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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旧金山会议似乎正在走向不幸的结局。当俄国人坚决主张否决权应该使安理会的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可以阻止讨论它不愿拿到这种公开讲坛上来的任何问题时，俄国人和西方国家之间对安理会的程序发生了一场新的争执。杜鲁门想出一个办法，请霍普金斯设法和斯大林解决这个问题。6月6日，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和莫洛托夫的侧面谈论中显示出，他以前对这个问题并不了解，随后他转向霍普金斯说，他认为整个争论没有多大意义，应当接受美国的观点。这样，斯大林几乎不以为意地就完全改变了俄国的立场，一个曾经费了不知多少唇舌的问题好象被魔术变得无影无踪了。
霍普金斯的出使和此后波兰问题的迅速解决，完全打破了相持不下的局面。看来可能会使大同盟马上垮台的争执，暂时平息下去了，旧金山会议能够顺利地进行草拟联合国宪章的工作，盟国在德国的行政安排纳入了正轨，欧洲谘询委员会在盟国对奥地利的管理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的里雅斯特问题的争执暂时搁置了起来，波茨坦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好感似乎已经恢复。斯大林甚至对租借协定表示了感谢。
这些结果主要是由于波兰问题获得解决。虽然斯大林已经作出让步，让米科拉伊奇克和另外一些非共产党的波兰人参加临时政府，西方国家作出的让步则大得多。这一点当时或许并不完全清楚，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尽管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为波兰临时政府的“改组”作好准备，共产党却仍然控制着临时政府，而英美争论得如此之久的，正是为了要防止这种控制。斯大林在扫清了通向他指定的目标——在波兰有一个“友好的”政府——的道路之后，愿意并急于在其他问题上安抚西方。无疑，正是由于这种心情，他才在解决安理会否决权的问题上那样的毫不介意。如果西方允许斯大林控制东欧和满洲，他是愿意合作的，可是他显然把苏联在这些邻近地区的利益置于一切其他考虑之上。
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后的几星期中，波兰政府很快便进行了改组。6月17日，受到邀请的波兰领袖们在俄国首都开会。6月23日，他们就“改组”后的临时政府的阁员人选取得了一致的意见。6月28日，新内阁就职了。1945年7月5日，英国和美国政府正式承认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内阁的二十一个席位中有十四个由卢布林委员会的元老担任。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控制着那些对于控制国家内政最为重要的部门。
当波兰问题获得这样的解决时，盟国在德国取得了同样快速的进展。5月30日，俄国人宣布朱可夫被任命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俄国成员。6月5日，英、美、法、俄四国的司令官在柏林开会，公布了三项宣言，作为盟国将来管理德国的依据。第一项宣言声明，既然德国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能在胜利的盟国指挥下承担起管理全国的责任，有关的四国“特此承担起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最高统帅部以及任何州、市或地方政府或权力机关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在列举了德国人必须立即执行的各项规定后，宣言继续说：
……四个盟国政府将采取它们认为未来和平与安全所需要的各项步骤，包括德国的全面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
盟国代表们将使德国承担由于德国完全战败而出现的政治、行政、经济、财政、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额外义务。……一切德国当局和德国人民应该无条件地执行盟国代表的要求，并且完全遵照各项……宣言、命令、条例和指示行事。
这样，德国的手脚全被束缚住了，但是并未公开宣布一项盟国的积极政策，因为关于这种政策，盟国之间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然而，同时公布的其他两个文件确实阐明了盟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一项关于占领区的文告说明了有关各方已经同意的四个区，并把大柏林置于四国的联合管制之下。第三项文告说明了作为中央政府的机构。由四个区的总司令组成的一个管制委员会将处理涉及整个德国的事务，并将保证“四位总司令在他们各自的占领区内的行动具有适当的一致性”。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应该是由全体一致通过的。
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各个占领军部队应该怎样以及在什么时候接管分配给它的区。西方盟国坚持要在它们进入柏林的时候才从俄国占领区撤退。由于有些次要的细节需要解决，这件事耽搁了好些时候。但在6月29日，一切都准备就绪。自7月1日开始的四天内，作了必要的部队调动。关于明确规定英国、美国和法国进入柏林的权利，规定每一国对市内占领区提供物资的责任，以及规定柏林市盟国军事管制总部的办事程序等项，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都作了安排。7月10日，盟国军事管制总部的第一次会议举行了。
建立各国占领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的解散。这于1945年7月14日实现。在这一天以后，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就只限于指挥美国部队并限于在美国占领区以内。随着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的解散，世界上最成功的盟国指挥部也就宣告结束了。
盟国的管制机构这样建立起来后，在德国应该实行一些什么共同的政策就成为迫切的问题了。美国的政策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指令（通称J。C。S。1067号）中阐明的。这个文件于1945年5月14日发出，在1945年10月17日以前是保密的。英国政府也为英国占领区的代表准备了指示。一般原则于1945年5月20日公布。法国和俄国的政策大概也是同样地分别通知他们各自的总司令的。但是对整个德国的共同政策，如果有的话，显然也只有经过政府之间协商以后才能规定下来。这就是波茨坦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
霍普金斯访问斯大林以及此后盟国对波兰和德国所采取的步骤的结果，就是使德国而不是波兰成了测量盟国是否和睦的主要晴雨表。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的事务对于俄国和西方之间的未来关系是次要的（虽然不是不重要的）刺激物。后来，中国和远东事务这团乱麻开始显得很突出。但在1945年6月以后，决定大同盟命运的显然是德国问题而不是任何一项其他的问题。到了盟国甚至无法再再假装在德国对一项共同的方针取得一致时，大同盟终于确实瓦解了。
