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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斗力量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假如在1941年春季美国没有根据租借法去援助英国，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假如没有美国提供的补给与军火，英国将被迫腾出人力与物资以养活居民，从而削弱作战的力量。在那种情况下，将优先生产出口商品，而军火生产将退居次要地位，这样剩下来可以进行战斗的力量就少了，因而是否能使北大西洋继续通行无阻，并在英吉利海峡肃清入侵之敌，这些都无法肯定。总之，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英国的前景至多也只能是保持岌岌可危的守势。
当然，事实上，甚至在法国沦陷之前，美国便已经在给予英国以大规模的援助了。此后几年中，从大西洋彼岸运交的物资和军援日益增加，直到1944年为发动总攻击的准备工作达到高潮时为止。然而，美国拯救英国的援助是逐渐进行的，罗斯福为了支持盟国而开始采取一些行动时，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因而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及人民忧心忡忡，惟恐美国给予的支援太少，来得太晚，这些因素使两国人士在当时认不清这个事实：美国投入的这番新的冒险事业具有不可改变的性质。在整个的战争紧张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依然保持这样的想法：一旦胜利到来后，形势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战前的格局。许多英国人则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和整个欧洲的模范的传统地位，将在世界上保持下去。但实际上，战后美国却取代了英国在全球所占的地位，这一变化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当困惑，而使大多数英国人感到遗憾。
英美关系的这种演变过程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通过研究战时一系列战略决策是如何制定的，便能看出英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更。1942年，美国的动员尚处于开始阶段，英国可以用来对德作战的武装力量仍然超过美国，那时丘吉尔已经难以说服美国人接受他所提出的进攻北非的战略了。到1943年，美国的军力已超过英国，那时关于进攻意大利是否有利这一问题，丘吉尔同马歇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似乎陷入了僵局，结果是按照丘吉尔的主张解决的，这个决定一方面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赞助，同时也是当时的情势使然，因为巴多里奥已表示愿意投降，并且在天气变坏之前，没有充分时间为进攻诺曼底进行准备。
然而，到1943年11月间，美国主宰英美联盟的地位已成定局。在开罗和德黑兰，以及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在马耳他，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不得不在有争议的关键问题上屈从美国的意见。那时，美国武装部队已大为扩充，远远超过英国的兵力，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太平洋的主要战区，指挥权已转入美国司令官的手中。
对英国领导人来说，两国实力日益悬殊的状况是不易适应的。但由于双方的克制和友好的伙伴关系，新兴的强大的美国力量并不显得咄咄逼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露锋芒。丘吉尔经常充分利用形势，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地投入双方同意采取的任何战斗行动，即使他曾坚决反对过原来的建议。另一方面，美国人也并不完全漠视英国人的论点与告诫。当双方发生争执时，几乎总是有办法达成妥协：美国人对英国人作出某些让步，英国人则迁就美国观点，作出更为重大的让步作为酬答。
在大战期间英美结成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各个人物的性格无疑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处理各种事务上，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打上了各自的标记，而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马歇尔和迪尔、霍普金斯和艾登，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也都是如此。共同的或近乎共同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英美两国在历史上有亲密的渊源，从而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及传统，这些因素在两国结盟中都起了作用，只有英国及其自治领之间的关系才能同这种情况相比拟。
然而，不论这些因素在促进英美合作上起了多大作用，它们却不是使这种合作获得无比成就的根本原因。英美联盟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因为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美国人的意见，并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在争论发展到要影响两国政府日常的行政协作之前，便体面地退让了。诚然，在一切关键性的时刻，都能听到英国人的意见，有时英国的意见修改了美国人的决定，但始终有一个最高权威，它作出的决定是有约束力的。当美国政府的领袖们（主要是总统与参谋长们）说“可行”或“不行”的时候，就得遵命照办，而英国人说类似的话时，总要经过别人审查一下。
这种情况并非由于丘吉尔自愿屈居人下。他只是认识到，倘若他坚持采取不合美国政府胃口的行动，美国人尽管不愿意，却总可以同他公开争吵，然后在经济上施加压力，这是任何人领导的英国政府都受不了的。英国付不起这种昂贵的代价，因此始终不得不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失去美国同情与支持的行动。
斯大林的情况比较起来要独立自主得多。或许，他经不起美国停止供应物资，但在万不得已时他还是经得住这种损失的。因为，他对国内宣传与警察的专横控制意味着，除了用其他办法之外，还可以同希特勒重新达成协议，这条路在整个大战期间始终没有完全堵死。大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便表明，苏联能继续成为一个大国，同联合起来的英美公开对抗。当然，斯大林掌握主权所付出的代价是，他统治的民众为此做苦工，受苦难，他们为了服从布尔什维克国家的需求而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是，虽然俄国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它到底顶住了外界的一切压力，保持了主权以及在国际上行动的自由，这种成就是英国政府无法希望，也无法实现的。
