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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何时参加战争。……
我们可能不喜欢俄国在东欧所干的事，它那种土地改革、征用工业以及压制基本自由，激怒了美国的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俄国人将会设法使他们的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就象我们会设法使我们的势力范围民主主义化一样。
俄国的社会与经济公平的思想将支配着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地区。我们的自由企业和民主的思想则将支配着大部分其余的地区。竞争应当置于一种友好的基础上。俄国人应当停止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纵容人来反对我们，就如同我们应当停止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策划去反对他们一样。
华莱士的讲话顿时便被解释为对贝尔纳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批评。贝尔纳斯本人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要求杜鲁门或是立即接受他的辞职，或是向华莱士清楚地表明，他无权公开来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中，杜鲁门试图在内阁的两个成员之间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但是结果徒劳无功。最后在1946年9月20日，他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但是尽管由于这件事美国政府的政策看来更为明确地变成了反俄的，杜鲁门却依然心存希望，游移不定。此外，舆论也大不一致。华莱士在从前拥护罗斯福的人中有许多同情者。在他们看来，就仿佛是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结成了一个邪恶的联盟，假托代表两党，正支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过这一派人处于少数。当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共产党人十分出力地来支持华莱士时，他的事业便遭到了损害，最后终于失败了。
虽然如此，说美国反对俄国的舆论直到1947年和1948年才变得真正强硬起来，这还是正确的；因为到那时，继马歇尔的援助计划遭到拒绝后，接下去又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和共产党的攻势在中国所获得的成功。1946年出现过一项重大的变化，美国人被迫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对外政策。事态本身和围绕着丘吉尔和华莱士演讲所兴起的讨论，渐渐损害了战时对俄国的钦佩与同情。嫌恶、愤怒、猜疑，加上惶惑、捉摸不定和自我批评，代替了乐观的情绪和迅速恢复“正常秩序”的希望。不过在1946年，美国人自己还不相信，俄国已经确实是敌人了。他们也还没有得出结论，自己应当积极承担起“自由世界”领导人的身分，而且对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不仅仅是提供道义和经济的援助就算够了。冷战尚未开始，相反，一种鬼影般晦暗的微光搅扰着俄…美关系，因而也搅扰着全世界的关系。
英国舆论在1945…1946年的变化，同美国所发生的变化相去无几，不过起伏远没有那么激烈。因为战时的乐观情绪总的说来并不那么浓厚，幻想的破灭也没有那么彻底；因为保守党人深受保持国际均势这一概念的熏陶，他们倾向于多考虑到同俄国保持均势，而不大考虑到扑灭共产主义；因为工党——至少是大部分人——接受了英国对外政策的传统，两党在外交事务上也就不大有什么争论；最后，因为英国人民根据多年的经验，并不指望所有的国家全同他们意见一致，或是不问青红皂白便接受他们的好意的表面价值，所以他们并不遽然便下结论，认为一个反对他们的国家事实上便是离经叛道的。对国际事务长年累月的经验使英国公众多少都胸有成竹，既不会过分乐观，同样当希望落空时也不会在精神方面感到过于愤怒。
诚然，新的工党政府的某些拥护者希望并相信，由于艾德礼和他的同僚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能够同斯大林建立起任何保守党政府都不能希望建立起来的较好的关系。但是这与其说是认真的信念，倒不如说是一种竞选的论调。结果，艾德礼和贝文对于丘吉尔在欧洲的对外政策未作多大的修改，如果说斯大林对他们有区别的话，他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比对英国的保守主义表示出更少的好感。俄国人为了反击英美对他们在东欧的行动所提出的抗议，把他们的宣传集中在攻击英国在希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行动上。因此，工党政府始终没有机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共产主义的俄国之间起斡旋作用，象某些拥护工党政府的人原来希望它能够办到的那样。
事实上，英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和其他困难非常之大，以致官方选择的余地很小，相应地，公众争论的范围也就很小。就经济方面而言，英国不得不从美国获得援助，否则便要面临难以预计的大灾难。在政治方面，英国和俄国的利害关系在欧洲互相冲突，除非英国政府乐于放弃置身大国行列的全部主张，听凭俄国人在欧洲大陆上称王称霸，否则只好反对并抗议俄国的扩张，此外起不了别的作用。
这些冷酷的事实并不总是英国公众易于忍受的。例如，据说工党的知识分子台柱之一哈罗德·拉斯基曾经在1946年5月12日讲到，万一遇有必要，在工党政府执政下的英国将支持俄国，而不是支持美国，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报纸所煽动的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提出抗议，反对从美国获得贷款，理由是它将破坏英帝国的经济基础。但是这些都是不大有人理睬的呼声。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出的同美国亲如手足地联合起来的要求，加上贝文对俄国扩张的坚决反对，更为贴切地符合于英国公众一般的心情。因此，对外政策不象在美国那样，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论。人人几乎都认识到，美国的友谊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然而不幸，俄国的友谊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获得的。战后国际政治的重要抉择取决于俄国和美国。由此看来，决定世界大事趋势的，是俄国和美国舆论的风向。英国人同世界其余的人民一起夹在这两大巨人之间，只能急切地等待美国的援助，一面将信将疑地希望俄国会回心转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经济关系中促成了两项重大的，而且多少有些矛盾的变化。首先，在大战的岁月中，当其他的主要交战国或多或少都蒙受损失和破坏时，美国的财富和生产力却增长了。结果，战争结束后所出现的是，一个财富高度集中在美国人手中的世界面对着一个赤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部分国家除了报之以政治支持，也许还有感激之情外，它都无力偿付。
其次，在大战期间出现了经济活动从属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现象，其规模在欧洲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在战争的年代里，所有主要的交战国，都决心想设法把劳资结合起来生产商品，不管价格和赢亏；就连在外围地区和中立国家里也觉得必须由政府来控制物价、进出口商品、财政政策等等，或者觉得由政府控制为宜，目的是减轻战争对既定的经济体制的冲击，并把经济活动纳入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渠道里去。一种新的世界经济体制出现了，政府在这种经济体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制定政策时不顾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或者以有意识制定的政策取代自由市场经济。