当然，霍普金斯、杜鲁门和丘吉尔并不是故意在1945年6月把波兰抛弃给俄国人的：他们希望临时政府会组织相当公正的选举，从而成立一个相当自由和独立的、能为所有盟国都接受的波兰政府。可是当事态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西方国家却没有多少办法或者完全没有办法了。到1947年1月波兰进行选举时，德国问题已经占了首要的地位，俄国和以前盟友之间薄薄地掩盖起来的敌意达到了这样强烈的程度，因此不可能希望通过有效的外交干预，扭转波兰事务的方向，使其比较符合英国和美国的心意了。
但是未来的事态发展在1945年6月和7月还是看不出的，在抱着希望的人们看来，盟国似乎终于为波兰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折衷方案，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立似乎使盟国在德国的合作即使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至少已经成为可能了。
这种乐观的看法由于旧金山会议所取得的成功而有所加强。这个会议制定了一个新的世界组织的宪章，使世界各国都承担起维护和平和实现民主的理想的义务。我们现在必须回过头来看一下这次会议的成就。
雅尔塔会议上关于安理会投票程序的协议，为这个由于战争而产生的联合国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扫清了道路。美国代表四个发起国于3月5日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请它们参加一次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四十六个在1945年3月1日以前宣战的国家的政府取得出席会议的资格。但是由于波兰临时政府改组问题的争执尚未解决，这意味着第四十七个国家波兰不得参加。这四十六个国家的政府应邀“为一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的国际组织准备一份宪章”，这个宪章应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为基础，并以雅尔塔会议商定的投票方案为补充。所有这些政府都接受了邀请，代表们如期于1945年4月25日云集旧金山，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典礼。
会议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构所包围，各国派来的新闻记者不下二千六百三十六人。美国政府在会议前、会议期间和会议后组织了一场巨大的宣传运动，旨在使美国人相信，并在较低程度上使全世界的公众相信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此外，有一大群特殊的请愿者聚集在旧金山，设法把他们的特殊问题提交会议——其中之一是一个伊罗科伊斯印第安人的代表团，为了伊罗科伊斯部族同美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没有得到遵守而提出抗议。
会议本身的规模很大。总共有二百八十二名代表出席，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政府，还有协助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一个秘书处，共计在二千五百人以上。每天有堆积如山的纸张散发出去供会议记录之用。正象一个如此盛大又如此匆促地组织起来的事业所不可避免的那样，所有各级几乎都是一片混乱。
旧金山会议使大国第一次和大批小盟国同时见面。支配着会议的主要裂痕之一，出现在那些起草过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的政府和那些现在第一次有机会插手为战后世界制订宪章的政府之间。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面对着其他政府的批评和要求修改的建议，自然倾向于为他们亲手制作的产品辩护。但是大国本身并没有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次会议组织得十分匆促，四大国之间未能在诸如托管或区域性组织和建议中的世界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再则，大国之间彼此的威望也有重大差别。中国是出于礼貌关系而占有它的地位的，在会议上比较无足轻重。法国的地位特别脆弱。法国的国家威力在战争期间黯然失色，这和人们要法国在未来承担的任务是不相称的。再则，法国政府曾拒绝做会议的发起国，理由是法国没有参加制定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的预备性协商。5月4日，发起国决定让法国参加它们的私下会谈，在这些会谈中，会议面临的大多数重要问题都在幕后讨论解决。这样才使法国的这些不正常的表现有所减少。这个办法安抚了法国的自尊心，但并没有完全消除法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流露的那种受了损伤的尊严。
大国之间一个更重要的差别是：英国和美国容易受到出席会议的小国的压力，而俄国却不是这样。英国自治领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英美这两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内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们的那些往往是强烈地提出来的愿望，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俄国人没有受到这样的压力，他们一般说来总是严格地坚持自己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解释。
在小国当中，有两个多少是界限分明的区域性集团：拉丁美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此外，还有一种与某些问题有关的“中间国家”集团。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这样的国家，曾对战争也贡献过大量人力和物力，它们感到自己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应该和它们新的国家实力相称。它们并不总是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给了它们应得的权益。
另一条裂痕是由于对这一未来的组织的基本性质看法不同而产生的，这对会议关系重大，有时还把各国的代表团分成不同的部分。有些人认为正义、道德和国际法的抽象原则应该支配这个组织的工作和结构。另一些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手段，借以在对抗的国家间起调节作用，以及运用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对付扰乱和平的小国。少数代表，如果有的话，完全赞成一种立场而排斥另一种；每个人都认识到实力和正义必须适当地结合起来。但各人强调的重点却大不相同。俄国人尽管不常发言，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他们似乎从另一极端要求有一个会把小国管得安分守己的大国同盟。澳大利亚的首席代表赫伯特·V·伊瓦特成了维护国与国之间应以正义与平等放在首位的观点的最突出的战士，他认为大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中企图捞取的特权应该减少，以便使他们也受到法律的约束。
为了便于工作，会议分成十二个小组委员会，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文件的若干节分派给每一小组委员会去进行修改。小组委员会向四个委员会提出报告，这些委员会再向会议的全体大会提出报告。使总的会议协调一致的任务，在理论上，是交给一个指导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