弱他的南方战线。他曾经建议在阿尔萨斯后撤，必要时可以把斯特拉斯堡也放弃。法国部队正守着斯特拉斯堡，当戴高乐听到艾森豪威尔的意图时，他感觉这样一撤对法国的士气会有严重影响。1945年1月3日在和艾森豪威尔的一次会晤中，戴高乐威胁说，他将取消艾森豪威尔对斯特拉斯堡法国部队的命令，并且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改变他的计划，他甚至要把法国部队从盟军指挥部撤回。在一次多少是激烈的会晤以后，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这一点，改变了他的命令，以便保留斯特拉斯堡。
1月初发生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艾森豪威尔的恢复进攻的计划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艾森豪威尔想向莱因河全面进军，作为孤立鲁尔区的一次大钳形攻势的序幕。主攻将在鲁尔区以北进行，由蒙哥马利指挥；布雷德利则指挥南部的助攻。然而，英国人认为盟军的兵力不足，要发动这样两个攻势是不能胜任的，他们主张把全力投向鲁尔以北。艾森豪威尔反驳说，交通运输有限，鲁尔区以北至多只能维持三十五个师，而假如两线同时进攻，则至少可以用七十五个师的兵力同时对德国人作战。
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盟军是否能够不经过长时间代价很高的战斗就突破齐格非防线。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要求在到达莱因河中段以前先突破这道防线；英国的计划是绕过这道防线的北端，正象1940年德国人在他们著名的攻击中避开马其诺防线那样。英国人一贯担心这场战斗打不好会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阵地战，他们认为只有在对敌人没有固定防御工事的战线最大量地集中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才能避免这样的后果。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英国人自然乐于想象蒙哥马利是最终攻入德国的司令官，美国人也同样乐于设想布雷德利率领他们打进希特勒祖国的心脏。在“突出部”战役带来的互相指摘之后，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感到他们两人是公开的对手，每人都急切地想说服艾森豪威尔把给养和部队派给自己，让自己去大举进攻，而让对方饿死算数。于是，职务上的和国家间的意见分歧凑到了一起。这种凑合造成了一次最紧张的争论的局面，这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争论之一，时间正当雅尔塔会议以前、1945年1月3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开会的时候。
当这些军事上的分歧正引人注目的时候，政治舞台上的事态也没有使英美的合作更容易些。1944年12月6日，英国部队和希腊游击队在雅典发生了战斗。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报纸立刻以一种对英国非常不利的观点看待英国的行动。英国同斯大林谈妥的让它在希腊放手干的那笔交易当然是秘密的，但是即使人们知道这件事，公众对英国行动的批评锋芒也不大会和缓一些。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英国人好象正在重操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故伎：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对那些曾经英勇地同德国人作战的人使用武力，冒着可能破坏大同盟的稳定的风险，向共产党人进攻，并且危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规划的美好的新世界。英国国内的抗议几乎同美国的一样广泛，但是俄国的报刊却保持审慎的沉默。
同时，一场政治危机在意大利爆发了。1944年11月26日，博诺米政府辞职。第二天，一个新内阁在博诺米的领导下试行组织起来，由卡洛·斯福扎伯爵任外交部长。但是斯福扎是丘吉尔所不欢迎的人。首相认为斯福扎言而无信，没有支持意大利国王，而他在1943年返回意大利之前曾对丘吉尔说过他将这样做。因此，驻罗马的英国代表于11月28日明白表示，英国政府不赞成对斯福扎的任命。在许多人看来象希腊事务一样，这是对另一国内政的不正当的干涉，这种干涉也是对大西洋宪章这类文件的嘲弄。
还有第三个痛处是比利时。1944年11月29日，英国军事当局得到消息，有人筹划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大示威。共产党分子在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中显得很突出，人们担心它有可能导致一次充分成熟的政府危机。因此，英国军队奉命阻止示威者的集会。他们顺利地阻止住了。这同在希腊一样，君主政体的前途和解除前抵抗组织的武装问题混到了一起。在这下面暗藏着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场略加伪装的争夺权力的斗争。
这样，在英国以太上皇自居的三个欧洲国家——希腊、意大利、比利时——中，严重的政治危机于1944午11月底和12月初爆发了。在所有三个国家里，英国的行动都仿佛是存心支持君主政体和较为保守的分子，反对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派。情况当然是这样：要用正常的方法来确定这些国家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的行动在许多地方可以被解释为，也已经被解释为反对公众自由表达意志，同时又支持不得人心的国王和那些曾经与纳粹勾结过的人。