这两项重大变化之间的奇怪的矛盾在于这一事实：在世界所有的主要国家中，美国从心理上讲最不准备接受对经济关系实行政治控制，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永久的或正常的特征。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刚结束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大半是出于想降低贸易与财政往来的政治壁垒这一愿望。这样一种政策当然会给美国的工业和农业带来很大的好处，而美国本来就在工业和农业这两方面的大规模生产中享有相当大的技术优势。不过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主张采取自由政策只是或纯粹是自私自利的。相反，他们认为自由交换商品与劳务是国际和平的唯一健全的基础，并且相信，不管其他国家在适应美国的竞争方面会有些什么暂时的困难，全世界各国人民最终反正会获得好处的。
1945年和1946年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被解释为有关经济事务应如何处理这种美国思想同使传统的财政经济考虑从属于国家权力与政策的衡量这种新体制和新习惯两者之间的一场冲突。美国的庞大财富使美国的经济思想有重大的影响，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久也开始改变他们的想法，来适应战后他们所面临的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到1946年年底，美国政策已经显而易见地转变为使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了。
因此，人们必须研究两个相当不同的时期。从战争结束到1946年春天，美国的经济政策在于为国际经济关系迅速走上自由化铺平道路。这种政策有两方面。从消极方面看，它包含着放弃战时的特别措施——废除租借法，撤销英美各联合委员会，终止委托给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各项政府的经济活动。从积极方面看，美国政府支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规划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新的国际银行。此外，它还提出了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的草案，以之作为联合国下面一个专门机构。
然而，美国人也认识到，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在遭受战争蹂躏时，世界经济关系不可能立即自动地自由化。因此，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临时性安排：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油管”信贷以及按分期付款方式向外国政府出售剩余物资。这种种方法都只是作为临时的应急措施，然而正是这种脱离所谓常规的措施构成了战后那段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部分。
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主要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国际经济交易恢复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新起点的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1946年仲夏美国国会批准对英贷款。安排这笔贷款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不过我们决不可以夸大这种新的心情在美国流行起来的速度。当第一次向国会提出给予英国这笔贷款时，所持的论据是同使世界经济关系自由化的理想完全和谐一致的。诚然，政府当时曾极力敦促国会通过这笔贷款，作为保证最终走向自由化的一项不可少的手段。甚至到1947年6月，第一次提出马歇尔计划，把它传达给美国公众时，也还是说它是重建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欧洲经济的手段，借此即可在全世界消除妨碍自由经济交换的政治壁垒。
但是渐渐地，这种议论在美国人的嘴里变成了仅仅是理想与概念的一套空话，在战后国际关系的迅速转变中早已过时了。大约在1946年5月以后，美国政府决定只用它的经济力量去援助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朋友，甚至还取消了已经谈妥的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的贷款，因为它们的政府不再能算作美国的朋友了。想同俄国谈判一项经济解决办法的努力完全失败，这是同一变化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征兆。俄国人对于使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政策始终没有感到任何怀疑：当美国外交官提议，作为对租借债务的一项解决办法和一笔补充贷款的答复，俄国政府应当放松对东欧的经济剥削时，斯大林把这项提议看成是明显的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不能获得一笔没有附带条件的贷款，他宁可不要。
到1946年夏天，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沦为政治的陪衬了。经验证明，这种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交换自由的理想，同战后世界的政治现实是不相适应的。它的先决条件是，或者国际间出现了普遍的和谐，或者对国家实力的经济基础漠不关心——而从二十世纪的经验来看，这种漠不关心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
然而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发现自己这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似乎是暂时的、令人极不满意的。最终使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的希望——即使不再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范围内——仍然是强烈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准备承认，政府对国际经济交易的控制将存在下去，倘使仅仅因为这样一种局面表示政府控制国内经济事务的权力将比美国传统所允许的为大的话。因此，美国政府和人民在1946年下半年回到一种经过修改的战时国际经济关系的体制下时，他们对于这些权宜之计的持久性多少是故意闭上眼睛不看的。
美国想使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的努力徒劳无功，部分地是由于三大国中每一国在战后时期都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国内经济政策。可是，世界大国中经济制度和态度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共同性，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自由市场来交换商品、货币和劳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根本就不可能。
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立即开始把战时建立起来的经济管制机构撤销。政府在这样做时，是响应了人民的意愿。战时，政府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使商人和消费者都感到怨恨。再者，尊重自由企业和外汇自由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