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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立即开始把战时建立起来的经济管制机构撤销。政府在这样做时，是响应了人民的意愿。战时，政府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使商人和消费者都感到怨恨。再者，尊重自由企业和外汇自由市场的价格机构，把它们看作生产的主要调节措施，这种传统仍然是强烈的。就连在特殊的利益团体事实上破坏了它的地方，这种传统原则上还是难得受到挑战。当然，是有一些重大的困难，所以管制并没有一下子都撤销。1945年8月21日，从1943年起便支配着美国战时生产的物资管制计划废除了，优先照顾的范围急剧地缩小。对消费品的生产所加的限制也渐渐撤销了。战时生产局于1945年11月4日正式撤销以后，它的接替机关民用生产管理署仅仅接下了对几个经济部门的控制，主要是对依然严重匮乏的纺织品和革制品加以控制。房屋是一个特殊的问题。1946年1月，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成立起来，它具有分配稀少的建筑材料和依次安排房屋的权力。
取消军事部门订货和工厂改为生产民用商品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延搁，在1945年8月和9月里导致了美国工业总生产的一次急剧的减退。但在10月间，情况便有了转机，到11月份，生产指数又到了战时最高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而按当时的价格而言，则相当于战前数字的一倍以上。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当然，军队迅速复员所扩大了的劳动力供应以及商店对于恢复民用生产一般都预先作好了准备这一点也促进了这一成就。
尽管如此，一股巨大的、被压制住的购买力造成了商品的广泛缺乏。因此，象撤销生产控制那样迅速地取消对物价的控制，似乎并不明智。物价控制的前途在1946年成了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一个严重的争端。当国会提出一项将会大幅度地削弱全国物价控制而名义上又使它继续有效的法案时，1946年6月9日杜鲁门把它否决从而暂时完全终止了政府对物价的控制。1946年7月25日，达成了一项折衷办法，但是再次实行的物价控制仅仅是部分的，并没有阻止消费价格和批发价格的迅速上涨。
美国政府采取了同样激烈的步骤来摆脱国外的经济活动。1945年9月27日，一道行政命令终止了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合法存在。结束业务的工作移交给了政府的其他部门，大部分移交给了国务院，国务院则把向国外出售政府剩余产业的职责委派给了一名专员。诚然，这也就是移交给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接替机关的主要剩余业务，政府对原料和其他商品的购买，同政府输出美国产品一起，都将终止。就美国而言，国际贸易今后将由私营商行和个人来经营。
但是，如果认为战争的经验和大战前那些萧条的岁月中的经验，没有在美国经济或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政策上留下痕迹，那将是错误的。相反，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管制范围相当广泛，仅仅在同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比较之下才显得较小。战争所带来的最大的单一技术发展——原子能，仍旧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有些兵工厂也仍旧在一种备用的基础上听候政府安排，并没有改过来从事民用生产。此外，美国生产的农业部分则在一种补助金、有保障的售价、产量定额，以及政府的收购、贮藏和“剩余部分”的销售这一套苦心安排的制度下繁荣兴旺。
国家支出的比例在1946年年底仍为1940年的四倍以上。这一增加（当然，由于物价的上涨而过分增高了）意味着政府的活动已经深深地全面渗透进了美国的经济。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要求和政府的财政与放款政策，同政府的规章、条例、法律一起，对私人企业发生的影响远比战前为大。例如，外汇自由市场的经营便受到新的官方活动的控制和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认为政府有责任和能力来保证充分就业与繁荣昌盛的这一新的概念，已经牢牢地印在美国人民的头脑中，并且通过1946年的就业条例正式写成了法律。
尽管外国人把美国看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美国人自己把他们的经济制度看成是由自由企业支配的，战后的制度实际上是老式的资本主义和新式的国家控制的一种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的制度下，政府的政策发挥了异常深远的影响。例如，就连在国内，在美国人用不着去考虑社会主义或者其他外国思想的地方，战后对“正常秩序”的恢复也是很有限的，而对经济过程的政治控制这种新的干涉则是很广泛的。
英国的国内经济政策既不象美国也不象俄国，根本不能同对外经济关系分割开来。这个国家靠进出口生活下去，所以一切其他的考虑都不得不根据这个事实来衡量。英国的压倒一切的国内经济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提高出口的水平，使英国政府和人民可以偿付必需的进口并支付他们对外的其他财政义务。
1944年11月同美国缔结的经济协定，为恢复英国工业、重整出口贸易以及逐步减少租借物资提供了一个开端。不过这个协定是以对日战争将持续到1946年，在租借协定期满以前英国经济可以有时间逐步重新整顿就绪这个假定为基础的。对日战争意想不到地提早结束，导致租借协定突然在1945年9月2日一下子废除了，这时英国工业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开始大规模出口，英国的经济总的说来也还不能希望哪怕是勉强地自立。结果，同美国进行新的商谈成为势所必行的了。
英国的险恶的国际经济形势，使任何人也无法想象，取消战时的管制就能自动恢复战前的经济方式。国内遭到的重大损害与情况的日益恶化，使这样一个计划更不可能。而1945年的大选使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工党政府出来执政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公众的意见已经有了多大的转变，远远不想恢复战前的“正常秩序”了。
我们可以从工党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中区别出两个相当不同的方面。工党政府所实行的某些措施是出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例如，某些基本工业的收归国有，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和保险事业的扩大，以及旨在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一项税收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所推行的办法中有很多都同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多少关系。恢复进出口平衡，恢复国外资产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这种绝对必要的工作几乎就不可能听其自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旨在限制国内的消费，限制对外国资金的需求和增加出口商品的措施。针对着这些目的的政府管制，至少同旨在使福利国家这一理想更为接近现实的措施同等重要。