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及1946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
对于大战使海空军力量的优势从欧洲转到大西洋彼岸这一点，在美国也同样需要在心理上作极大的转变才能适应，尽管这种适应或许是人们比较欢迎的。在1946年年底之前，美国人大都不愿承担这种权力所赋予的全部重任。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仍然希望，一项慷慨援助盟国的财政政策足以使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恢复它们在世界上原先的那种地位，或者类似这样的地位，从而使美国本身能摆脱一项棘手的任务，即在大战使得全球都发生争吵与动乱后，不必由美国设法来调解纠纷，平息动乱．在美国，欣然进占了由于英国衰落而造成的真空地带的，主要是海军和空军部门。美国海军希望吞并太平洋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并设法遏制美国政府中的其他部门，不让它们从中阻挠，使这样一项任务不能圆满完成。海军还决定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去，同时保持大战期间在大西洋岛屿上设立的大部分基地。美国空军当局也执行相同的政策，在天涯海角许多地方保持甚至兴建新的机场。这两个军种完全是在摹仿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皇家海军所推行的政策，而且也出于类似的动机。
在美国官方的态度中，其次在美国公众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对英帝国抱着的新看法。大战结束后，这种看法很快便占上风。罗斯福及其朋友们对英国牌以及其他牌号的欧洲殖民主义曾作过严厉的谴责，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认为殖民地的土著民族战后应获得自由。可是不久，中国、印度和别处发生的事态表明，民族解放或以和平方式实现自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不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蹴而就，或是可以由殖民主义国家以放弃权力的简单行动就能实现的。在美国公众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某些复杂性以后，他们便相当普遍地对英国殖民政策抱一种较为审慎和同情的态度。后来，当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共产主义对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重大影响变得明显时，美国官方与公众就逐渐转过来同情欧洲的殖民主义国家。不过这种转变的过程要到1946年以后才完成。
英国的海上力量被美国所超过，这不过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全面改变的一部分。从最广的意义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现自己取代了英国历来占有的地缘政治的地位。北美可以说是欧、亚、非三大洲外边的一个大海岛，正如狭义地来说，不列颠是欧洲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一样。
原来在军事上强大的德法两国的衰落，使陆上力量的中心向东转移到俄国。俄国社会拥有庞大的人力、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以及严密的军事组织，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地大物博，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成了一个任何西欧国家都无法在战场上同它较量的巨人。
由大战引起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很引人注目的。这场战争于1939年爆发时，交战双方都是西欧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国家，而东方的俄国人和西方的美国人都正式保持中立。但是希特勒早已在国内大力加强战备的组织工作，因而使德国的实力大大超过了他的敌手。结果从1939到1940年，他迅速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从此，德国成为遍及全欧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中心，其军事效能远远胜过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同年晚些时候，美国参战，同英俄两国结成大同盟。因此到1941年年底，这场战争不再是过去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交锋，而是洲际实力集团之间的殊死搏斗了。
这种变化在远东并不那么显著。日本的共荣圈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它包括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沿海地区以及岛屿区域。但是各个组成部分的联合受到限制，因为日本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落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工业核心依然同战争开始时一样，那就是日本本土加上满洲与朝鲜北部。日本获得了地盘和某些重要的原料，但它通过征服并未增加多少工业与军事力量。所以，同欧洲的战事相比，日本进行的战争保持了较多的传统格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中意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意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历一场同样的演变。
欧洲国际地位的转变似乎是这次大战突然造成的，但从很现实的意义上来说，1939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剧烈变化，乃是好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把欧洲文明向各个新地区的扩展，尤其是工业体系在美亚两洲边缘地区的崛起，看作欧洲在二十世纪中叶落入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采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扰，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