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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条件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偿还将从1951年12月31日才开始，它将分五十年还清，利息定为百分之二。此外，美国人还答应，遇到英国的贸易差额下降到1936…1938年的水平以下时，便放弃利息。这样放弃的利息将不加进债款中去，而是一笔勾消。这一条款意味着在困难时期，英国事实上将享有一笔无息贷款，就象凯恩斯勋爵原来所谋求的那样。
当这项协定最初宣布时，英国和美国的反应都是从冷淡到反对。许多美国人觉得，停止这么大规模地对外贷款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有些人则觉得英国人没有权利享受特别有利的条件。相反，英国人方面则觉得，美国人做成了一笔很苛刻的交易，并且正利用英国的经济衰退来损害帝国的经济联系。他们特别反对这项协定和有关文件中体现出来的单方面的保证。英国保证取消外汇管制，答应以赞同的态度考虑取消帝国特惠制，可是美国则没有作出什么承诺。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们可以很有理由地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关税对国际贸易是一种比帝国特惠制更为严重的障碍。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帝国的其他支持者发表言论反对这项协定，比弗布鲁克拥有的报纸还发动了一场反对这项协定的长时期的运动。虽然如此，美国货物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以维持它的经济，这种需要仍然是迫切的。下院很知道这一点，于是在1945年12月13日以三百四十五票对九十八票批准了这项协定。
当财政贸易协定草拟出来时，两国政府都认为它将在1946年年初生效。由于美国国会工作迟缓，协定生效期略有延缓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众议院会经过七个月才终于批准这项协定。中间这段时间就英国政府说来是一个焦急的时期。英国政府的全部财政经济计划都依靠这笔贷款。
杜鲁门政府不遗余力地去加速国会的行动。然而必须等到国会议员圣诞节休假回来，才能在1946年1月30日正式提出这项协定。到那时，杜鲁门送了一份特别咨文给国会，请求它迅速予以批准。同时，政府领导人物的一系列讲话和政府发动的一次广泛的宣传运动，试图打消公众和国会对这笔贷款的冷漠和反对。但是国会却无意听候杜鲁门的号令，程序从一开始显然就是慢条斯理的。
参议院首先采取了行动。辩论主要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批评这项协定的人争辩说，这么大一笔对英贷款会增加国内的通货膨胀，会给美国无法给予其他国家的类似的大笔贷款敞开门户，会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美国企业的一个危险的竞争者，会帮助社会主义，而且是绝对无法收回的，是一点也不合乎商业习惯的，因为这笔贷款没有有形的担保品。相反的议论强调了美国在一个繁荣的、通过贸易而富足的世界上的利益，并且指出，英国的特殊的贸易地位意味着这笔贷款对其他国家不会构成一个先例。
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经过初步听取意见之后，这个议案于1946年4月17日提到了全体会议，遭到激烈的反对。有几个参议员企图用拖延的办法来抵制这笔贷款的讨论，并且顺利地使工作停顿了好几天。其他的反对者采取了对这项协定提出修正案的策略，目的在于使英国政府无法接受。这类修正案中最主要的一项是，要求英国把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岛屿出售给美国。这个修正案于5月9日进行表决，以四十票对四十五票的接近票数被击败了。共和党外交政策问题的主要发言人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辩论中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他作为贝尔纳斯的特别顾问，即将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议。临行之前，他于1946年4月22日对参议院说，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他得出结论，这笔贷款应予批准。他的讲话使共和党内反对这个议案的人分裂开来，并且有助于保证使这一协定最终得到通过。临了，在杜鲁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后，参议院在1946年5月10日以四十六票对三十票表决通过了这一协定。
在参议院的辩论中，有些发言指出了这笔贷款的政治意义。例如，据引述，参议员惠勒就曾经说：“我所能想到的作出这笔贷款的唯一原因就是，给予英国充分的援助，使它好在欧洲抵挡住共产主义。如果是这个道理，那末我们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贷款给他们。”各个不同的记者用比较克制的语言指出了同样的情况，不过官方为这笔贷款提出的辩论仍然完全是经济方面的，公众和参议院的注意力大半都被引向它的经济方面。
但是，当这个协定在众议院内展开辩论时，重心却改变了。这个议案于5月14日先由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加以审议，然后在1946年7月8日由该委员会向众议院提出报告。参议院探讨过的那些熟悉的理由再一次受到彻底的审查，不过新的重要的理由也增加了进去。财政部长文森在5月16日为协定作证时说，当前除了把世界划分为俄国与英美两个经济集团以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意见为批评这个议案的人提供了新的弹药，因为他们断言，这样，事实上美国是同英国结盟去对抗俄国。
从这时候起，贷款辩论的主要争论是，这笔贷款事实上是否会使美国承担起从政治方面支持英国反对苏联的义务，倘使是这样，那末这么做是好事还是坏事。6月17日，众议院委员会对这项协定提出了赞成的报告，不过有五名议员签名的一份少数派报告却宣称：“这笔贷款对于英美的帝国主义分子将是一种推动力。往后，人们将告诉美国人说，这笔贷款是为英帝国未来的全部需要和希望提供美国金钱、枪炮和青年小伙子的预先作出的保证。”
但是当美国反对俄国的舆论强硬起来，开始把斯大林的政府看成迅速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大障碍时，这种议论便失去了效用。也许，俄国的帝国共产主义毕竟既威胁到英国的利益，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也许，美国有义务领导自由世界，并加强自由世界来反对共产主义；也许，通过给予英国的一笔贷款所取得的政治利益同那些经济利益同等重要；也许，政治利益甚至更为重要。如果是这样，那末财政贸易协定便完全有理由予以通过了。在美国和俄国政策之间的冲突变得公开以后——先在外长会议的4月会议上，后在5月间关于德国的问题上——愈来愈多的国会议员开始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然而，到最后一刹那，对贷款谈判的新看法引起了另一个障碍。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曾经激起美国犹太人和美国政府中重要人士的反对。这笔贷款会不会变成赞同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一种表示呢？美国的各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很快便断定它会这样，因而对国会议员们施加了压力。