一般说来，英国政府保持了它在战时所取得的大部分权力。分配原料给制造商、配给消费品、管制物价、政府大量收购某些必要的商品以及管制全部外汇交易，全都继续生效。唯一似乎可以放松管制的重要领域是人力。战时允许政府把劳动力支配到特殊的工作上去的规定仍然存在，但是一系列命令把这种特别权力的实施限定于人口中的某些特殊团体，实际上，强迫几乎完全放弃了。然而就许多工业部门和农业来说，劳动力的缺乏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运进了大批战俘来帮助填补这个空隙。
当然，最大的改变是，政府不再象战时那样，使用它的经济能力来增加战时生产并使全国的武装部队保持着最大的兵力。相反，它试图推动出口并加快国内的复兴工作。为了取得一个平衡的、繁荣的经济，根据官方估计，英国的输出额将不得不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由于在1945年对日战争胜利前的头九个月里，输出额大体上只占1938年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二，上述目标更是不易达到的。同战时的第二个重要的差别是，当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对军需品和其他商品直接订货的数量急剧地减少了。此后，政府对生产的控制变得更为间接，并且往往还给予私营工业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如同在美国那样，政府的支出在1946年仍旧为战前的四倍左右，而政府作为商品及劳务的买主，其经济重要性则相应地增加了。
为了重新建立稳定的国际收支，订立一些规章制度似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工党政府乐于把这些规章制度强加在英国的工商业上，那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有些规章制度看来必然是一些灾难。例如，消费品的配给和外汇帐目的冻结就被认为属于这一类。政府希望能够先予以放宽，然后最终取消这些规章制度。
这种态度同美国普遍存在的态度没有很大出入。主要的差别在于在美国可以取消的管制，其规模远远超过英国。全民福利这一社会主义理想在美国也并不陌生，尽管人们十分强调不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的”，而且，当然，美国的社会立法也及不上英国的各项措施。
英美对于两国在大战初结束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作出的反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自身是社会主义的，而这个词在美国则是诅咒，这一点可能很容易把这些基本上相似之处搞得模糊不清。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温和的、渐进的。英国工业有很多部门还掌握在私人的手里。工党政府并不试图或希望完全消灭私人企业和市场价格的涨落。同样，美国私人企业则受到一个急切地想确保工人和农民福利（与选票）的政府的管理和限制。差别在于程度的不同。公开宣布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国家艰难的经济情况，促使英国政府走得较远，不过在两个国家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都是片面的——对情况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反应。在两个国家里，这种管制主要的用意都是想改善全体人民，特别是各个比较贫穷的阶级的命运。
英国推行的出口运动取得了相当成功，但是远没有促成国际收支的平衡。到1946年，往来交易的逆差已经缩减到三亿四千四百万英镑，这一数目大致不到1945年逆差的一半。然而，恢复国际偿付能力的努力并不象一眼看来那么顺利。英国的出口商品最容易进入软通货的国家，而要增加对美元区国家的出口则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同美元区往来交易的逆差在1946年合计为三亿三千万英镑。只是靠了美国国会于1946年7月通过的那笔对英贷款，才没有使英美贸易由于结果出现的美元亏空而陷于瘫痪。
就俄国来说，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终止，意味着突然一下又回到一种几乎全然自给自足的经济上去了。然而战争扩大了俄国对新领土的控制，俄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掠夺了东欧和满洲，以便多少减轻俄国人民自身蒙受的可怕的贫困。战争对俄国的经济是一场大灾难。据估计，俄国战前的主要设备约有四分之一都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再不然就是耗费掉了。全部生产在战争的年头里大概也有所下降，而把资源集中在军需生产上意味着民用商品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极度的贫困、工作过度以及人民极端厌战的情绪，这些都是必然的后果。
在1945年，苏联政府并没有借助于一项宏伟的计划来处理它的经济事务。据推测，紧急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战利品、赔偿和战俘的强制劳动补充了俄国经济的正常资源。这些项目的真正的重要性是无法估计的，但是无疑相当重要，而且可能不仅仅弥补了租借物资停止供应的损失。
等战争和重新过渡到和平这种迫切的紧急状态过去以后，对经济的比较系统的管制和未来发展生产的计划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出来了。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宣布，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即将准备就绪。它于3月13日递交给了最高苏维埃。两天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在一篇很有趣的讲话中向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们叙述了这项新的五年计划。他开始解释说，苏联武装部队所取得的胜利，是战前所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的结果。现在，必须恢复战争所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前进。他在列举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时，把重工业和铁路运输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而把消费品的生产放在第二位。这种着重是同战前苏联政府的做法相一致的，并且预示着俄国人民将继续贫困。用沃兹涅先斯基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产量的增长率多少超过了消费品的产量的增长率。”这是必要的，因为“放慢复兴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步伐，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达到这项五年计划所设想的那种发展步伐的理由。”
落后的意思首先就是指军事方面的落后。这项新计划的五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以最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供给苏联武装部队”，因为“垄断资本主义能够产生新的侵略者”。诚然，军事方面的考虑构成了整个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