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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长期艰巨地从事于建设性的颠覆工作，在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事业中是找不到类似情况的，列宁从1900年到1917年的流亡生活也不完全与之相象。这个工作在1933年大进展的时候终于开花结果，接管政权。但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领域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一模式又重现了。新的“合法义务”时期开始了，亦即国际领域的合法义务。希特勒说，德意志人对本民族传统的无限热爱，使他们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要求，而且衷心希望同其他民族和平友好地相处，德国政府决不会主动撕毁协议，除非这项协议可以由一个更好的协议所取代，德国不愿采取除条约本身承认有理的途径以外的任何其他途径。1934年7月在维也纳发动政变未遂，当时陶尔斐斯遇害，此事被认为是接管政权对奥地利的扩大；此事的失败则说明时机还不成熟，它确实是慕尼黑政变的相似物。
7月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纳粹地方党部负责人赖纳后来写道＇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结果是（党）组织的完全破坏，整批的战士遭到损失，不是被囚禁，就是逃住“旧帝国”，至于德国同奥地利的政治关系，则是德国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国家的存在。元首在给巴本的电报中指令他重新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从而清理了战斗的第一阶段，开始使用政治渗透的新方法。
国际革命的准备和渗透工作，是在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声明背后不间断地进行着，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在德国国内加速和完成重整军备。希特勒一上台执政就“明确提出一项政治要求，要在五年内即到1938年4月1日止为他建立起一支使他可以在紧要关头用作为政治力量的工具的武装部队。”1935年3月10日，戈林宣布已经有一支空军部队，1935年3月16日重新实行征兵制，1935年5月21日通过秘密的帝国防务法和任命沙赫特为负责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同一天在希特勒的国会讲话中正式单方面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军备限制，于是德国重新武装的第一个和秘密的阶段就胜利完成了。
历史将展示（十年以后德国的托马斯将军写道），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所做的那样，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已如此深思熟虑而系统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用于战争需要，这样的实例是为数不多的。
另一个方面是组织国外的德意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总参谋部代表德意志帝国宣布了一条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大国也都有这个原则）：“德国的威信要求我们不仅应该对德国公民，而且要对所有的德意志人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这一点在国家社会主义下是实现了。国外组织（AO）及其附属的国外德意志人民联盟（VDA）对全世界来说，在较小程度上就象国社党在1923年至1933年对德国那样。1937年，AO成为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部门，部分地同外交和领事业务融合在一起，其活动受到外交豁免权的庇护。这样它就成为通过宣传和谍报对外国实行革命渗透，并在全世界建立第五纵队和根据地网络的高度发展的工具。它的控制再加上盖世太保，使得它的组织和联系不仅包括全体党员，而且包括所有的德意志人的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并监督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活动。它在有的地方建立起准军事组织，通常以纪律检查或治安勤务的形式，名义上是在党员中维持秩序，但是能用来作为一支打击力量。还有一种企图要把德国人移居到重要的战略地区去，如北石勒苏益格、南非和拉丁美洲，而在旅游者、技术人员、旅行推销员的伪装下，这个增援运动组织得很好。
外国和外国政治家＇戈林的官方喉舌在1937年说＇必须认识到，在未来，德国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只能建基于外国德意志人作为德国文化和商务天然代理人的有组织的活动之上。
希特勒在国内夺取政权不到四个月，便向帝国边界以外的德意志人直接发出第一次呼吁。1936年内战爆发以后，西班牙政府搜查了AO设在巴塞罗那的办事处，没收和公布了办事处的文件，因而官方否认民族统一和帝国主义目的的声明业已信誉扫地。许多国外德意志人的组织，就象许多各色各样的德国组织一样，都是多余的，无效的。拉丁美洲纳粹党的许多庞大的分支机构是如此，美国的德美人民同盟和加拿大的德意志同盟收效不大的活动也都是如此。但是它在欧洲却产生了结果，在德国夺取政权四个月之后但泽就已纳粹化，奥地利的纳粹化则为德奥合并作了准备，通过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东欧调动德意志少数民族，渗入挪威并使之瘫痪。这些不可能象党的建设和对魏玛共和国的侵蚀那样直接地归之于希特勒的成就，这些成就来源于他赋予德国人的自然趋势以动力，促进了德国人勤奋努力、盲目服从、扩张组织的天性。尽管如此，精神和目的都是他的。
不论是谁，要是他想象社会主义是叛乱和蛊惑群众，那他就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在1934年说＇。革命不是民众游戏。革命是艰苦的工作。群众只看到成果，却不知道，也应该不知道，在迈出新的一步之前需要作的无法计算的看不到的劳动。