这样的看法在美国特别容易被人接受。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在第四次总统选举中获胜。改选后的国会明确地转向美国所独具的那种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面前，罗斯福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象征。但是英国在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政策，不大符合罗斯福的原则，美国政府因此采取步骤，公开表示美国与英国的行动无关。12月5日，美国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作了下面这项正式声明：
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意大利政府的组成完全是意大利的事务，除非涉及重要军事人员的任命。本政府并未以任何方式通知意大利政府：美国方面对斯福扎伯爵将会有任何反对意见。鉴于意大利地区目前由盟国联合负责，我们已向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重申，我们希望意大利人民遵循着民主的方针，在不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解决其政府的问题。这项政策在联合国家各国获得解放的领土上成立政府时，我们将更加明确地予以推行。
在当时情况下，这就是对英国政策的一个没有多加掩饰的攻击。丘吉尔感到大为恼火。他打了个电报给罗斯福，据某权威人士说，那份电报“很可能是他们全部历史性通信中火气发得最激烈的一次”。但是罗斯福拒绝否认国务卿所说的话。这两个领导人之间的情绪变得非常紧张，也许是空前未有的紧张。
在英国国内，人们对于丘吉尔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推行的政策是否明智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特别是在工党和自由党人中间。1944年12月7…8日下院对一项谴责动议展开辩论。丘吉尔遭到尖锐的批评。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激起了最大的反对，也是辩论中的主题，但是丘吉尔在答辩中把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的事务都提到了。他答辩说，他远没有象谴责动议所说的那样，“使用英王陛下的部队去解除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民主的朋友的武装”，英国政府是真正地在试图保卫民主，防止建立左翼极权主义的统治。他宣称，在欧洲所有被解放了的国家中，应该用投票，不是用子弹，来决定未来政府的形式。
丘吉尔既不认错也不退缩。他否认英国政府在表示对斯福扎不信任这个问题上曾做过任何不适当的事。这是对斯退丁纽斯12月5日的声明的直接反驳。他把英国在希腊和比利时的行动说成是企图制止武装的共产党方面计划好了的政变，并且否认有任何意图强迫任何国家接受大多数人民所不愿意接受的任何特殊形式的政府。
在丘吉尔的发言中，部分地流露出了他对美国人态度的恼火心情。他直接向美国公众呼吁，要他们把比利时和希腊所发生的事件看作一种警告，并用下面这段话发泄了一点他的愤怒：
可怜的老英格兰啊！……我们不得不承担起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重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批评和反对，但是至少我们还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去，知道路途的终点，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国家一定要从德国的武装力量下解放出来，并能在正常平静的条件下举行自由的普选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府——法西斯政权除外——无论它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
丘吉尔使这次投票成为对他是否信任的一次表决，结果他以二百八十一票对三十二票获得了支持。可是，这是一次虚假的胜利。在工党的一百七十二名议员中，只有二十三人投票拥护政府，二十四人投票反对，其余的人不是弃权就是故意缺席。甚至在丘吉尔自己的党内，虽然没有人投反对票，可是也不是全部保守党议员都投票赞成他。这次投票表示出，英国舆论多么深远地受到事态趋向的干扰。联合政府从1940年成立起来后始终没有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但是当战争继续着的时候，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危及丘吉尔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某种精神上的威信已经受到破坏：丘吉尔至少在希腊问题上，不能盼望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
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危机并没有持续很久。1944年12月10日，博诺米组成了新内阁，把斯福扎排除在外。但是新内阁的确包括有共产党人。同样地在比利时，11月28日的示威被驱散后，事情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