7月8日当众议院展开辩论时，由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索尔·布卢姆的一篇声明，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多少已经缓和了。布卢姆本人是犹太人，曾经严厉地批评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不过他断言，这笔贷款是一个应予分别考虑的不同的问题。“我知道，”他说，“这笔贷款对我的国家是会有帮助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将投票支持对我的国家最有利的措施。”
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的辩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不过语调显然是新的。拥护贷款的人并不争辩说，这笔贷款将支持英国对抗俄国；相反，他们这时倾向于把这场全球性的斗争看成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直接斗争。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的话来说：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注视着这次表决的结果，因为就它们而言，美国是在世界各国中承担起领导者的地位——积极的领导者的地位呢，还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那样，再次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这一点完全取决于这次表决。
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如果我们的公职人员由于漠不关心、捉摸不定或胆小怕事，没有为我们国家的利益做应当做的事，那末我们就使那些用友好的眼光望着华盛顿的国家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屈从于莫斯科的势力范围。
这笔贷款大半就是靠了这样的议论，才于1946年7月13日以二百十九票对一百五十五票获得通过的。两天以后，国会的法案由杜鲁门签了字，财政贸易协定立即生效了。
要夸大这场辩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大约直到1946年5月，美国政府和人民主要都被一种欲望鼓舞着，那就是想摆脱战争加在他们身上的特别责任。官方的计划要求从战时关系渐次过渡到新的国际安排中去，人们希望这种安排将为全世界取得和平与繁荣。美国人的意见始终没有为联合国感到后悔，不过在1945年和1946年的头几个月，人们普遍希望和相信，对外经济政策应当通过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不同附属机构去实行，而所有其他特别的义务和牵连都应当尽快地摆脱掉。
这笔对英贷款的讨论，促使美国人的情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临时的、特别有利的经济援助应不应当给予英国？新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应不应当由通过其他渠道的国家政策的决议来加以补充？退回国内并依靠联合国的合法渠道，并不象原来希望的那么容易：英国需要援助，而俄国则拒不合作，甚至还进行威胁。经过不少混乱和辩论以后，国会在投票表决这笔贷款时，事实上表决了恢复战时同英国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特别关系，并且决定以积极的经济对抗措施去面对俄国人的挑战。
应该把这场辩论同1939…1941年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之间的那场辩论对照。两次辩论基本之点都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两次辩论都是深刻的传统观点受到总统提交给国会的议案的挑战；两次辩论的问题都是同美国对英国的支持特别有关。不过1939…1941年的辩论时间比较长些，最后是被日本人打断了。战时经验的影响，以及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所感到的特殊敌对情绪的影响，从这一件事上反映出来：这一回，国会自行决定来承担起新的义务。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1946年承担的义务较小。争论的问题不是军事援助而是经济援助，而且美国舆论直到1947年才开始支持对俄国的扩张采取军事和政治行动。
支持英国的这项决定，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个真正转折点。战后从欧洲撤退的思想，在1946年7月以后便很快消失了。美国出面来领导自由欧洲对抗俄国和它的卫星国，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新目标。而当美国政府决定在联合国结构以外推行国家的政策时，把联合国当作医治世界疾病的良药的信心，也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不过所有这些改变都是逐渐形成的，当时人们并没有彻底了解。一些拥护对英贷款的人还希望，这笔贷款会成为对俄国的一笔同样贷款的先例。还有些人则把协定中所体现的自由的经济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把政治观点看作次要的或是不幸的。
然而，就这种种混乱以及对这项决定的含义作出的这些错误解释适当地加以考虑以后，我们说美国国会在表决这笔贷款时，有一半是有意识地回复到战争岁月里国际经济关系中所特有的那种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政策的做法，这种说法似乎也是公正的。按照传统的银行家的判断，当国会批准这笔贷款时，他们最关心的倒不是英国财政方面是否健全；相反，他们所关心的是英国在政治方面对于抵抗共产主义是否健全。在1946年7月以后，这一点愈来愈明白地成为美国政府在考虑给不给予贷款时所依据的标准了。
美国和俄国之间为清算租借帐目，并为向苏联提供额外贷款所举行的谈判的命运，反映了美国态度的逐渐改变。官方的记录在1952年还无法获得，不过根据报纸上的报道，谈判的经过如下。早在1945年1月，斯大林便提出将来要向美国借款的问题，说明俄国大约需要六十亿美元的贷款，以便顺利地进行战后的重建工作。这项提议遭到美国的拒绝，理由是这么大一笔数目是无法筹措的。1945年8月，俄国人再次提出，不过提出的总数已减为十亿美元。这个要求是向对外经济管理局提出的，但是不久以后作为战后美国政府行政方面改组的一部分，对外经济管理局被撤销了。它的档案移交给了国务院，从那时起国务院便承担起对外经济政策的责任。根据官方的说法，在那阵混乱中，附在俄国人的十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后面的公文不见了，因此被人们忘记了，直到1946年2月底左右才偶然又被发现。
当这个束之高阁的俄国建议被发现以后，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照会说明情况，并且提出，讨论一笔贷款应该同清算租借帐目和广泛地讨论俄国的对外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