除了理论动力和宣传技术以外，纳粹政府制度的轮廓是扩大为全国范围的匪徒行径。它的主要刺激之一是有组织的贪污，在它最有力的压制手段中就是间谍活动和个人讹诈。这些都发展了，着眼于把它们用于国际政治中，但是它们的效力在德国以外就减少了，而希特勒对外的成功可归因于他的天才的其他方面，而不是归因于世界名人丑闻的全套卡片索引这个构想。国际影响中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政府的特殊方法，促使别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以及造成下属之间互相敌对。象弗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大量设置相互矛盾的任务和相互冲突的机构；不过由于种种超出了希特勒的道义和政治哲学范畴的原因，结果在德国不是和谐协调而是离心离德，铁板一块的纳粹国家在战争的重压下分解了，如特雷弗…罗珀所描述的，成为“私人帝国、私人军队，私人情报机构的混乱状态”。1939年，这一过程远未结束，但是从希特勒上台执政以来，外交政策一直是通过相互矛盾的机构在执行，而且涉及个人竞争。1933年，纳粹扩张的思想家罗森贝格被任命为负责纳粹党的外事局，该局在对外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伪装下组织对国外进行渗透。正式的外交部从1932年到1938年仍属于牛赖特领导，维持外交门面。但是牛赖特有一个妒忌的对手，就是里宾特洛甫，他作为希特勒的无任所大使执行一条独立的路线，而且终于取代牛赖特担任外交部长。此外，戈林作为空军首脑和帝国国防会议主席，也是一个显著的外交人物，时而宴请访问柏林的贵客，时而在外国首都同统治者们会谈。影响的多样性引起英国政客们的错觉，以为希特勒是个幻想家，听信了错主意，或者只听到极端主义的下属的不完全的情报，以为里宾特洛甫是个有不良影响的人，或者戈林是个有温和影响的人。但是实际上，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一项不是希特勒的，他的政策鼓舞了并包括了他的部长们的阴谋，它也不需要外部的邪恶影响来加强，时机一到，他个人就单独作出决定。
第三，希特勒具有一种最高度的政治艺术：在权力斗争中的绝对驾驭能力。其主要的源泉是他那异乎寻常的意志力。此外，他在操纵驾驭中策略上的能屈能伸和圆滑灵活，觉察敌人弱点和他们很可能作出的反应，等待时机和在进行打击前迷惑敌人时的逢迎随顺，都有拿破仑的水平。虽然希特勒靠直觉行动，而且远远缺乏象拿破仑那样在广阔视野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但他把权力政治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他深知个中道理，他对权力政治留下了象马基雅弗利那样深入和持久的名言，例如以下的原则：谎言越大，群众越易受骗；一个精明的征服者将分阶段地进行勒索。
他在1939年获得威望的主要源泉是他的政治眼光，他对行动的时机的识别，这在德国称之为他的敏锐感觉。在1933年以来对外关系连续发生的危机中，他的意见经常是对的，而他的政治和军事顾问们却是错的。他预先通知帝国政府有关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是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说这一行动将导致占领莱茵兰＇即由法国人出兵＇的预言家很多，相信的人却很少。”他个人决定在1936年重新占领莱茵兰，是在占领前两三天内自动作出的，而且未同内阁磋商。——“那时这是又一个看来不可能的行动。相信我的人很少。”随着他冒险范围的扩大，总参谋部的反对情绪变得强烈些了。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自始至终有一种怀疑和不赞成的暗潮来自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契。他们争辩说，法国在沿德国边界一带军事上将占优势，即使它同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也仍然如此，还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堡垒可同马奇诺防线的实力相当。1938年2月，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契因此免职，希特勒自己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冯克接替沙赫特在帝国银行的职务。这些是希特勒同军队发生冲突最早的外部迹象，希特勒靠占领奥地利提高了威信，从而解决了一次政府危机。1938年5月30日，约德尔在签署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时，他写道：
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应该今年干，军队的意见是我们还不能干，因为极其肯定的是，西方大国会进行干涉，而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同它们匹敌，这两种意见的矛盾又一次尖锐化。
1938年7月，总参谋部向希特勒提交一份备忘录，是由总参谋长贝克起草的，其中论证德国在军事上居于劣势，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出战争初期即使取得胜利，也会被法国击败，因此不应在苏台德问题上冒战争的风险。备忘录激怒了希特勒，他免去了贝克的职务，以哈尔德接替。2月份将军们还没有作好行动的准备，9月危机中，在哈尔德领导下，已商定如果战争爆发便立即推翻希特勒。
但是张伯伦先生来了，弹指之间避免了战争的危险。希特勒从慕尼黑回来时，是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所推崇的兵不血刃的胜利者。因而德国人民理所自然地欢迎和享受他的胜利。即使在希特勒的反对派——高级军官集团一群人之中，上述胜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慕尼黑以后的六年中，在德国国内再也没有对希特勒的有组织的反对。
曾有人说，希特勒政治和战略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在于不负责任的政权的腐败以及缺乏“对这样一个任性的天才进行必不可少的”批评。这是完全确实的。但是如要估价他的天赋的政治能力，就要涉及更深刻的问题。有一个分析的最终标准，我们必须依据这一标准来考虑用以判断政治成就的各项标准。是否有道德，或仅仅是执行得出色，或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国家利益背后的价值准则服务？就最后一点而言，希特勒确实宣称他的政策不是纯粹的国家政策，而是以生物目标为宗旨。这是取代西方文明原则的伪科学。至于德国的利益，他已经使之成为普遍不稳、积极动荡和长期革命的工具；当他写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不应该只看着一个国家英勇地倒下去，而应该是以实际的方法生存下去”，他自己就在无意之中对此作了定论。还剩下技能问题。希特勒有时把这种品质解释得极其低下，说它简直就是圆滑。“政治就是赌博，在一切赌博中什么诡计都是允许的”，他说“赌博的人经常变换规则以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不过这种水平的政治除了成功以外是没有标准的，而从长期来看，希特勒不是一个成功者。如果技能意味着更多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应当取决于能否正确衡量运用这种技术所处的形势，那末我们应当考虑到希特勒把现实主义同狂热主义两者可怕地结合起来的两重性。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看待某些事情异常清晰，同时他的眼睛晶体的边缘又总是可能被乱槽糟的东西所蒙蔽。他的洞察力可能被他的信条和脾性所影响，就象他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种族分离活动，在军事上会表现出软弱无力，或是认为世界上仅有的杰出人物就是他自己还有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而只有他们才具有唯一的那种政治家气质。1939年3月15日，他占领布拉格，就是认为“小蛆虫”张伯伦和达拉第，他在慕尼黑见过，他们个人不可能存有比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晤的水准更深入的目的，而英国和法国除了张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